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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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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欢与媒介  

2013-01-09 23:29:59|  分类: 江南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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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欢与媒介

 

 载 冯贤亮:《明清中国:青楼女子、两性交往及社会变迁》,《学术月刊》2006年第九期

 

在明清时期,除青楼外,男女的交往,其实存在许多障碍。

清人李渔曾写有一首律诗,说是:“闺中隐祸自谁萌?狡婢从来易惹情。代送秋波留去客,惯传春信学流莺。只因出阁梅香细,引得窥园蝶翅轻。不是红娘通线索,莺莺何处觅张生?”[1] 此诗虽言男女偷欢之事,但点出了其中的重要媒介,像“红娘”、“狡婢”等人物,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沟通,一般人的偷欢行为是存在很大困难的。

清代“坐花散人”编辑的《风流悟》,第二回“以妻易妻暗中交易、矢节失节死后重逢”讲述了清朝初年福建地方的一个乡绅赵舜生及其私生活,21岁的赵舜生虽娶有一房美妻,但仍心不知足,最爱偷情。

对于这样的偷情,古人深识其中趣味无穷。凌濛初论道:“只如偷情一件,一偷便着,却不早完了事?然没一些光景了。毕竟历过多少间阻,无限风波,后来到手,方为希罕。所以在行的道:偷得着不如偷不着。真有深趣之言也。”[2]

通过冯梦龙、凌濛初等人编的通俗小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男、女的偷欢或交往,都需要媒介的支持。即使一些人靠自身的努力,能够达到目的,但仍脱离不了日常的媒介(如丫鬟、佣人、徒弟等)。

《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七《西山观设辇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迫活命》,讲了一位少妇与老道如何勾搭成奸,出于两厢情愿,所以非常顺利。老道知观、两个道童以及少妇吴氏,构成了一个偷情的小圈子,偷情的场所一开始就设在吴氏祭悼亡夫的孝堂,属于非内非外之所。虽然基本上靠个人的努力,但如果没有下人(吴氏的丫鬟与知观的徒弟)的听从安排,顺利偷情恐怕也很难。

《喻世明言》第一回“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提及的薛婆,每天串街走巷、家家熟识,费尽心机,而且以极大的耐心,安排徽商陈大郎与目不窥户、足不下楼的美貌少妇三巧儿私会,否则,陈大郎的偷欢之欲根本不可能成功。

冯梦龙还认为:男大须婚,女大须嫁;不婚不嫁,就会弄出丑吒。男子便去偷情嫖院;女儿家拿不定定盘星,也要走差了道儿。[3] 所以,对那时的社会来说,男、女成人时,都应该早了婚嫁之事,否则难免偷情露丑的尴尬。

《十二楼》中,“夏宜楼”的主翁詹公,家范极严,内外男妇之间最有分别,家人所生的男孩,十岁以上就须屏出二门之外。膝下一女,年近十六,尚未婚配,詹公怕他身子空闲,又苦于寂寞,未免要动怀春之念,就生个法子出来扰动他,将家人所生的女儿选了十来个,都拜他女儿作老师,每天忙着不得空闲,自然不生他想。这当然是詹公为防出现家丑,而想出来的良好策略,不过也只能起到暂时的作用。因为,当时有人用西洋“千里镜”(望远镜),寓居高处,整日偷窥大户人家的后院,看过无数佳人,詹公的女儿与下人们也早都被他一一看过。[4]

    这样凭借器物或技能,达到“偷”乐的,恐怕为数甚多。凌濛初曾谈及嘉定县地方的一种特别风俗,是男人流行给小户人家女人篦头剃脸,有人为达到偷淫的目的,就专门要去学一学这种“整容”之技,为女人篦头剃脸,有机会进入内室;或者去做那婚筵茶酒,得以窥看新人。[5]

侍女与主人或其他男佣的偷情,在小说中,也屡见不鲜。[6] 不过,当时中上家庭的许多男女,一般从无两相会面的机遇,需要有人从中说合,甚至不惜用尽机关,才能得遂偷欢之愿。这里面,有一类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冯梦龙曾提到,一般正当人家既惹不得,也不应该过多接触的四种人是:游方僧道,乞丐,闲汉,牙婆。前三种人对于男女私情的诱引作用可能还不严重,惟有牙婆,是穿房入户的,女眷们怕冷静时,十个有九个倒要攀他来往,时刻少她不得。[7]

李渔的《连城璧》中,也提到一种人叫“女待诏”,既会理发修面,也会按摩梳头,极受家庭女眷们欢迎,所以“是人都防备,独不防备他”。[8]

牙婆,“女待诏”,其实都可归于明清人习称的“三姑六婆”。这个群体,一般认为首先在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提及,并且提醒人们,这些人与“三刑六害”相同,普通人家一旦受其中一种的祸害,即非奸即盗,应当“谨而远之,如避蛇蝎”,才是“净宅之法”。[9] 其中,女医的角色改变(像产婆、女医者等)及社会对女医的控制,都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作为比较专业的妇产科医生,稳婆、医婆和药婆,即使是上层社会,也离不开她们所提供的服务。[10]

明人田艺蘅根据传统的说法,也将“三姑六婆”概括为:尼姑、道姑、卦姑和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除此之外,他认为还有绣花娘、插带婆、瞎先生等,都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活跃的人物,而且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为害亦甚。比如绣花娘,擅长针绣活,大户人家都请其教导闺女,而这些闺女们往往在后来被诱为“花娘”。这个称谓,恰恰是杭州人用来骂倡伎和淫妇的。[11]

与田艺蘅一样,褚人获进一步解释了清初流行的三姑六婆,除当时人熟识的几种外,特别提到了这几种:卦姑,是看相算命的;师娘,就是女巫;药婆,是捉牙虫、卖安胎、堕胎药之类的;虔婆未知何所指,也许就是贼婆的讹音。[12] 这里的药婆,在小说中的例子,像《水浒传》中的王婆,兼营接生(即“收小的”)等业务,可以称为“非专业的民间妇产科医生”。[13] 在扬州,还有一个“王氏收生堂”,堂主王氏,也就是人们习称的“媪婆”,年六十,熟谙妇人生产之理,将其理论技艺刻成《达生编》一书行世。[14]

“三姑六婆”这类人群,在明清时期的口碑较差,极端的说法是:“专以淫词亵语诓骗人家妇女,为其所诱者,多致败坏门风,不可收拾。”[15] 显然,她们对于民间婚姻的巨大作用,与作为色情媒介的负面影响,同样都被当时社会所清楚认识。[16]

偷情既是当时人较为普遍的私欲,而防止其不良影响或后果,仍然是人们在得遂偷欢时,予以高度警惕的事。而上述略通妇科医道和避孕堕胎技术的稳婆等人,成了人们最可信赖的私密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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