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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日志

 
 

明代杭州府的风气  

2013-01-09 23:35:50|  分类: 江南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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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气转移

 

载冯贤亮:《明代杭州的社会与人生》,编委会编:《明代杭州研究论丛》上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1月

 

 

经济生活的广泛扩展,不仅使人们的生活追求出现了更多的需要,而且在无形之中,使民间风习中的许多固有传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譬如,以历来讲求传统礼仪的婚丧嫁娶,民间长期稳定的风俗习惯,都开始慢慢发生了转变。

《古今图书集成》里面专门总结了杭州地区在这方面的大变化:“杭民半多商贾,耳目侈声色之好,口腹恣刍豢之味,峻宇雕墙,履丝曳缟,冠婚丧祭,宴饮酬酢,无不踵事增华,虽素封之家,不出数年立见萧索,总由屋多田少、根本不固所致也。”商贾“屋多田少”一语,也反映了其不愿多买田的事实。[1]

在婚姻中,最违碍礼仪的,当属杭州地区流行的“荒亲”礼。明人郎瑛曾这样评述道:[2]

 

吾杭有荒亲之礼,询之四方皆同。盖以父母死不得成亲,而于垂死之日即讲亲迎之礼,有至亲没而禁家人举哀以为之者。[予以此必胡元之俗流至于今,]夫父母之死,人子不欲生之时也,而且停哀忍痛以讲此欢乐之事,此岂有人心者哉!作俑者不特肆诸市朝矣。

 

相传此俗始于宋代,但极罕见,到明代中后期才流行起来,不仅一般平民,即便士大夫家也多有此举,所以明代杭州地方官绅在编地方志时,特地予以记载:“愚民无知,或不足责,奈何诗礼之家亦复如是?[3] 明末文坛宗师钱谦益曾忆及钱塘江家曾行荒亲之礼,而江家即为诗礼之家。[4] 这些都说明,杭州地区独特的风习,与时代的变迁颇有关联。

日常生活,民间信仰及其四时迎神赛会,向来是传统中国人生活中须臾不能离的活动。在杭州地区,更堪称代表。田汝成记载了杭州一带的情况,说“杭人最信五通神,亦曰五圣,姓氏源委,俱无可考,但传其神好矮屋,高广不逾三四尺,而五神共处之,或配以五妇。凡委巷若空园及大树下,多建祀之,而西泠桥尤盛。”[5] 他对杭州人家利用信仰活动之际尽情游玩的现象也有所记述。譬如:[6]

 

(二月)十九日,上天竺建观音会,倾城士女皆往。其时,马塍园丁,竞以名花荷担叫鬻,音中律吕。……三月三日,俗传为北极佑圣真君生辰。佑圣观中,修崇醮事,士女拈香,亦有就家启醮,酌水献花者。是日,观中有雀竿之戏。其法,树长竿于庭,高可三丈,一人攀缘而上,舞蹈其颠,盘旋上下,有鹞子翻身、金鸡独立、钟馗抹额、玉兔捣药之类,变态多方。观者目瞪神惊,汗流浃背,而为此技者,如蝶拍鸦翻,蘧蘧然自若也。是日,男女皆戴荠花,谚云:“三春戴荠花,桃李羞繁华。”

 

张岱的回忆与田汝成相仿,但他强调了杭州经常利用追荐亡灵的机会,在水上放灯,以便游湖看月。他的描述更为细腻:[7]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其一,楼船箫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环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嚣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队争出,多犒门军酒钱。轿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赶入胜会。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

 

成化、弘治时,杭州地区祀神赛会达到了一个昌盛的时期,也能反映整个江南的一般情况。当时每逢迎神时代,富家子弟都出钱凑会,“妆饰各样台阁及诸社伙,备极华丽”,并且“次第排列,导以鼓乐,绕衢迎展”,“倾城内外,居民闻风往观”;“如此者二年,掀动他境子弟,转相效尤。”[8] 对这样的生活,明人田汝成曾有评论:“外方人嘲杭人,则曰杭州风,盖杭俗浮诞,轻誉而苟毁,道听途说,无复裁量。如某所有异物,某家有怪事,某人有丑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身质其疑,皎若目睹,譬之风焉,起无头而过无影,不可踪迹。故谚云:‘杭州风,会撮空,好和歹,立一宗。’”[9]

明代万历年间,当地人重辑地方志书,采择了一些有关杭州社会的评论,多有正面之语。譬如,万历朝以前的杭州地方志中曾说“仕者咸以清慎相饰励,多无旧园宅第”,意思是说,杭州虽是华美富丽之区,惟独仕者生活克勤克俭,居所终老不增尺寸,就是官居一品的也是如此。再如,“士夫居乡者,往往以名节自励”。这是田汝成在《西湖志》中的话,说是士人大多以清节自重。这些都是万历以前的故事,万历时期的杭州,已非这样的景象。时人的社会评议曾说:“近世法禁,自仓库小官至州县丞佐,稍越绳墨,省部得以询察而废置焉。”但是,这过不是“不问豺狼而问狐狸”的做法,士大夫居乡的,大多是“高爵厚禄,身占朝籍,抗礼公府,风雷由其片言,或垄断罔利,莫之敢争。煦之则生,嘘之则枯。侵官寝讼,纳贿千金,少亦足抵数吏之入。剥众肥家,岂其微哉?”当官更是害怕,徇情枉法,省部台臣都养成了贪横之风,虽然“望日降”,但“位日进”,“嘱托日益行,而肥家之术益广矣。”[10]

民间风俗大多尚奢靡。所谓“民间首饰、衣裤、器用、文轴榱题多用金箔涂画,岁糜不赀。”[11] 对此,在时人也有讥讽。金木散人《鼓掌绝尘》中以小说家言这样讲道:“我这杭州人,其实奸狡,家中没一粒米下锅的,偏生挺着胸脯,会得装模作样,那里晓得扯的都是空头门面”。[12] 说得正是当时整个社会竭力趋尚奢靡生活的景象。这种风习,还影响到士人进学。明人说杭州地方“童子入乡塾,略记传注,多不精熟;士人攻举业者,记时文而略体认,仕进崇势利而羞贱贫。”[13] 反映颇为深刻。

社会生活中,差距也在急剧加大,“耕夫织妇,终岁勤动,家徒四壁而曾不宿饱,富者益饶,贫者益瘠”。在富阳县,“虽濒江,不事鱼盐,惟习耕织,士知礼让”,然而仍是“地瘠民贫,财力胥困”的地方;余杭县的地利更佳,“男务稼穑,女勤织纴” 婚嫁妆奁,每逾常度,亲死则延僧道作斋醮,疾病罕迎医,多事祈祷,“富者储财帛、广田园,尚气好讼,至倾产以求必胜,虽父子兄弟弗顾”;临安县的情况与此有相仿,“昔称朴素寡讼,今耀华靡、尚讦讼者相属道路”,都在万历前后变化显著;昌化县本来是“勤生啬用,视弃一钱如拱璧”,但是告讼成风,“费千金不顾,县官为所讼相继去职”。[14] 这些描述,都是当时社会的深刻反映,也昭示了其间鲜明的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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