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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日志

 
 

zz鲁迅第一次去南京走的哪条路?(上)  

2011-05-09 22:20:01|  分类: 讨论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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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
1922年,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讲述了自己离开家乡、前往南京求学的经历。以后,在几篇自传性的文字和《朝花夕拾 琐记》中,也提到了这件事。
这件事情对鲁迅的意义不言而喻。
它可以看作是鲁迅人生的真正开端。
鲁迅日后经历的一系列重要事情,都以此为起点。
但鲁迅没说,他是走哪条路去的南京。
鲁迅对此事的叙述,一直停留在一种极其简略、一语带过的状态,诸如“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只好往南京去”、“便旅行到南京”、“于是去到南京”等,从没具体说到当初沿途的有关情况。给人的印象,好像是鲁迅一走出绍兴,就到了南京。
在这一点上,我们将看到,鲁迅和周作人之间,文笔的某种不同。
也许(我应当说肯定)是受鲁迅本人对这件事情叙述的影响,众多鲁迅研究者中,我很少,——或者说,从未,——看到有人对此,——对鲁迅当年走哪条路去的南京,——有过探询的兴趣。略而不提,仿佛是不约而同的共识。好像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不值得为此寻根究底。
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我只在一、两本传记里,看到有人以同样一语带过的方式,提到过一句,比如刘再复的《鲁迅传》:
家乡混浊的河水把鲁迅送到了上海,然后他又乘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异地的追寻》)
说鲁迅先到了上海,然后再溯长江而上前往南京,这话有根据么?
有的。
周作人写的《鲁迅的青年时代》里,有一篇《鲁迅在南京学堂》,起首一段有一句:
他(鲁迅)于前清光绪戊戌(1898)年闰三月十一日从绍兴出发,经过杭州上海,于十七日到了南京。
这话的来源,是周作人自己当年的《日记》,戊戌闰三月二十日(1898年5月10日):
下午接上海十五日函,说已到申。
同为周作人写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附录的《旧日记里的鲁迅》中,这句话被修改为:
下午接豫亭十五日函,云已到上海。 
豫亭就是鲁迅。(见《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54页)
这是目前能看到的关于鲁迅第一次离开绍兴、前往南京,途经上海最原始、最直接的记录,也就成为一份凭证。
如果我们不把目光紧盯在鲁迅第一次去南京,而是稍稍放宽到鲁迅南京求学四年,几次往返于南京与绍兴之间,我们就能看得更清楚,获得更多有利的证明。
先来看一则鲁迅自己的说法。
鲁迅本人,虽然在较正式的文字里,从未说到自己当年往返于绍、宁之间的路途情况,但在跟人闲聊时,无意间,却提供了一份佐证:
有一次我休假后回南京,从上海乘长江轮船,因为没有钱,只好坐统舱。我占了一块地方,把自己的铺盖铺好了,离开了一会儿,等我回来一看,铺盖已经被人卷起,别人的铺盖已铺在我的地方,我于是把别人的铺盖卷走,把自己的再铺上。忽然看见一个流氓动手打过来,我刚从网篮里拿出一个洋铁罐,就随手打过去,把那个流氓打了一下。这下子不得了啦,那个流氓凶狠狠地要动起手来了。这时只听得背后一声大喝“你敢!”原来刚好这天路矿学堂的钱总办坐这只轮船回南京去,他带了四个卫兵。卫兵看见我穿的是路矿学堂的制服,又见流氓要行凶,所以喝了一声,把流氓吓跑了。(周建人《回忆鲁迅片断》,文刊1979年第3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转见于吴作桥编《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时代文艺出版社)
这里说的,是鲁迅庚子年正月(1900年2月)回家过寒假,然后返回南京途中发生的事(见《周作人日记》、周建人口述《鲁迅故家的败落》,及徐昭武主编《追寻鲁迅在南京》等)。虽然不是第一次,而是第三次去南京的途中,但能否据此推断,鲁迅第一次往南京,走的也是同一条路?
