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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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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江南:巡檢與保甲控制  

2015-05-07 23:14:21|  分类: 江南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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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贤亮: 晚清江南:巡檢與保甲控制

节选自《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在平滅同治十年春天的這起匪亂中,長興縣四安鎮的巡檢司,顯然起了重要的作用。可是,這個原來設于四安鎮順興橋西的巡檢司衙署,在咸豐十年太平天國戰亂期間,就徹底被毀圮了。同治五年十月,江蘇元和人、監生黃複初到這裏任巡檢的時候,衙署僦居於鄉征公署。直到光緒五年九月他卒於官,這個官衙仍相當簡陋。[2]

然而這個地方的重要性,從來未被忽視。據說,這個四安小鎮過去建有城池,設四座城門。小鎮的得名是因這裏四方平廣,也有說是用以保障吳興、宜興、故障、廣德四處而名。清代在這裏一直設有巡檢司。[3] 而四安巡檢司原來只管轄長興縣的方山區與謝公區,同治十年的時候增加了荊泉區。後來當地人這樣論道:“湖州府屬毗連蘇、皖,向為私梟槍匪出沒之區。湖州之毗連蘇、皖莫長興若,長興之毗連蘇、皖莫四安若,通衢四出,其墾荒者,豫人為一類,楚人為一類,溫台淮揚人又各為一類,土客雜處,夙名難治。”這段話兼顧了當地的環境與太平天國戰亂後的社會形勢,頗有代表性。[4] 由於政府提倡墾荒,四安鎮的外來客民居然占了當地總人口的十分之七、八,人口管理變得十分複雜,當然被政府列入了重點治理的範圍。[5] 宗源瀚到任湖州知府後,給長興知縣趙定邦寫信,也指出了該地“盜賊橫行”的嚴重問題。[6]

在這樣政府高度關注地方秩序的情勢下,四安巡檢黃複初首先從外來打工人員的反亂傳言中,就能敏感地作出反應,並為事件的快速解決創造了條件,是並不偶然的。加上地方駐軍也有防營在四安鎮上,特別是在同治六年五月換防以後的楚軍右營[7],為加強地方彈壓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廣、建土匪事平後,宗源瀚還在孝豐縣的泗安營增加一哨兵丁,作為分防鎮壓,加強城鄉控制。[8]

後來,光緒五年接任四安鎮巡檢的華亭人朱鎮,為鞏固治安,在光緒十九年向鄉村地區頒佈了明白易曉的《六言示錄》十六條,其中兩條專講盜匪與會匪,另有兩條專說城鄉防衛的,不防移錄如下:[9]

 

一示盜患:

各鄉五方聚處,向稱盜患眾多。奉憲查辦嚴密,往來緝拿如梭。

律定首從皆斬,而今執法不阿。趁早改惡從善,轉念只一刹那。

有案終須破案,幾同地網天羅。本廳開誠佈告,雖貧莫作強徒。

一示會匪:

哥老會匪到處,隱圖謆惑人家。太雄天下名目,無非捏造空花。

奉憲從嚴查辦,難逃地角天涯。票布有則速毀,及早歸正去邪。

本廳修關責任,歷經雪夜擒拿。或尚執迷不悟,其罹法網誰賒。

^…………………………………………………………………………………………………………………………………………………………………………………………………………………………………………………………………………………………………………………………………………………………………………………………………………………………………………………………………………………………………………………………………………………………………………………………………………

 

這些條款都是對鄉村百姓的要求,當然也屬巡檢司的治安職任所在。

正因有了這樣散處鄉村市鎮的縣丞、主簿、典史、巡檢等的駐防[10],以及相關地方駐軍的配合,地方社會的調控與治安情況,方能更好地為官府所掌握。一旦發生異常情況,也能比較順利地施行應對措施。

