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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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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清代人物三十题  

2012-12-25 21:40:37|  分类: 资料速递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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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人物三十题》为著名清史、社会史专家,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冯尔康先生数十年来所撰论述清代人物文章的合集,作者对原文进行了修订补充,并配以插图53幅,全书共37万字。书中论述了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道光帝、咸丰帝、鄂尔泰、田文镜、阮元、傅山、黄宗羲、曹雪芹、吴汝纶、白晋、袁氏三妹等清代人物,文笔流畅,分析深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并兼顾了可读性。

 

简论人物与人物传记

——《清代人物三十题》自序

众所周知,“历史是人的历史”,然而如何理解这种共识,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人们的见解多有差异,就“人”的内涵、主体讲,即有个人与群体、社团、民族、种族、社会、国家之别;就人对历史的作用讲,即谁是历史的创作者、主宰者,是社会发展规律、物质条件规定人的行为,还是人的行为的主动性起作用?这些问题学者间的认识是颇有差异的。看来,人的历史的研究,首先要弄清个人、群体与社会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而后才能进一步明了史书中人物传记的社会作用。

一、个人(人物)·群体·历史

文学家林语堂于1935年在《吾国与吾民》里的相关论述,给了我们一个关于个人与历史的明确说明和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他说:“研究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或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其最终和最高的努力,往往用于觅取对该时代之‘人物’的精详的了解。因为文学创作和历史事迹之幕后,一定有‘人物’,些〔此〕等人物及其行事毕竟最使吾人感到兴趣。当吾人想起马蔻斯·奥理略(Marcus Aurelius;笔者按:2世纪时罗马帝国皇帝,著有《沉思录》,被誉为哲学家皇帝。)和吕善(Lucian),便知适当罗马衰落时期。又或想起佛朗古·维龙(Francois Villon;笔者按:15世纪法国抒情诗人,著有《遗嘱集》,被称为市民知识分子。)便知适当中古世纪。想起一个时代的重要人物,马上感觉到那个时代很熟悉,也很明了。”(黄嘉德汉译,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5年,第15页)撇去关于文学的陈述,仅就历史研究而言,林氏在这里表述了三重意思:研究历史最终、最高的目的是认识人物;历史事实,归根结底表现在人物身上;著名人物代表那个时代,令人熟悉那个时代。对他的第一点说法可能会有异议,也即对史学研究的目标如何规范得更准确些,但总的来讲,历史研究主要是落实在对历史人物的认知上理解上说明上,这正是笔者赞同的地方,所以才大段地引述在这里。研究历史,必定会涉及历史事件、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社会群体、民族国家,但是又必然会寻觅事件、制度和群体、民族活动与个人行为的关系,事实上,先有一个个“个人”,也即人物的活动,也才有群体的动作,才会有有计划的组织行动,个人行为是群体活动的先声,是群体活动的基础。所以研究人的历史,研究群体史、社会史、民族史、国家史,都是与人物史分不开的,都是建立在人物研究基础上的。

史学研究以人物为主要对象,有时被制度史、事件史所掩盖,有时还被历史发展规律说所排斥。制度是人制定的,而制定者往往是个人,是极少数人,它离不开人物,制度又是由人来执行的,实现的,或破坏的。看来,制度会起到制约、束缚人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是人来决定制度,是人物决定制度。事件史重点描述的是事件,是一群人,如若忽视个人(人物),则会被诟病为见物不见人,不是成功地研究历史。至于社会发展规律说,将人在社会面前看成是被动的,无能为力的,几乎成了机器人,而不是活生生的人,那是违背历史是人的历史根本事实的,自然无视人物的作为了。制度史、社会发展规律说,不以人物为根基的史学研究,往往走入歧途。事件史若以人物为线索,则将会是成功之作,如史景迁著《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以康有为、鲁迅、丁玲三个人物为主线,穿插秋瑾、沈从文、瞿秋白、徐志摩、闻一多、老舍等人物,以他们为代表探讨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史,反映19世纪末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精神面貌。归根结底,成功的史学研究必定是建立在人物研究基础上的。

