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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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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贤亮: 明清江南的“蠹吏”  

2014-04-25 14:27:40|  分类: 江南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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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的“蠹吏”

 

冯贤亮

《学术月刊》2014年第3期

 

 

 

一、引言

 

胥吏是传统中国地方行政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群体,他们对于地方社会与王朝统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与作用。不过,由于胥吏的出身低微而且长期以本籍身份承担本地行政工作,多被流动性极强的州县官员们视为一种可怕的力量。州县衙门中数量最多的胥吏群体[1],直接面向的是地方社会中的各类人群,可以说,他们在州县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与其腐败堕落是同时并存的。

州县官尽管对他们在心理上多存鄙视之意,但是在行政实践生活中须臾不可离。这是一种颇为矛盾的状态。同时,由于这个阶层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所谓“蠹吏”[2],几乎败坏了整个胥吏群体的形像,特别到明清时期,地方上罕有正面的评价。

因为职业卑贱及其低下的法律地位,衙门胥吏虽常受士绅及百姓的歧视,有的家族甚至规定其成员有充任衙役者将被革除族籍[3],可是吏役自始就多从市民中择取,其出身市井,见多识广,远较乡民“智巧”,依恃衙门,为恶亦甚。[4] 曾任刑部侍郎的阮葵生(1727-1789),从比较宏观的视野论述了这个群体的重要面貌:“宋、元、明以来治天下者,官治之实皆吏治之耳。……自儒吏分为两途,而文无害者遂与铃驺儓隶之徒同为衣冠所不齿,为吏者亦遂甘心于顽钝无耻,惟日以舞文黩货为事。在一邑则蠹一邑,在一省则蠹一省,在一部则蠹天下。而且子孙盘固,世代相承,虽有精明刻核之官,其如此老奸巨猾之吏何哉?”[5] “子孙盘固,世代相承”,使胥吏们的任职时间往往很长。例如书吏的服务期限仅为五年,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期限届满之后,仍常以改名换姓的手段保留其职位。[6] 这些当然是造成地方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明清人也注意到,这些“吏”在衙门行政工作中常常具有更大的主导性,影响着州县官员施政。像绍兴人王立人,长期为刑名、钱谷师爷,属于“吏”一类,但据清人的描述,其地位、权势远比很多官员为高,他佐幕时裁定的事,“当局者不敢参一词”。[7] 常州阳湖人恽世临(1817-1871)曾亲闻胥吏的一段话,也颇令人吃惊:“凡属事者如客,部署如车,我辈如御,司堂官如骡,鞭之左右而已。”[8] 这是衙门行政被胥吏们垄断的极端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应当是存在的。木渎镇人冯桂芬(1809-1874)就认为:“后世流品莫贱于吏,至今日而等于奴隶矣。……今日州县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也。”[9] 吏胥的话似乎比州县正印官员的更具有权威性。而李伯元所描述的吏胥生活,则是从另一个层面说明吏胥群体如何得益于衙门这个“利薮”,开发生财的捷径:“衙门里的人,一个个是饿虎饥鹰,不叫他们敲诈百姓,敲诈那个呢?……至于这些书办衙役,他们有个口号,叫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经了他们的手,没有一个放过的。唉,朝廷为着百姓,立了座衙门,谁知倒开了他们生财的捷径。”[10]

因此对于明清州县官员而言,日常行政工作中最为烦难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排除那些由胥吏群体营造的种种行政弊端,及其影响下地方社会生活中的不良风气。弘治年间,嘉兴知县洪范振肃县政的故事,则说明了“锄强扶弱,廉静寡欲”的官员,在地方相关行政中的智慧。其主要策略,就是精简行政人员,提高工作效率,严肃惩戒措施,结果“人人称允”。[11]

衙门中既然仿照朝廷六部格局,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就必然有六房书吏的配置,“刑名掌在刑书,钱谷掌在户书”,统领他们工作的是州县官,结果却如俗谚所云“清官难逃滑吏手”,被群吏所利用甚至左右[12],这就很值得各级官员们反思,并多方研求其应对之策。明清时期大量府州县官吏及幕僚们的从政心得体会中,对于如何防范、驾驭这一群体,甚至以何种智慧的方式,充分发挥他们的正面作用以使州县行政工作得以有效展开、平稳维续,有着很多集中的讨论与建议。[13] 然而,那些需要接受一些非正式来源的经费或者从事陋规活动(收受属下的银钱礼物,或者呈递给上司的定期性礼仪)的官员,可能在州县官府而言有时也是必须的,却都需要依赖书吏及衙役的支持,这无疑会弱化州县官员对于属下的控制。[14]

