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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日志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长三角农家收支、净余率与商品率的计量考察 2  

2011-02-17 22:06:11|  分类: 江南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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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家支出的估算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弦弓农家常年下的支出包括食用自家稻米、市场购买、礼仪支出、房屋修缮、地租、土地税。笔者依次估算出这一时期常年下普通农家这几项支出的数额,进行加总,得出常年下的支出。

1、消费自家稻米的支出

  由于水稻是自家种植的,一般的消费统计容易忽略这项内容。按照费老的统计,开弦弓在稻米消费方面,“正常年景……一男、一女、和一个儿童一年需消费33蒲式耳稻米。”[1]按照这个标准,农家平均每人每年消费11蒲式耳稻米,合550斤。帕金斯对中国农民的粮食消费估算为每人每年550[2],与费老的估计一致。笔者认为,11蒲式耳可作为常年下开弦弓人均消费的稻米数量。根据前文的折算,1蒲式耳=0.364石,每石稻米9.03元,一家4口人每年消费的稻米可折合11蒲式耳稻米,合4×11×0.364×9.03=144.62元。

2、市场购买的支出

  在开弦弓,根据费老1936年的调查,常年下农家在市场上的支出包括日常消费、社会交往支出、生产性消费三个方面。如表4,日常消费涉及到了“食品”,“衣料”,“燃料、灯火等”,“房屋及船上用油”,合计47+30+36+20=133元;社会交往支出仅包括“礼品”10元;生产性消费包括“农具及肥料”、“蚕丝业开销”,计10+50=60元。这样,常年下,开弦弓农家市场购买支出的年度总额为133+10+60=203元。

 

 

3、用于礼仪的开支

  在开弦弓,受传统文化影响,人们生活俭朴。不过,对于婚丧之事,他们不会节俭。“人们认为婚丧礼仪中的开支不是个人的消费,而是履行社会义务。孝子必须为父母提供最好的棺材和坟墓……父母应尽力为儿女的婚礼准备最好的彩礼与嫁妆,在可能的条件下,摆设最丰盛的宴席”[3]《庙港镇志》对开弦弓周边的丧葬礼仪作了如下记载:

  建国前,丧礼繁琐,分“初丧”、“神回”、“除灵”……出殡前子女披麻戴孝,送葬队伍一路吹吹打打……“神回”从死者死日起,由和尚决定“神还”之日,设“座”(安放牌位),是日与初丧一样,亲友凭吊在场,七天为一忌日,忌日设祭,七七四十九天后,每“七”举行一次仪式,二年另六个月为“满座”期,将灵位请入家堂,此谓“除灵”。[4]

根据费老的调查,“在一个普通的4口之家,假设平均寿命为50岁,那么每隔5年将有一次礼仪事务。对于礼仪事务的最低开支估计如下:出生30元,结婚500元,丧葬250元,平均每年开支50元。”[5]家庭礼仪又被称为定期用费,农家开支为每年50元。

4、房屋修缮费用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弦弓农家的房屋为砖木瓦结构。这种房屋的建筑年代可追溯到晚清。据1928年出生、建国初期当过开弦乡乡长的姚佰生老人讲:“解放前,这里没有盖新房子的人家,只有维修房子的农户”[6]因而,在房屋建筑方面,不必考虑建新房的费用,维修费用不容忽视。据费老1936年调查,“每隔两三年必须把房屋的木结构部分重新油漆一遍,部分瓦片要重新铺盖,诸如此类的修缮费用每年平均为10元”[7]据此,房屋的修缮费用为每年10



[1] 费孝通:《江村经济》,第46页。

[2] 在帕金斯看来,“过去中国按人计算的粮食产量规定下限和上限似乎也是合理的。下限似乎应该在二百公斤左右,上限可能是三百五十公斤”(见德·希·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宋海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11页)。其中间值为275公斤。

