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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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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嘉定的地域環境與竹刻中心的形成  

2017-12-07 08:46:03|  分类: 江南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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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嘉定的地域環境與竹刻中心的形成


《江南大学学报》20133月第2


明清嘉定的地域環境與竹刻中心的形成 - 江南 - 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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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竹刻的兴起与发展

 

虽然竹刻作为一门民间艺术,历史上很早就有,但其盛行,当在明代中后期。根据文献记载,嘉定就是当时一个重要的竹刻中心。[1] 当地竹刻的创造者,被雅称为“竹人”,其杰出群体由乾隆时期的嘉定人金元钰之《竹人录》收入,而流芳后世。[2] 所以,清代康、乾时期的常熟人王应奎就说过,“嘉定竹器为他处所无”的原因,在于“他处虽有工巧,莫能尽其传也”。[3] 竹人们对于竹刻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显然是嘉定竹刻成为明清时期中国民间工艺重要代表的原因所在。

在嘉定地方的特色土产中,竹子一类就有很多种,包括慈孝竹、护据竹、淡竹、紫竹、斑竹、石竹、水竹、山竹、燕竹、筀竹、凤尾竹、王侯竹、黄金嵌碧玉、碧玉嵌黄金、观音竹、黄姑竹等。[4] 当中的多数,都可以成为竹刻的原材料。晚明以来的文人们,颇雅尚闲趣、文房用品等物,像茶器中的箬笼、竹篮、竹箱等[5],插香的香筒,湘竹、毛竹为主材的笔筒,以白竹、棕竹等为骨架的竹扇等[6],就很受欢迎。浙江秀水人沈德符(15781642)就说苏州一带制作的折扇,以紫檀、象牙、乌木作扇骨的,都为视为“俗制”;只有用棕竹、毛竹为之的,则堪称“怀袖雅物”。沈德符还指出,当时是轻扇面而重扇骨,“惟骨为时所尚”,名手所制的,一柄价格从一两至三两不等。[7] 折扇的这一雅、俗之分,说明了时人对于竹扇的爱好程度。

从明朝的正德、嘉靖年间开始,有一二个雕刻家因兴趣所至,开始将竹雕刻成书枕笔筒之属,以充文房用品,当时也无所谓刻竹工业。一般说来,这一二个雕刻家,就是以嘉定人朱鹤(号松邻)为始[8],以刀为笔、以竹当纸,将雕镂玉石之技与书画之法汇于刻竹工艺。其子朱缨(号小松),也是书画全能,师承家法,刻古仙佛像于竹,据说可与唐代吴道子的画相媲美。朱缨的季子朱稚征(号三松),更是精乎其技,善画远山淡石,丛竹枯木,尤长画驴。他以画手行,刀法朴老可爱,影响后来者更以工细争胜。《竹人录》赞为“刻竹名家,至三松而技臻极妙”。朱氏祖孙三人并称“嘉中三朱”或“竹三松”。[9] 三人都是读书识、操履完洁,而且“以雕刻为游戏者”。[10] 嘉定竹刻的局面就此打开,刻竹为业者日众,有清人所谓的“争相摹拟,资给衣馔,遂与物产并着”之说。[11] 直到明末,继承“三朱”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侯崤曾、秦一爵、朱幼芳、王永芒。[12]

在当时的江南,竹刻工艺的发展已形成了两大派:一是金陵派,以濮仲谦为代表;二是嘉定派,就是朱松邻这一派了。张岱曾说濮仲谦:[13]

 

古貌古心,粥粥若无能者,然其技艺之巧,夺天工焉。其竹器,一帚一刷,竹寸耳,勾勒数刀,价以两计。然其所以自喜者,又必用竹之盘根错节,以不事刀斧为奇,则是经其手略刮磨之,而遂得重价,真不可解也。仲谦名噪甚,得其款,物辄腾贵。

 

濮氏这一派风格,和同属“金陵派”的李耀并称,不事精雕细琢,“只略施刀凿以见自然之趣”,显然与朱氏的穷极工巧之风,是很不相同的。[14] 无锡人钱泳(1759-1844)曾比较说“竹刻,嘉定人最精”[15],也应符合事实。