我们还可以从个人的社会、历史作用来看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个人为生存而奋斗,最具生命活力和创造力。有个时期过于强调人的共性,猛烈批判所谓个人主义,抹杀个人的创造力,及至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思想解放,重新认识个人的社会能量。文艺美学家王元化在1986年写道:“真正活的创造力是存在于组成群体的个体之中。没有个体的主体性,就没有创造力。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没有个性对共性的突破,就没有发展和变化。片面强调共性制约个性,以致压抑个性取消个性,就会摧残创造力。”(《思辨发微·重共性轻个性》,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89页)唯有研究个人(人物),才可能更好地理解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个人与群体作用的关系。

个人是群体的一分子,若干个群体组成社会、民族(或多民族)国家,检视个人在群体中以及群体的活动,可以明了社会的状况、动向,因此人们说个人(人物)的历史反映社会的历史,即林语堂所说的人物代表了时代。我在《雍正传·序言》中说:“把个人放到时代社会中考察,既可以阐明个人的历史地位,还可以揭示那个社会的发展状况。这就是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目的之一,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人物代表、反映时代,能够让人认识时代,应该说是人们的共识,我这里还愿意引出一位文艺评论家的表述。李辉论说研讨当代奇人聂绀弩的必要性:“……不去认识这样一个特别的存在,对现代文人甚至现代社会的认识,显然会是残缺的。当我们花费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去追求共性、认识同一性之后,对于那些最具个人色彩的人物,应该投去更多的目光。我想,也许在注视不同生命存在方式的差异时,对人、对历史的理解才能真正丰富起来。”(《沧桑看云》,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9页)他从人物反映社会的角度,倡言重视人物个性,从而与王元化有相同的认识。

文学家的小说、戏剧无一不是创造人物,特别是创造富有个性的人物,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重点之一是人物,人文学者共同关注人物,是学术使命之所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历史学家通过研究人物,认识历史,描述历史,介绍历史,反映历史,使人读史明世,知人论世,予人智慧的启迪。我就是以此为目的,写出《雍正传》专著以及好几十篇古代人物传记和有关人物事迹的论文、随笔,甚至为人们的人物研究、文学创作、谱牒学爱好者提供借鉴资料,出版《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重视、加强人物研究和传记写作,是以检出有关清代人物的文章三十篇,集结成本书。

二、古代史书重点撰写人物传记

今天人们认识到个人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变迁的最为活泼的因素。古人受天命论、英雄史观的支配、影响,编写史书就将撰写帝王将相等大人物的传记放在重点位置,所以在素称史学发达的中国,传统史书以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对此,不妨从史籍体裁中传记文的地位、传记文体、传记对象三个方面作点简单的分析。

(一)史籍体裁中传记文的凸显地位

传统史书的体裁,大体上是纪传体(如“二十四史”)、典志体(如“十通”)、编年体(如《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体(如《明史纪事本末》)、地方史志(一统志及省府州县志)和族谱(玉牒、家谱)等类型。纪传体,即以人物传记为主要体裁,“二十四史”的开山之作《史记》,包含本纪、世家、列传、八书、表(世表、年表)几种体例,本纪实际是帝王传记,司马迁说“纪者,记也,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在《史通·本纪》云,“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道出本纪是帝王传记特质。世家是以家族成员为范围的个人传记,列传是一个个的个人传记,表中的诸侯年表是片段的人物传记,因此所谓纪传体,基本上是人物传记史书。地方志的体例为记(地方大事记)、传(职官传、乡宦传)、志(风土志)、表(选举表、科举表)、图(地图、衙署图),它向纪传体史书体例靠拢,人物传及人物史料占据了图籍的大部分篇幅。典志体史书,是叙述王朝典章制度的,虽亦记录人物活动,不过缺少传记,唯郑樵《通志》例外,有世家、宗室、列传、载记诸种类型,全书二百卷,列传就多达一百三十卷。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书记载事件,有人物活动,然非人物传记。族谱,主体是宗族成员的谱系和个人传记。统观各种体裁的史书,叙事体例、内容,在典志体之外,人物传记占据突出地位,尤其是人们讲到传统史书,常常是指“二十四史”的“正史”,更令人生出史书几乎等同于人物传记的感觉。