再来看看《周作人日记》的相关内容。
戊戌年十月(1898年11至12月间),鲁迅因为“乌烟瘴气”的原因,离开江南水师学堂,考入江南陆师学堂的矿路学堂。随后,利用考试结束和入学之间的一段间隙,回了趟老家。关于这次的回家情况,由于鲁迅当年日记的佚失,以及《周作人日记》恰巧在这段时间的失记(只在事后补了一句“大哥回来了”),情形已无从知晓,但鲁迅返回南京的情况,在《周作人日记》中有所反映:
戊戌十一月廿七日(1899年1月8日)
晚接豫侪兄自武林寓发函,于廿五抵杭已下舟矣。
对于这句话,周作人后来在《旧日记里的鲁迅》中稍加注解说:
“由此可知鲁迅那一年与十一月廿四日离家回南京去,廿六日从杭州城内坐驳船至拱宸桥,改趁小火轮拖船往上海,所以说是下舟。”
这之后鲁迅几次往返南京与绍兴之间的路途情况,《周作人日记》中没有写到,一直到1902年2月,鲁迅已确知要去日本留学,并利用行前的一段时间,又回了趟绍兴老家。于是,《周作人日记》里,又出现这样的字样:
壬寅二月初六(1902年3月15日)
前得大哥函,云初三动身,如果不易,今日可到申江,此刻可在轮舟中矣。
这里说的,是鲁迅由绍兴返回南京的情况。
综上所述,本文标题所出题目,应该算是答完了。从中可以看出,鲁迅不仅第一次去南京,走的是途经上海的线路,而且,此后四年间,数次往返于南京与绍兴之间,应该也是途经上海而行的。
那么,文章到此就该戛然而止了?
且慢,还有点话要说。
打开江浙沪地区地图,很容易发现,绍兴(准确说,是杭州;因为杭州是鲁迅出行南京的必经之地)与南京和上海之间的三点连线,像一幅不太对称的扇面形。由杭州往上海,基本是由西向东偏北行;由杭州(直线)往南京,则基本是西北行。也就是说,由杭州经上海往南京的路线,大致是先向东偏北行,然后再“折返”向西偏北行。这样一条线路,有点让人想起杜甫笔下“欲往城南望城北”的句子。在以铁路出行的年代,这样的行走路线,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实上,一直到今天,由杭州经上海往南京的火车,还是这么走的。但是,要知道的是,当年鲁迅第一次离开家乡、前往南京求学,——甚至,在他离开南京,前往日本留学时,——杭州与上海和南京之间,还没有铁路交通。一直要到1908年,最早的沪宁线才建成通车。而沪杭铁路,还要更迟一年,1909年才正式开通。因此,鲁迅第一次离开家乡、前往南京,他能选择的交通工具,只有船只,他能走的路途,只有水路。(陆路自然不在考虑之列)
既然鲁迅当初能选择的只有水路,只有船只,有个问题就浮现出来了:从杭州前往南京,除了途经上海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路径?有没有更“直线”,更近捷的路径?
熟悉中国历史和地理的人应该知道,中国大地上,万里长城之外,还有一项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古代工程:京杭大运河。顾名思义,京杭大运河,它的起点,——人们习惯说它是终点,在我看来,它更应该是起点。——正是杭州。这条大运河在江南地区的走向和路径,大致是这样的:杭州、嘉兴、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在镇江与长江交汇后,大运河“过江”进入扬州境内。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大运河由杭州往镇江的路径与走向,跟由上海溯长江而上,经镇江而往南京的路途相比,显然要更“直线”一些。其基本走向是,由杭州经嘉兴(由绍兴到嘉兴这一段,运河线跟途经上海线路相同、重叠),再由嘉兴往北到苏州,由苏州经无锡、常州到镇江。从镇江往南京,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距离都不远了。
也就是说,由杭州往南京,如果由大运河走,与途经上海相比,明显节省了一段路途,节省了由嘉兴向东“逆行”的一段路程,变为直接在嘉兴由南向北,进入苏州境内。
如果真是如此,那鲁迅当年离开家乡,前往南京,为何没有选择看起来更“直线”、更近捷的运河路线,而是选择了看似有点绕道的途经上海?
前面说过,无论走运河,还是途经上海,行的都是水路,交通工具都是船只。也就是说,出行方式是一样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得从运河当时的状况来寻找。
董文虎等著《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与未来》一书中,说到清末时期大运河的衰败,有这么一段话:
江南运河的情况也很糟糕,随着河运的衰落。运河无人专事管理,原有运河设施不断破坏,练湖水柜(引者案:原文如此,疑为坝字或阐字之误)废弃,丹阳段运河水浅难行,整个运河处于自然航道状态。(277页)
其实,早在道光年间,大运河就已经出现严重的船行不畅的现象:
镇江地段运河地势较高,不易蓄水,经常出现断航现象,如道光四年,丹徒、丹阳一带运河严重不畅,造成堵塞坝外的米船“不下千号”,“客贩来船,未能络绎前进”的情况。(《重订江苏海运全案(原编)[A]》//卫荣光序。转见于何一民教授《中国传统工商业城市在近代的衰落 ——以苏州、杭州、扬州为例》一文,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成都),2007.4.1~11)
道光初年大运河的这种状况,后来由于漕粮改海运,以及“太平天国”战事,包括捻军战事的影响,北方运河日益淤塞、荒废,从而使得整条运河的航行、运输状况,变得愈益江河日下。南方的状况虽较北方稍好,但也不复往年的通畅、繁盛模样。
航道的滞塞,只是大运河衰败的一方面,运河沿线的吏治腐败和治安恶化,更成为大运河“路难行”的瓶颈、痼疾。
这,是否就是鲁迅当年没有选择运河,而是途经上海的原因?