在“嘉定三朱”之后,嘉定竹刻名家亦代有其人,“形成专门艺术”,即在雕法上有三派:一是以深刻作浮雕或圆雕的朱氏刻法;二是以浅刻或略施刀凿即使成器的濮氏刻法;三是以留青为阳文花纹的张氏刻法。至于竹刻品,从初时的崇尚簪钗等服饰,渐为几案间的陈设用品所取代,品类更见繁备。[16] 此后的嘉定竹刻,更称盛极一时,那些精美的竹雕,大多成为文人们喜爱的斋头清玩,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竹刻品的雅化。

整个清代,嘉定县城已成为竹刻工艺的一大中心。康熙年间,文人与鉴古家爱其所刻花鸟、人物、山水、草虫之精致,出重价以收求,于是嘉定之刻竹人,群起出其制品以应,从而促成了嘉定竹刻之工业。他们与晚明刻竹名家一样,大都精于书画,并依循应物造型、随类赋色的艺术思想,将诗、书、画、刀融为一炉,使大多数作品达到了所谓极物之体、尽物之神、得物之趣的境地,技法上日趋新颖而多样。[17] 倘以清初至乾隆朝而言,嘉定的竹刻大家富于技法创新而又启迪于后世的,有吴之璠、封锡禄、周颢、潘西凤四人。[18]

就擅长竹根圆雕的封锡爵、封锡禄、封锡璋三兄弟而言,时称“三鼎足”。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锡禄与锡璋被召入宫,“一时名流咸题咏,以志其遇”。其中封锡禄“天资敏妙,奇巧绝伦”,号称“竹刻王”,宫廷生活使其十分紧张,得了“狂阗”之症,被允准回乡休养,不久病逝故里。锡禄的三个儿子也擅长刻竹,其中一个叫封始岐的,后来曾受到乾隆的赏识,在宫中地位日高。[19]

而从雍正朝至乾隆朝另一位十分杰出的竹刻名家施天章,是封锡禄的弟子,本来就是一个善画者,但“以竹刻名,巧若神助”,受到两朝帝王的重视。[20]

早年师法“嘉定三朱”的吴之璠,也称吴鲁珍,其竹刻署名“槎溪吴鲁珍”,多次被传入宫,大获乾隆的喜爱。乾隆曾作诗道:“刻竹由来称鲁珍,藏锋写像传有神。技哉刀笔精神可,于吏吾当斥此人。”据说朝野因此而形成“吴之璠热”。[21] 他的竹刻品,十分精细,“得神得景,识者谓‘能变化前人’,争相宝重”。[22]

在乾隆时代,嘉定刻竹者,即有自幼从师学艺、毕身研究,而竹刻工艺以此大进,名亦以噪。嘉定竹刻流派纷呈。或以工细见长,或以秀媚清雅为主,或以生动传神著称,风格各异,且各有所长,见之于史籍的著名刻竹家,不下五十余人。清人金元钰的《竹人录》与民国褚德彝的《竹人续录》,就保留了嘉定竹刻史上的代表人群。明代留传下来的朱氏竹刻品,据说“与古铜玉、宋磁诸器并重”,而被入贡宫廷内府。[23]

而华北、华南之慕嘉定竹刻的,更是争相来购,于是嘉定城内就有了开设专营竹刻的店铺,后来营业发达,城内这样的店铺竟达十余家。道光之后,嘉定竹刻渐趋衰落,名家稀少。[24] 虽然从业者甚多,但与前人竹刻工艺相比已有“霄壤之分”。[25] 其间著名的,则以时家后裔为最。时以成、时大经父子,刻阴阳文山水,遵前人规矩,清劲洒脱。时大经长于刻花果、酒杯之类。所制插屏、联对、珠盒、翎筒、图章、盛盘、奁具,工巧精雅独具一格。所创贴黄(将竹黄翻贴在竹器之外)为前人所未及。光绪年间,张之洞将嘉定竹刻贡入宫廷,深获喜爱,遂将嘉定刻工三人,召入宫中,从事刻竹之艺。同时,海禁已开,外国人深入中国内地,有人觅购嘉定精致竹刻,带出外洋,可是当时为数还不是太多,所以并未成为海外商货之大宗。[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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