(二)传记文体与传记内容丰富

传记以及片段传记有很多类型,因体裁、题材之异,大致可以分为六类:传记、碑传文、年谱、序记、自撰文、其他体裁,每类之中仍因体例关系,还有不同。

传记类,有所谓正传和附传之分。正传,叙述传主的全面历史,形成个人的完整或较为完整的历史,因此人们说到人物传记时,往往是指这一类型的。附传,正史在书写传主之后,有时附带为其家属、下级、同僚,或同类、同气质的人写小传,侧重其人历史的某一方面,而非全面陈述。一般来讲,正传、附传是正史的写法,但是也出现在其他载籍中,在学术笔记体书籍之中常有这种情形,虽然文字不像正史那样多,而义例是相近的,如《世说新语》的注含有大量的人物小传和传记素材。又如官修的《明实录》,在叙事中,为亡故的大臣附上小传,而《清实录》则没有采取这种做法。

碑传文的文字,亦有多种体裁。有墓志铭,写传主全传,常是传主家属请人所作;行述、行实、行略、事略,多属于家属之笔,为求人写墓志铭,给人家提供传主素材而作;家传,本家所书;哀辞、诔文,是在上者为在下者所作的哀悼文字。从体裁可知,碑传文中,有的已经形成正式传记,有的则是传记素材。

年谱,传记之一种,或者说是传记的资料长编。年谱也有多种体裁,有文(文字)、表(表格式)、图(图画)、诗(诗词)等类别。年谱有自撰和他撰两种。年谱有简略的,有详备的,年谱不仅可以让人得知谱主生平梗概,或详细历史,更可以为他人写作谱主详细传记提供翔实材料。

“序记”。“序”这种文体,通常人们不会将它同传记联系起来,其实有的“序”在记事时,有很大部分的传记成分。因为它同人物传记密切相联,故而笔者以“序记”为名,用以研讨传记文。《史记》《汉书》《宋书》的作者司马迁、班固、沈约各自为他们的书写序,叙说自家家史和家族人物史,有家传和自传成分。古人做官赴任,亲朋好友或为他写“之官序”,会述及他的生平要事。为人做寿所写庆贺文字——寿序,在赞美之中常有承受者的部分活动历史。

自撰。在年谱部分说到有自撰年谱者,亦有写自传的,清代地方官员大计、武官军政、中央官员京察,要写自家履历。官员被引见(受皇帝接见)应自陈履历,他的主管衙门要为他写出引见履历。人们写日记,写书信(尺牍),他人记录他的谈话形成的“语录”,都是个人自撰的历史资料,不过多系片段的,而非完整的传记。

其他。一些著作的注释,为人作小传或记录人物片段活动,比如“诗话”“词话”,评论诗词创作与艺术价值,同时讲述其作者的为人行事,有着传记研究不可忽视的资料。

体裁表现内容,史书及人物传记体裁的多样性,能够容纳各种传记内容,能够记录完整的传记及其资料。我国史书多种多样的传记体裁,令人物传记丰富多彩,更为后世学术研究者撰写历史人物传记提供了巨量的史料。

传统社会观念在多种体裁中,以为正史里的传记才是真正的传记,其他形式的是写作传记的资料,即传记素材。笔者将成文的传记和传记资料统统归为传记类,是泛泛而言,这是需要明确的。

(三)传记对象

历史人物因为社会地位的差异,不同的人、人群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影响力有差别,官修史书为历史人物写作传记,是根据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来决定取舍的,在清朝乾隆年间,国史馆对立传按照官职、品级作了规定,那是极端化了,不过也反映了官修史书的准则。

史书人物传记究竟写了些什么样的人,不妨以记载人物传记最多的正史、方志、族谱来说明。正史写皇帝及其家族成员,为他们作传记,在本纪之外,有宗室传、皇子传、公主传、后妃传;皇室外的贵族有外戚传、公侯传、大臣传;高等文士有儒林传、文苑传;忠义人士有忠义传;反面人物有贰臣传;官方伦理主导下的楷模人物有义士传、列女传。由这些传记名目不难看出,正史书写的人物是达官贵人和官方认定的平民义夫节妇,且大多数是社会上层人物,社会下层则少得可怜,被淹没在贵胄官僚之中。方志写当地管理者——地方官,本地名贤,即出仕中央和其他地方的大大小小官员,本地有名的、有功名的读书人——真正意义的处士、名士、绅衿,表现突出的平民男女。所写的官员,虽有高官,不过以中下级官员为主,在级别上比正史人物要低得多,绅衿也多系进不了正史儒林传、文苑传的,节义男女亦复如此。当然,他们都是地方精英。今日保存的族谱,也即明清以降的族谱的人物传记,小部分是精英人物,大部分是平民百姓营生有成而重义者、苦节的孝道男女。总起来看,正史、方志、族谱传记传主的社会身份,是贵胄大小官员平民男女皆有,若是比较这三种体裁的史书,可知正史记录全国性高身份者,被方志立传者是高身份中次一等的人,都属于社会上层,族谱传主则多系社会下层人物。正史、方志是官修的,或官方认可的,是史书的主体,所以说史书的人物传记是社会上层人物的传记,是因为他们有传记。至于笔者说族谱有社会下层的传记,是今日的认识,在传统社会里,下层人物不配有传记,乾隆朝国史馆立传标准就是明证。再说,自撰年谱者有之,而不敢写作的大有人在,原因就是人物自家认为不配有年谱,更不必说有传记。如今观念不同了,人人都可以有传记,族谱中普通人的历史记录,自然可以视作传记或传记资料。