“蠹吏”的广泛存在、形像的恶化以及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危害程度[15],又全视乎民间社会特别是官绅们的反映。故本文的论述,不再以制度史为主,而将以明清时期全国的财赋重地江南为中心[16],通过地方官员、文人绅士的记述和评判,对州县行政中的胥吏之弊病、“蠹吏”的群体形像及其社会影响等具体问题,作一初步的考察。

 

二、衙门之弊与吏役关系

 

一般而言,当官者“谁不欲革弊”,但衙门之弊常常牢不可破,在于不能革弊穷源,是那些积年光棍、士夫子弟、家人亲戚、卫所刁军、屡犯刁徒,“不论本州外县,盘据衙门,瞒官作弊”,即使是老成有经验的官员“未必即知”,倘真要被革去,“又私住衙门,彼老奸巨滑,合众人之奸慧,以愚一人,亦何所不至”,所谓坏事殃民都由于此。官员在任时对此就应该清查,甚至发出布告公示:[17]

 

一积年书手皂快,不许久恋衙门;

一士夫家人亲族,卫所军余,不许入衙门;

一曾问徒罪以上,或未犯罪曾经革退,有曾经犯罪未曾革退者,俱不许复入衙门;

一身家有过及重刑子弟,俱不许混入衙门;

一惯讼恃刁有历年卷案者,不许混入衙门;

一别州县棍徒有曾经彼处犯事问革者,不许混入衙门。

 

告示中所列的这些人员,确实均不宜在衙门中当差任职,否则弊端无穷。而衙门中最诱人的位置,是在户房(粮房),那些“市井奸民”凡是长于书算、巧于侵剋、工于蒙蔽的,“必谋入粮房,赤手而入,不数年间,必满橐而出”。[18]

朱国祯(1558-1632)早已指出,在衙门各房中,“惟书算一涂,最为弊薮”:“各县户房窟穴不可问,或增派,或侵匿,或挪移,国课民膏,暗损靡有纪极。甚者,把持官长,代送苞苴,吏不过拱手听其指挥,饮余滴即万幸,顿首期满出门。而此辈积数十年,互相首尾,互相授受,根株牵连,吏、礼、兵三部尤甚。”朱国祯特别指出,在他的生活时代,户房书算之弊礼部已少,而户、工两部特甚。[19] 所以官方整顿最多的也在户房,原因就在户房“钱谷丛焉,则雀鼠托焉”。[20]

李乐据其在家乡嘉兴与湖州二府交界的青镇地方的亲历,认为民间的大三害中,除了僧尼道士之害,另二害都与州县行政直接相关。他说:“衙门吏胥原有定额,今郡邑吏想如故,胥较前增十倍不止。朝穿青衣而入,暮各持金而回。胥之外又有白役、防夫、快手人等,亦增十倍。居官者利其白役无工食,宴然差遣之,竟不知食民膏髓,为可痛惜,一大害也。”他接着指出:“十年一造黄册,一推一收,一县细莫不知费银若干,不过将旧册略略增损□过一番,纒勒里长各名出银若干,其佥光书手者,甚至破家。目下而上,所费已不赀矣。慎天下一度黄册之费,可以富国强兵,而有司全不知惜,播利损民,二大害也。”[21]

众多的吏胥对民间日常的各种侵害,以及利用国家攒造黄册的机会,对民间进行新一轮的盘剥,都是一般州县行政工作中都难以真正祛除的大问题。类似的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万历时期曾任嘉定县知县的李资坤撰写的《申议六事》,其第二事即为“公审编以均徭役”。李氏讲道:“本县每年坐派银差……力差……应审里甲户内人丁并官民田荡为捋尖册,第其上下而审编之。其法颇善。节年审编之弊,本县全凭粮长捋尖,粮长串书手作弊,其弊有四:曰受贿,曰畏势,曰于亲,曰有仇。或以户产大而家道殷实者捋之于后,或以户产小而家道贫难者捋之于前;或以户产虽小而家道殷实者捋之于后;或丁本见在而报为逃亡,或丁本逃亡而报为见在;或田本见熟而报为坍荒,或田本坍荒而报为见熟。此粮长书手之同弊也。”[22]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按照《明史》的说法,明代职役编派分作里甲正役(以户计)、均徭(以丁计)、杂泛或杂役(不定期的佥派)三大类,可以力役或以银雇役的方式解决。在役民方面,除里甲正办外,还有粮长、解户、马船头、馆夫、祗候、弓兵、皁隶、门禁、厨斗等常役,以及斫薪、抬柴、修河、修仓、运料、接递、站铺、插浅夫之类因事编佥、岁有增益的名目。嘉靖、隆庆以后因推行一条鞭法,使均徭、里甲与两税合并,“小民得无扰,而事亦易集”,但是粮长、里长“名罢实存,诸役卒至,复佥农氓”,并不彻底,仍如崇祯三年河南巡抚范景文所言民间最大的苦患仍在差役。[23]

