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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日志

 
 

关于江南的地域指涉  

2018-05-19 13:07:57|  分类: 江南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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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南的地域指涉

       

         摘自《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关于江南的地域指涉问题,常常因不同研究者的论题所需,而随意设定,从无有统一的认识。[1] 但如果回溯至历史时期,了解彼时人们思想、观念中的“江南”,或许对我们的研究如何更加切近那个时代,将会更有帮助。

自唐宋以降,江南因其经济文化上的影响力与国家赋税负担中所占的较大分额,地位越益提高。江南地区中的许多城镇,在生活方式、生产形态、文化追求等方面,对中国其它地区的影响也在加强。苏州、杭州作为“人间天堂”的意象或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古语[2],也不知何时已悄然形成。

至明代开国,奠都南京,太湖边上的苏州、松江与常州三府即属于直隶地区;同时在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将嘉兴、湖州二府从“江南行省”的范围划割至浙江,增益浙江的疆土。[3] 在明代人的意象中,苏州、松江、常州都是“三吴”地区。[4] 与今天讲的“苏南”大致吻合。不过,范围更广的说法,曾有“吴中”一词。据嘉靖年间人们的看法,“吴中”包括了环太湖周边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十分明确。[5] 这个概念,其实是明清两代人们的一般共识。

明代已经将苏、松、常、嘉、湖五府列入了“江南”经常性的表述对象[6],因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已在全国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且备受国家依重。嘉靖年间的嘉兴府海盐县人郑晓,也是以这些地区来论述江南的。[7] 所以后来有人建议,在最为富庶的苏南浙西地区设立专门的行政区,并置督抚专治,称作“江南腹心”。[8] 明清笔记、文集、小说中的江南,一般就是指这一地区。作为国家财赋重地的“江南”,明人意象中最具代表的是“苏、松、嘉、湖等府”。[9] 在归有光(15071571)看来,“江南”就是南直隶的苏、松、常与浙西的杭、嘉、湖六府地区。[10] 所以康熙年间刊行的《吴中开江书》,仍以太湖为中心,包括了传说不一的“三江”地区。[11]

清代学者进一步指出,苏、松、常、镇四府“合于浙西则未有异者”,有很强的统一性。[12] 所谓浙西,当然就是杭、嘉、湖三府。因此也可以认为,杭州、嘉兴、湖州、苏州、松江、常州与镇江七府就是所谓的“江南”。[13] 但仍应指出,清前期所谓的“江南”,在行政上主要指的是今天江苏、安徽两省地区。苏、松、常三个府不过是正式的“江南省”的一部分。而且,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这三个府往往并称,尤以苏松并称为常。清代雍正二年以后,从苏州府新析出的太仓直隶州成为一个与府平级的行政区,由此,“苏松太”形成的新词汇延用至清末。

 

      太湖平原的水系与行政

 

至民国时期,像南京、上海、苏州、无锡、镇江等城市都曾被视为“江南”的范围,是长江下游的一个核心地域,与北方的黄河流域、南方的珠江流域相对。所以“江南”就成了“一个多重性格的流域”,即从经济上看,“江南是一个都市线”;从人文的观点上看,“江南是物质文明最高度的区域”;从政治上看,“江南是现在政治机构的中枢”。[14]

而在当时“江苏水利协会”自办的杂志中,绘有一幅“太湖流域大势图”,地理上就是茅山、天目山系以东、长江以南的三角地带,加上附带地区,完全等同于民国政府与民间时常讨论的“江南水道大势”之地。[15] 这样看来,当时的政府与民间大都认为,江南就是太湖平原地区,与地理学意义上的太湖流域也基本相同。

可是,在《民国江南水利志》的“叙例”中,对所论的“江南”曾有一番剖白,直言这个江南是“对江北而言”,不是苏、皖兼圻之谓:“苏皖兼圻,称曰江南,清代则然,民国则否。”也因为这部书是出自“江南水利局”,以局书名,似乎显得颇为允当。[16] 然而在1928年因上海特别市的成立,上海居然被排除在这个“江南”之外。[17]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国江南水利志》所收的资料中,还包括了浙西杭、嘉、湖三地的内容,多少与其定义的“江南”有所出入。

总之,从民间惯习的角度讲,“江南”仍然不过是太湖平原地区而已。[18] 民国年间,梁方仲在研究近代田赋时,就已明确地指出:“东南田赋之重”一语,在明人集子或奏疏中常常见到;所谓“东南”,有时或称“江南”,亦称“两浙”,其实只是指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而言。[19]



[1] 有关江南地区的历史变革及国内外的一些主流观点,可参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2] []罗懋登:《西洋记》卷一·第二回《补陀山龙王献宝、涌金门古佛投胎》万历二十五年刊本。

[3] 冯贤亮:《明清中国地方政府的疆界管理——以苏南、浙西地域社会的讨论为中心》,《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2108页。

[4] []伍余福:《三吴水利论》,嘉靖吴郡袁氏嘉趣堂刻《金声玉振集》本。

[5] []不著撰者:《吴中水利通志》,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年锡山安国铜活字本。

[6] 赋税征收问题的讨论往往将此五府并称。参[]查继佐:《罪惟录》“志”部卷十四《漕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69页。

[7] []郑晓:《今言》卷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9页。

[8] []卢泾才:《上史大司马东南权议四策》,载[]冯梦龙编撰:《甲申纪事》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

[9] []天然痴叟:《石点头》第三卷《王本立天涯求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

[10]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八《寄王太守书》,上海涵芬楼影印常熟刊本。

[11] 详参[]顾士琏等辑:《吴中开江书(三种)》(康熙七年刻本),特别是其中《娄江志》卷下所收的明代万历年间王在晋撰《娄江诸水利说》篇。

[12]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九《浙西分地录》,上海涵芬楼影印姚江借树山房刊本。

[13] []东鲁古狂生:《醉醒石》第八回“假虎威古玩流殃、奋鹰击书生仗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14] 刘翔:《江南社会的解剖与再造》,《新运月刊》1936年第34期,第51页。

[15] 详参无锡人胡雨人编的《江浙水利联合会审查员对于太湖局水利工程计划大纲实地调查报告书函》(民国间铅印本)所附“江南水道大势图”及其相关图注。

[16] 沈佺编:《民国江南水利志》卷首《叙例》,民国十一年木活字刊本。

[17] 太湖流域水利委员会编:《太湖流域水利季刊》第四卷第四期《太湖流域民国二十年洪水测验调查专刊》,民国二十年十月。

[18] 或者如万志英所概括的太湖盆地,在地理上、文化上都是具有整体性,地域上包括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以及杭州、镇江的部分地区。参[]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太湖盆地民间宗教的社会学研究》,收入李伯重、周生春主编:《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960-1850)》,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8-289页。

[19] 梁方仲:《近代田赋中的一种奇异制度及其原因》(1935年),收入《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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