总之,官修史书和方志中,立传的多为上层社会成员,平民很少,而族谱、笔记、碑传文中平民传记和传记资料则颇有一些,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传记。

有一部《中国通史》说:“旧史大量地写人物传记,其所持的观点是有错误的,但对写人物传记的重视是可取的。”弃置评论古代史书的史观不谈,指出传统史书关注人物传记写作,是反映史书实际的。写人物传记是好传统,应当继承。近代史家亦有仿照传统史书写人物传记的,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内含叙论、纪年、表、志、传五部分,自认为就是一部《太平天国人物志》(《太平天国史·自序》)。当然,事情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故今人依然重视人物传记的写作、出版与阅读。

三、人物传记与知人论世予人智慧

传统社会写史,是为史鉴,统治者用以借鉴历史经验,治理天下和百姓,也有教育民众的作用,不过这是史学的次要功能。现代社会,也曾出现类似情况,但这种功能越来越小。再则,传统时代社会变化缓慢,历史经验用途广泛,现代社会变动急剧,经验运用价值也相应变小了。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封闭,历史知识多由社会上层掌握,下层人士对其所知甚少,而对传闻、演义了解较多。现代社会开放,人们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得历史知识,因此笔者认为,现代的历史功能,主要在于民众的运用。它的价值,总的来说是知人论世,予人智慧,以便走向、实现美好人生。就中人物传记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稍微具体一点地讲,我想有下列两点:

读史明理。明白人伦之理,懂得做什么样的人,如何做人。传统社会责骂不懂事、不讲伦理道德的人为“畜生”,人们讲人兽之别,就在于讲不讲、有没有社会道德,有没有良心,没有就“不是人”。今人又很痛心地说到“人”变“兽”的问题。老舍创造的艺术形象《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前后期性格不同,最终让祥子的完整形象是:“人不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骆驼祥子》第二十三节)祥子在生活中,从淳朴、勤劳奋斗的人生,转变成损人利己苟且偷生之人,回到“兽”的状态,当然责任不在他,而是恶劣社会生活环境造成的。王元化在《思辨发微》中说,“文革”“最大的悲剧扭曲人性,使人发生令人毛骨悚然的自我异化——一方面使少数人异化为神仙先知,另一方面又使多数人异化为兽。”(《思辨发微》第28页,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人异化为兽,多么令人痛心!二十年前,笔者一位同事游学日本归来,对笔者说:“某某国人是经济动物,中国人向兽性发展。”人们忧虑的是社会公德的建立,让人成为有教养的道德高尚的人,富有同情心的人,关爱宽容他人的人,遵守社会公德的人,受人尊敬的人,不是“打砸抢”式的暴徒,不是不讲诚信、不顾公德的无赖之徒。出境旅行,不遵守人家社会规范,还说人家搞歧视,其实是自身行为举止不文明,不作反思,配称大国公民吗?人怎么能没有过失?重要的是能够闻过知耻,折节砺行,以坚毅不拔的精神,除掉不文明的行为,做文明的人。读人物传记,用心的读者会从历史人物身上看清人世的美丑善恶,懂得爱什么,憎什么,去做真正的人。

读史明智。笔者曾经泛论过学习对于“开发智力”的作用:“人的一生是学习的一生,致力于学的人将会得到比一般人更多的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天分高的人聪明,即使天资平常的人也会逐渐聪明起来。这样在做人行事上,在从事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艺创作、学术研究方面,就会有较强或很强的本领,自然会做出成绩,以至能贡献社会。”(《砥砺篇》,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11页)学习使人聪明,具体到阅读历史人物传记,会从古人身上得到智慧,拓宽人生之路。古人的谋生、处世、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等方面,都有睿智的经验,后人学习借鉴,特别是关于励志向学、精研技艺、勤勉敬业、生活俭约、诚信待人等方面,人们将会得到无可估量的教益,更好地去创造美好人生。