[3] 费孝通:《江村经济》,第112页。

[4] 《庙港镇志》,第342页。

[5] 费孝通:《江村经济》,第121-122页。

[6] 2007923,在姚佰生家座谈。

[7] 费孝通:《江村经济》,第114页。

5、地租开支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弦弓以小青河为界,分为北村和南村。[1]以土地改革时期开弦乡土地资料为依据,看看土地出租的状况。表5中显示的大租、小租是土地的两种出租状态。“大租田……地主拥有田底权,田面权归佃户。小租田……田底田面均属地主所有。”[2]根据表5,土改前开弦弓村自耕田、租入的大租田和小租田面积分别为2081.2636.88933.32亩,租到村外的土地为5亩,田亩总数为2081.26+36.88+933.32+5=3056.46亩,与费老1936年开弦弓农地统计的总数3065亩大致相仿。这表明:民国开弦弓村民没有在外村租佃土地;开弦弓大致有933.32-437.743=495.577亩小租田归村外地主所有;大致有36.88-5.6=31.28亩大租田的田底归村外人所有。

  关于大租田在开弦弓比例,费老在1936年调查中写道,“约有三分之二的田底被不在地主占有,余下的三分之一仍在村民手中(对于这点,我也不能提供精确的统计数。此估计数是我的情况提供者提供的)。”[3]一些在民国生活过的村民说:“解放前,这里的大租田不多;黎里、同里、平望、松陵、八坼(位于太湖以东的吴江县乡镇)较多。”[4]1936年夏,费孝通先生利用养病的机会,在开弦弓仅调查了一个多月,匆忙赶往英伦,土地问题调查是一弱项。根据开弦乡土改资料和老村民的追忆,我们有理由认为,大租田在开弦弓较为少见。

根据表5,开弦弓是以小土地耕种为主要类型的村庄。笔者对流出开弦弓的地租数量进行计量,看看农家平均地租的开支。根据笔者的推算,民国时期,长三角年土地流转率为0.424%[5],吴江县土地革命始于1950年秋收[6]。这样,可以推算出1936年前后,村外地主在开弦弓村占有的小租田、大租田面积分别为495.577495.577×0.424%×14=466亩、31.2831.28×0.424%×14=29亩。因而,1936年前后流出村外的大租租额为29×2.4×0.364×9.03=229元(据费老1936年调查大租田“平均每亩地约交2.4蒲式耳租米”[7];同时根据以上计量1蒲式耳=0.364石、常年状态下粳米9.03/石的价格。)同理,流到村外的小租租额为466×2×9.03=8416元(小租田……“田之所人”地主耕者各得其半……起租租额每亩以2石米计算[8])。根据以上推算,开弦弓每年流出村外的地租额为229+8416=8645元,户均8645/274=32元。

 

 

6、土地税的缴纳

从理论上讲,在实行永佃制的江南地区,田赋由田底所有者缴纳。宋林飞在一篇名为《过去50年间开弦弓农民生活的变迁》的一篇调查报告中认为:“1936年,开弦弓的土地税应该是地主缴纳的,农民只是向地主缴纳地租。”[9]然而,晚清以来,江南田赋征收极其混乱。“盖自洪杨乱后,鱼鳞册久经散失。”[10]民国政府北伐定都南京后,“江苏省土地局于十八年自土地委员会组织测量队时实施图根测量”[11],进行土地查报与整理,整顿田赋。土地整理进行缓慢。据费老1936年调查,“这个地方的税款每年一次分派给每一圩的耕种者……佃户实际上没有免除交税的责任。”[12]6是民国元年至十六年吴县田赋记录表,它说明:民国元年至十五年,吴县的田赋负担中,漕米每石折收国税3元,省县附税各1元,合计5元;民国十六年,国税增加到5元,省县附税不变,合计7元。万国鼎在武进田赋调查中写道,民国“二年,江苏议定征收单行条例,漕米每石折收五元,内三元为国税,一元为省附税,一元为县附税。惟省府于十六年通令加漕,每石加收二元,故实际每石收至七元。”[13]这表明,民国长三角的不同县份在田赋负担上具有统一性。

 

 