好像是为了帮助我说明,鲁迅当年确有可能走运河线路,《周作人日记》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1900年前后,“义和拳”运动在北方闹得风风火火,连偏远的绍兴,也感受到了来自北方风暴的气息,谣言四起,风声鹤唳。为此,鲁迅特地从南京写家信,作了“拳匪滋事是实,然并无妖术”的解释。这时,《周作人日记》里,出现这么一条:
七月十四日(1900年8月8日)
下午十八叔祖来函,云江南信息不佳,当遣地叔先归,异日同升叔、大哥由内河而走,盖长江有交战之信也。
《旧日记里的鲁迅》中,这段话被解释为:
椒生公虽是相信法术的,但是他也感觉到情势不好,在七月十四日项下记有转述他来信里的话,云江南信息不佳,遣伯文叔先归,日后当同升叔、大哥由内河而走,盖有长江交战之信也。
十八叔祖即椒生公,地叔即椒生的长子伯文。
由“义和拳”运动引起的紧张气氛,以及战争阴云,由于八国联军的入侵,并且,主要是由于著名的“东南互保”的作用,江南地区的形势,很快变得和缓起来。所以,椒生和鲁迅及鲁迅的小叔伯升他们,并没有回绍兴来“避难”(事情平息后,伯升回到绍兴,年少在家的周建人还问他,怎么说回来又没回来)只有椒生的长子伯文一人,从南京回到了绍兴。周作人七月十五(8月9日)的日记这样写道:
中元日,晴,晨棣叔自江南归。十一动身也。
《周作人日记》里的这句话,隐含了几层有意思的信息。
其一,伯文(即地叔、棣叔)肯定应该是由内河回到绍兴的。因为周作人头天收到椒生的书信还说,要“日后当同升叔、大哥由内河而走,盖有长江交战之信也。”没理由就在这当儿,椒生会让自己的长子,冒着面临开战的危险,仍然由长江只身一人返回绍兴。(椒生写信与伯文返乡,时间应该相近,即七月上中旬。考虑到当时信息传递的状况,其时正应为椒生得知清军与八国联军激战之际)
其二,《周作人日记》中所说内河,应当就是指运河,或运河水系。与它相对称的,则是长江,这从“盖有长江交战之信也”一句可以清楚看出。本来,长江当然也是中国的内河,但当内河与长江相对时,内河一词在这里所表达的,就是指运河水系(江浙之间这一段,运河水系与太湖水系紧密相连)。事实上,在上海等地的航运志中,内河航运与长江航运,正是一对相互区别的航运概念。
第三,更为笔者关注的,是伯文由南京回绍兴所用时间。动身是七月十一,回到是七月十五(即中元日),前后首尾相加,一共是五天。这比由绍兴经上海到南京(返程也一样),通常所需时间要少一天。“从家里到学堂,前后要六天工夫。”(《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学堂生活 路程》)周作人的这句话,可以从他本人《日记》中记录的,每次往返于南京与绍兴之间的具体路程和时间,得到确凿印证。只有一次例外,用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的话说,“平常小火轮要走上两夜一天才到,这时不知是什么缘故,只走了一昼夜就到了。”(安徽教育出版社《知堂回想录》上册,53页),路上用了五天时间,其余每次路途时间,前后一般都是六天。稍有耽搁,则需要七、八天。
由此可见,内河路线,即走运河,所费时间,比途经上海要少,至少不更多。这也就间接证明,内河,即运河线路,跟途经上海相比,的确是一条更短的路程。
顺便说一句,伯文回乡所用时间本身,也从侧面说明,他不应该是经上海而回绍兴的。
路途更近,费时更少,却要在有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才会考虑行走。这就提醒我们,鲁迅当年之所以没有选择走运河,而是选择途经上海,一定另有原因。
这原因除了前面所说的运河河道不畅外,跟鲁迅本人的状况有关,而且,必须把鲁迅和运河两者的状况结合起来,一起考虑,才能得出较为接近于事实的解释。
首先,是鲁迅的年龄。
鲁迅第一次去南京时的年龄,通常所见书籍与文章,绝大多数都说是18岁,这是按传统算法得出的结果。许寿裳编撰《鲁迅年谱》,正是持此一说。但实际上,鲁迅当时的实足年龄只有16岁,离真正满17岁还有4个月。16岁,对一个第一次出门远行他乡异地的少年来说,还是个让人担心的年龄。就在第一次前往南京之前的1898年正月(阳历二月),鲁迅在章福庆的陪伴下,到了杭州,探望坐牢的祖父。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鲁迅第一次离家到最远的地方(在此之前,鲁迅有没有去过杭州?资料阙如。)根据现有材料看,章福庆此次到杭州的任务,就是一路陪伴鲁迅。当鲁迅前往南京求学时,当时的家庭景况,决定了他只能独自前往,章福庆不太可能再陪送他到南京了。