梁方仲认为,在一条鞭法施行后,银、力两差均按各户内丁田两项摊派,所以粮长必须参加编造徭役册(捋尖册)的工作。审编徭役的标准,本是根据“户产”与“家道”(以田为主,结合全家人口数目),斟酌全县情形,再订各户等则之上下。而粮长串通书手,舞弊多端。[24]

既然地方历年的差、粮编审要依赖粮长,而粮长串通书手的作弊有四大要因,即受贿、畏势、于亲与有仇,那么这些问题就得首先从粮长身上纠正,否则地方粮役的舞弊行为将会一直蔓延下去。

归有光就说,粮长的侵欺不能不问,但首先在于如何核实侵欺,况且自粮长以下,所开小户逋欠之数极多,欲人人到官问责,困难自多。[25] 既不能扰民,又要很好地解决粮长问题,需要州县官的智慧。

万历三十四年(1606),常熟知县耿橘的开荒申文讲道:“公正者,粮长之别名,一区之领户也。前官查理坍荒,及催征钱粮,率用此辈。此辈亦稔熟土性民情,况且保惜身家,每规画调度,小民视以为从违,故开荒之事,非责成此辈不可。合无将各区荒田,以十分为率,分别难易,着该管公正分投督开,或以身先,或借工本,或多方招徕,每年限田若干,务在开完,三年之后,必于无荒。凡告认、告垦、告讨牛种之真赝,与夫开垦之虚实,及秋后还仓等事,一一委之。”[26]

耿橘从开荒的角度出发,强调了“公正”粮长的重要意义。而那些不属此列的粮长们要作弊谋利,还得依赖衙门中的胥吏。地方上承办的“南粮”兑米工作,都安排有解户来负责。但乡间本分的百姓每每不乐为之,富厚人家又多设计买免,出头承担此役的就多是那些积棍无赖之徒了。其间的弊端,如大斗倍收,解运过程任意花费,串通船户嫖饮,甚至任米船漂没而须重派里甲等等,都要由官府予以认真解决。[27]

尽管衙门中公差的需索“天下皆然”,但吴江知县刘时俊认为此弊“吴中为最”。[28] 苏州人黄省曾(1490-1546)讲过,当地“隶人之害为尤甚。一人之正,十人之副,与吏胥夤缘为奸。”[29] 这样的情形是十分可怕的。

在常熟地方,衙役被视为“衙蠹”,而“衙蠹之横”令人惊叹,他们盘踞衙门之中,横行乡里,总计皂隶、快手、健步、民壮、马快四类即有200名。每名4人朋充,号称“正身”,每正身有一个副手,号称“帮手”,每个帮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叫“伙计”,这样总计,居然有万余人。[30] 江南很多地方出现的“打降”恶俗,在城镇乡村随处可见,“藉拳棍为生涯,视良善如几肉”。康熙年间巡抚江宁等地的余国柱就说,之所以如此横行无忌的原因,恐怕与“连衙蠹为腹心”,以为“护身之符”有莫大关系。[31]

万历四十六年举人、嘉兴人沈德符(1578-1642)举了一位高级“吏员”的事例,来说明这个群体的可怕。他说有一个嘉兴府同知,虽长相较丑,但“才智四出”,“能持人短长,郡长邑令,稍不加礼,即暴其阴事相讦,人畏之如蛇蝎。”[32]

顾炎武进一步指出,“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在一个州县中,吏胥依赖官府为生的数量惊人,所谓“恃讼烦刑苛,则得以吓射人钱”,常常是“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总要造出些事端,否则他们如何赖以谋生。[33] 自明末以来,衙门蠹吏开始也是“仰乡绅之鼻息,伺官长之喜怒”,不敢肆意妄为,可是后来无论城乡、无论贵贱,乡绅们倒要仰衙役之鼻息,“官府因之为喜怒”,就令人震惊了。[34]

 

三、吏役的贪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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