读史明世。认识社会现状、走向,明辨善恶美丑,作出正确的处世选择。

四、本书编选原则

这是我论述清代人物文章的选集。我撰述的古代历史人物的文论,有传记,有人物片段史事的,有仅及人物某个侧面历史的,有叙事而兼论人的,还有人物年谱,其中有纯学术论文,有普及读物的随笔。这种大大小小的文章有好几十篇,属于清代的人物也有几十篇。这些文章不必要全部收入集子里,只想选取清代人物传记文的一部分,文字不要太多,形成一部三十万字左右的不厚不薄的书即好,于是就有选篇的问题。我是按照三个原则进行选目的。这就是:(一)学术性和随笔之文皆有,希望有学术性的研究之作,而又不让那些枯燥乏味的考证文字占满篇幅;(二)鉴于有关雍正皇帝的文章较多,遂作适量选择,并且多系近二三年写作的,早年的《论清世宗的思想和政治》《康熙朝的储位之争与胤禛的胜利》《曾静投书案与吕留良文字狱论述》《査嗣庭案缘由与性质》《康熙十四子允题改名考实》等皆不作考虑。(三)业已选入《顾真斋文丛》者,本应不再选入,《清代官员出使琉球的情趣》《清代官绅的晚年生活》即是如此。做出这样的思考是因为,在《文丛》之外,汇编的文集有《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宗族制度和谱牒编纂》,三部书均不作论文的重复选刊,故然。不过,这里出现例外的情形,就是由《文丛》中选出袁机、袁杼、袁棠小传及《清代节烈女子的精神世界》四篇,原因是事关女性史,文字也不多,从权录入而已。

收入本集的篇章有的是三十年前撰写的,不少篇章也问世二十多年了,如今重阅一过,见解一仍其旧,唯有的篇章略作增加,为的是突出人物传记成分,如《施琅外海边防观念的提出和实践》,加写了他的生平;有的作了删减,以免在不同的篇目中出现重复叙述的史事,如《论“模范督抚”田文镜治豫》,删除田文镜政事与雍正帝革新内容重出的部分;更有将论述一人的两篇文字糅合成一篇文章的,如将《鄂尔泰》《鄂尔泰与改土归流》合为《雍正朝重臣鄂尔泰》,《清代名臣阮元》《阮元》合为《嘉道名臣阮元》等。人物历史,一般的理解,是一个个的个人历史,本集所收的《清代帝王敬天的政治思想浅谈》《清代节烈女子的精神世界》则是多人的历史组合,故排列在集子相应类别的最后部分。集子里的传主傅山、黄宗羲、章太炎等是跨朝代的人物,尤其是章氏,以其主要是议论清朝事,故行收入。

本集有两篇文章需要特作说明。一篇是撰写于 1991年12月18日的《试论17世纪中法史学思想之异同——以白晋〈康熙帝传〉为例》,出席澳门哲学会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时提交,如今改写,以“白晋的史学观——兼及17世纪中法史学思想的异同”为题,汇辑于此。二十年后回过头看当年文字,心颇不安:当时未免大胆,不通法国史,居然敢写这样的文章,不知道说的是否有一点切合边际,今天仍然懵懂,将之收进来,聊作一种纪念吧。还有,把法国人白晋的历史汇入清代中国人历史中合适吗?李天纲翻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版),写出《康乾中法交往及其世界史意义:〈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回忆录〉导言》,认为“16世纪以后不断来华的传教士,他们的所作所为,所记所载,客观上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第26页)。同意此说,来华传教士的历史,在客观上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何况白晋大半生生活在中国,后来死在中国。新写的《康熙与路易十四的帝王共性》一文,为与白晋匹配,亦行收入。

本书的汇编,惠清楼副研究员协助做了许多工作,如将半数左右的文字输入电脑,找到许多图片,特此致谢。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与责任编辑胡宝亮先生合作十分愉快,他虽然年轻,但责任心强,业务水平令我佩服。

冯尔康

2011年7月7日初稿,12月2日修改于南开大学顾真斋

(岳麓书社201210月出版,定价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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