这种情况下,鲁迅只有尽可能选择一条相对牢稳、安全、便利的路径。
在此,我们需要回头补充说明一下,当时大运河航线的有关状况。
“太平天国”平定之后,太湖流域和江南运河一带,即杭、嘉、湖、苏地区的社会治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说,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前后,始终处于一种恶劣、动荡的状态。吏匪横行,是当时境况的真实概括(王朝末世与历史大转型期的典型征象)。行走在运河里的船只,几乎是固定性地受到沿途两岸吏与匪的骚扰与勒索。不仅经济上需要预备额外的付出,甚至人身安全,也常常处于威胁与危险之中。这种骚扰与威胁,除了来自当地贪官污吏的横行无忌,也与一批外来移民有关。这些移民,部分是战争结束后被政府遣散留在当地的湘军兵勇(以两湖人为主),另外,是由于战争造成的人口消耗,从河南等地迁来的流民。这些新移民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于种种原因,演变成地方上的暴民和劫匪。此外,还有一种被称为枭匪的水上武装盐贩,更是经常与官军发生枪战和武装冲突。这些史实,在嘉兴、苏州等地的地方志中,有十分具体而详细的记载。
而鲁迅从杭州经上海到南京所乘坐的,是当时人称的“公司船”。无论是杭申线上的小火轮,还是行驶于长江上的商轮,其船东绝大多数是赫赫有名的大公司,其中外轮更占了大多数。至少就笔者目前所见材料,尚未看到有这些船只在航行营运途中,遭遇较大勒索与突发事件的记录(但一般性的地痞流氓现象,则在所难免,前所引鲁迅跟周建人的谈话,正是一个例证。)对一个第一次出门远行的少年来说,便利、规范、有背景的“公司船”,无疑是一种更可靠的出行选择。
第二,鲁迅的路费
刚才前面说了,走运河,路途花费极有可能会面临、遭遇“计划外”情况,乘“公司船”,路费却是固定、可预计的。
众所周知,鲁迅第一次出门去南京,身上揣着母亲为他筹办的八元川资。但我好像也从来没有看到有人追问过:何以就是八元?要解答这个问题,得先明白两件事。首先,这八元钱是鲁迅母亲筹办来的。所谓“筹办”,透露出不容易、七拼八凑的意思。因此,这钱应该是“按需而筹”。好比跟人借钱,通常是需要多少,借多少,最多略有超出。如此一来,就必须事先知道,鲁迅去南京,最少需要多少钱,也就是明确川资的使用情况。大体来说,八元川资的预算内容,由三部分组成:1,旅途费用;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所附录的《学堂》里,有一句“从家里到学堂,大抵要花路费六元”,这就占了八元川资的大头,所以称为川资。2,鲁迅到南京后,到考取江南水师学堂之间一段时间的生活费用。入读江南水师学堂以后(陆师学堂也一样),由于是公费,所以不再需要私人花费;不但不需要,而且有赡银可发。鲁迅在校期间,省吃俭用,后来把节省下来的四元钱,回家时交给了母亲。但抵达南京,到入学之前的一段时间(鲁迅于1898年5月7日到南京,5月24日考取江南水师学堂,其间有半个多月),鲁迅借住在椒生那里,住宿不用花钱,但半个多月的日常花费,不可能再跟叔祖去要,所以需要略加自备。3,留以备用不时之需者。事实上,由于路费就需要六元上下,加上半月多的日常开支,八元川资余下用以不虞之备者,实已所剩无多。从八元川资也可以折射出,鲁迅家庭当时的经济景况,的确已相当窘困。
有了上述说明,有个结论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鲁迅在出门前往南京之前,一定已事先明确,他要走一条什么路去南京,路途的花费情况。只有这样,才可能事先确定好必备的川资。这就是何以不多不少,正好是筹办了八元川资的原由。
那么,鲁迅是如何能够事先明确前往南京的路途情况,及其花费的呢?