另一方面,城鄉地區長期推行的保甲制度,於治安方面的功用,在官方的行政實踐中,其實一直未被輕視,常被認為是“弭盜良規”[11],儘管保甲並不能在所有情形下產生積極的效果,但至少在鄉村保持著一種威懾作用,也有助於減少發生混亂失序的機會。[12]

在外來客民或棚民聚居的湖州山鄉等地,保甲體系被很好地建立起來。像土著居民中的甲長、牌長一樣,棚民之中有棚頭、棚長。每戶合法的棚民都要編冊(門牌),並須領有腰牌。[13] 就門牌制度而言,它是清代律法和行政實踐中的重要內容。地方官員每年都會向城鄉每戶民眾簽發門牌[14],甲長也有責任及時在門牌登錄中反映民戶的變動情況,從而保證保甲記錄的不斷更新,更正後的保甲簿一份由甲長保管外,另備一份交由州縣官保存。[15]

    在湖州地區,宗源瀚發佈有十六條查辦客民保甲的章程,具體包括“選棚頭、棚長以杜濫充”、“取互保以嚴連坐”、“造冊給牌以便稽查”、“收器械以防後患”、“禁賭場以清盜源”、“報遷徙以符牌冊”等等。[16]

從實際情況來看,太平天國後,保甲的重要性仍然受到了官方高度的關注,並成為清理地方人口與盜匪問題的一大依賴,並不像有學者所言的,比乾隆至道光期間朝廷權威沒有遭到重大損害時的情況要差。[17]

當然,地方政府應對盜匪問題的措施還有不少。像光緒十八年間任長興知縣的尹麗樞,將過去弭盜規章中講的“聞警鳴鑼”予以徹底施行,親自捐錢置買竹梆,挨村分發給鄉村百姓,堪稱代表。尹麗樞另立有章程四條,就是要求民眾充分利用竹梆鳴警,聯合防盜與捕盜,並輔有相應的獎懲措施。詳細如下:[18]

 

一、各鄉大村公議耆民二人,立為村長,小村立村長一人,每十戶立牌長一人,不及十戶者就近聯絡一二村,立牌長一人;除力能置鑼之戶聞警鳴鑼外,每戶計丁制梆,約長三尺餘,堅木作杆,安放床頭,遇有盜劫,無論老弱男婦,隨手猛擊;一家擊梆,家家應之,一村擊梆,村村應之;霎時梆鑼齊鳴,聲達遐邇,盜匪雖凶,未有不倉皇而遁者;

一、盜匪入村,梆鑼齊鳴,附近村莊如有力能捕盜,即約伴持械馳捕,或在要路攔截,或乘逃尾追;每獲首盜一名,賞洋五十元,從犯每名減半,如系情重盜犯,酌量加賞,被拒受傷,另給醫資;但所獲須外來面生或明火持仗、塗面掛須,方是真盜;其因事爭競,聚眾搶奪者,律例別有治罪專條,不得概目為盜;

一、遇盜擊梆,出鄰佑,達合村,由一村達鄰村,即古“守望相助”之義;倘有抗不制梆,並聞聲不為應擊,則是幸災樂禍,責成村長、牌長會同地保稟究;其偶然熟睡,非有意者,由村長查明,視其貧富,從輕議罰;如實在無力者,罰制竹梆若干,留備丁多家領用,仍將議罰緣由報縣備考;

一、各村土客雜處者,客戶亦歸村長、牌長約束制梆,同心禦盜;凡雇用工人,隻身無屬,來歷不明,概不准雇,如違,由村長、牌長稟縣勒逐,仍罰雇主錢十千,留作村人捕盜受傷醫資;至梆鑼專為捕盜而設,不准因私忿而用,倘有執捕盜器械私鬥,重則責成村長、牌長送究,輕則由村長等公議罰錢二三千,留作獲盜花紅,仍報縣備查。

 

經歷太平天國戰爭後,政府面臨的社會問題,大多與戰後客民的大增有關。除了墾荒與客民直接相關外,政府認為客民聚居區是盜匪容易隱匿的所在,而保甲制度對此是最好的日常控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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