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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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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世间已无黄仁宇  

2011-03-04 11:53:13|  分类: 讨论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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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入历史,财政经济是一把钥匙——世间已无黄仁宇

高王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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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最后十余年间,一名华裔历史学家、也是美国的退休教授,竟成为史学界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一人,这也算是一个“异数”。他就是黄仁宇。
      黄先生在他著作里,使用了一系列的新鲜说法:譬如,他把“传统制度”说成“间架性设计”,犹如“金字塔倒砌”;明清体制“以道德代替法制”;带有“内向和非竞争性的格调”;现代国家社会由货币管理,即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对于治学,则注重“历史上的长期的合理性”,坚持“大历史观”,……诸如此类,至今脍炙人口,甚至为课堂上学生经常问及。
      黄先生最早治明史,以后纵论中国三千年史,却没有使用那些旧有名词,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反而说“资本主义萌芽”实无意义,等于说一个小孩子不称他为“小孩”而勉强叫他“预备成人”;所谓“由封建制度进展到资本主义”,是一个“错误安排”。执意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从“技术的角度”和层面解释历史。
      黄先生的成名作是《明代十六世纪的财政与税收》。在他看来,契入历史,财政经济正是一把钥匙,以致英国学者李约瑟读后说:一切靠抽税为转移!这也构成他以后治史的坚实基础。1980年代初期,我同一些研究经济改革的朋友,对这部经典之作特别关注,曾打算把它译成中文,可惜未果(按:现在已经有了译本)。
      让黄仁宇“家喻户晓”的还是《万历十五年》。对此著作,海外评论最多,认为开创了历史著作的一种新写法,其实远不止此。他冲破了过去“格式化”的“概念历史”,使大家发现可以从“另一类”角度去读去写历史。当时恰逢大陆“史学危机”,他抨击“封建社会”一类概念(第一版《自序》),已有“范式革命”味道,也在大陆思想解放中发生作用。十年前他名声之大,以致引起当局不悦。但他已走入千家万户,以后更一发而不可收。
      为解释中国革命和当代改革(即“以暴露中国传统的弱点为主”也是为此,见86年版后记),他重新对几百年乃至上千年中国历史,予以贯通翻新。在他的笔下,明史就不是“古代”历史。当时美国学者魏斐德将“近代史”前推到明代后期,仍只到二十世纪上叶为止;黄仁宇则明确提出“五百年为一元论”,范围直到今天(《知识分子》1987年秋季号;同期笔者亦有“三百年为一个历史”之说),——其实,这正是大陆知识分子最关注的一段。
      1989年5月,在一封公开信中他坦言:目今“最大的毛病即是硬化历史”,为解决今日中国问题,“就是要多读历史”,“首先要开放历史”。又说:“今日遮蔽往事,只有明日的失望”;“历史不仅是镜鉴,而且是进入行动之出发点,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公众能接受之历史,等于让亿万人之行动出诸暗中摸索”。因此他此后一系列著作旨在正面对此作出回答。
      依笔者看来,这才是黄先生最主要的一个贡献,也为今日中国最大需要。如《中国大历史》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其成就至今无可替代。为同样目的,他从另一角度写了《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它既是西方近二十年对资本主义及其起源发起反思的产物,也是最新和用中文写出的唯一作品。同样优秀的著作也许还有,但我认为,哪一个也不会像黄仁宇这样贴近中国人的心,我觉得他就是为大陆学子写的,回答的就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因此读来才令人感到特别亲切。
      总之,黄仁宇的书并不是一般的历史著作,也不只是给学者专家写的。而是写给大多数的中国人看的,时代感特别强,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改革者中,也拥有最多的读者。但和一般的历史学家不同,他又是不可企及,无法代替和无法效仿的(如他力主的归纳方法即是一例)。其原因之一就在他独特的经历,和把这些都揉进了自己的研究。
      黄先生的经验不但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如他对借贷经营金融资本一套之了解在大陆学界无人可及);在学术上也是如此。换了别人,年青时拿枪秆子或锄把子的经历,又与他以后的专业何干?黄先生却几乎一点一滴都没有“浪费”,所以他的著作读来,让人不禁心向往之(见《地北天南叙古今》和《放宽历史的视界》)。可以说,黄仁宇是时代的产物,他通过自己的专业和学识,把个人人生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为我们留下一大笔精神财富。今后我们只有不断地回味他的教诲,和把他追忆。

    (资料来源:《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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