第三,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鲁迅第一次前往南京,是按照族中前辈所走的路而行的。
这是鲁迅“选择”途经上海之路,前往南京的根本原因。
鲁迅前往南京之前,鲁迅家族里的叔祖椒生、堂叔鸣山和小叔伯升,已先后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他们由绍兴出发,所走的应该正是途经上海,再溯长江而上南京的旅途。这一点,可以从《周作人日记》,及周建人口述《鲁迅故家的败落》等书中获得印证。鲁迅不过是“步其后尘”而已。在鲁迅之后,周作人沿着同样的道路,也到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如果不是母亲的阻拦,16岁的周建人,也会走在同一条路上。
1921年,当鲁迅在小说《故乡》里写下那句广为传诵的名句:“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其实是有着非常现实的个人经验的。
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附录的《学堂生活》中,有一篇题为《路程》,具体讲述了由绍兴往南京的路途情况。
午饭后下船往拱宸桥去,先在内河里走,下了一个坝,出至运河,没有多少路就到船埠,上了戴生昌或大东公司沪杭路小火轮的拖船,客舱一元五角,航行约须二十四小时,至第三天下午四时顷到达上海。本来如去赶长江轮船,也还可以来得及,但是说不定会遇见人满,无插足之地,所以不如在上海暂住一天,较为从容,住处是老椿记或周昌记,房饭钱两角四,想起来实在不算贵。第四天上轮船,不问招商或怡和、太古,只要那天的船就好,散舱一元半之谱,却不一定有舱位,有时只得睡地铺,次日在船上,第六天里总可以到南京下关了。……所坐的是招商的江永船,它走得慢,这名字倒很适切,正如那只顶小的船自称是江宽吧。
这段话里说到的戴生昌,是宁波人戴嗣源、戴玉书父子,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创办的,后来因故入了日本籍。茅盾《子夜》的一开头,对吴老爷从苏州坐戴生昌轮船到上海的抵埠情形,有让人过目难忘的描写。
大东公司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九月,由日本人白龙岩平创办,后来合并为日清公司一部分。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势力进入长江及浙江地区。之后杭州开埠,拱宸桥一带成为事实上的日租界。鲁迅、周作人兄弟与日本的渊源关系,并非始于其留学日本,而是从他们第一次前往南京的途中,就已经开始了。
从杭州到上海的这一段水路,对于非江浙沪地区的人来说,恐怕是相当陌生的。很多人对于杭州与上海之间的交通,通常只知道有沪杭或浙赣铁路。但其实,杭州与上海之间,包括湖州、嘉兴,甚至苏州南部等地区,它们与上海之间,一直保持有水路运输。而且,这一区间的水路,河网密布,水道繁多,交通十分便利。在唐代以前,古东江泄太湖之水从杭州湾入海,从唐末至宋,杭州湾海患严重,出海口筑堰建塘,排水困难,东江渐成乱流,江水多从黄浦、上海浦等经吴淞江入海。在这其中,渐渐形成了杭申线航道,长湖申线航道和平申线航道等。
在晚清最后的数十年里,可以列举出一大批后来在中国颇具影响的人物,正是沿着这些航道,从杭州、湖州、嘉兴等地前往上海,展开了他们波澜起伏的一生。鲁迅及其兄弟周作人,正是这浩荡时代潮流中的一员。
1896年底,章太炎应汪康年之邀,离开杭州诂经精舍,前往上海任《时务报》撰述。第二年春,离开《时务报》,返回杭州。章太炎来回所走的,正是这条水路。
就在鲁迅第一次前往南京的那年稍早,王国维于1898年2月,动身赴上海担任《时务报》书记一职。在给许家惺信中,王国维写道:“别后次晨到硖,乘王升记轮船,午刻开行,晚抵平湖,次日巳刻达上海,谒见穰卿、颂阁两先生。途中平善,堪慰垂注,辰维起居佳畅为颂。”(张连科著《王国维与罗振玉》,天津人民出版社,26—27页)
其中“途中平善”四字,恰好给鲁迅当年的路途状况,提供了一道侧面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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