下面,笔者拟从民国14-21年武进县田赋正附税比例入手,对开弦弓的田赋负担作以推测。表7表明,民国16年以后,长三角每亩农田的田赋逐年上升;民国16-21年,每亩农田交纳的田赋变化不大。把民国16-21年武进县田赋负担加总,计量出这六年的平均值为93.70分,可视为这一时期常年下农家每亩田赋负担的数值。开弦弓户均稻田10.06[14],户均田赋负担为10.06×93.70=942.622分,合9.43元。

 



[1] 吴江县开弦乡区域图,现存吴江市七都镇开弦弓姚佰生家。由民国时期吴江县开弦乡公所绘制。

[2] 《庙港镇志》,第100-101页。

[3] 费孝通:《江村经济》,第167页。

[4] 20071221,在姚佰生家里,笔者与姚志明(生于1931年)姚佰生、姚富坤座谈。

[5] 见拙作《转型时期英格兰、长三角土地市场发育程度的比较》,《中国农史》2007年第4期。

[6] 《庙港镇志》,第101页。

[7] 费孝通:《江村经济》,第165页。

[8] 《庙港镇志》,第101页。

[9] Song Linfei, Changes in Peasant Life in Kaixian’gong During the Past Fifty Years, Fei Hsiao Tung, Chinese village Close-up,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83, p232.

[10] 张德先:《江苏土地查报与土地整理》,萧铮主编:《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华民国66年版,第29卷,第14274页。

[11] 徐洪奎等:《江苏省土地局实习总报告》,萧铮主编:《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01卷,第53547页。

[12] 费孝通:《江村经济》,第168-169页。

[13] 万国鼎等:《江苏武进南通田赋调查报告》,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中华民国60年影印版,第53页。

[14] 费孝通:《江村经济》,第46页。



三、农家年净余率、商品率的计量

 

  根据以上分析,可开列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常年下开弦弓农家各项收支平均数。由表8,户均收入总额为350元,支出总额为449元;继而推算出常年下户均净余为350449=-99元。这种状况以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低下为基础。根据以上计量,开弦弓农家年总收入为350元,折合2659公斤稻谷,即普通农家年劳动生产效率为2659公斤稻谷;在19世纪的英国,仅谷物生产而计,据笔者计量,一个农业人口每年生产的谷物为2,015公斤[1],“4.45口人是英国家庭人口的正常数字”[2],一个英国农家可生产谷物8,967公斤。

  以上估算,比较粗疏。然而,可以大致反映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常年下开弦弓农家经济状况的大端。

  下面,从消费比例的角度,看看开弦弓村民的消费状况能否反映出长三角地区乡村消费的大致情况。第一,根据以上计量,开弦弓农家一年的稻米消费额为144.62元,在市场上购买的蔬菜、糖、盐等杂项价值47元,这样,食品消费合计144.62+47=191.62元,占农家全年总收入349.64元的55%。曹幸穗教授根据满铁调查报告的数据,归纳出长三角农家“现今的支出,生活费约占一半。”[3]这表明,开弦弓农家生活费开支基本反映了长三角的状况。第二,由于受传统婚丧文化的长期影响,长三角农家的婚丧嫁娶开支数额巨大。在开弦弓,这项支出平均每年达到50元,占其年总收入349.64元的14%。在长三角其他地方,情况依然。“一个在村中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农民,至少要节衣缩食10年之久,才能办一次在当地认为比较‘体面’的婚事”。[4]也就是说,长三角农家每年要从总收入中储备10%左右,作为婚丧嫁娶的费用;开弦弓农家的这类开支,与此大致雷同。第三,农家的地租负担沉重。永佃制下地租苛重,永佃田占开弦弓田地总数的2/3,农家平均交纳永佃制下的地租为52.95元,占农家土地收入198.57元的27%。在地租方面,在开弦弓所在的长三角地区,永佃制盛行。据1934年地政研究所的何梦雷调查,“永佃制比重在苏州是90%,常熟是80%,无锡是50%”。[5]曹幸穗根据满铁调查报告的数据,归纳出苏南农家“现今的支出……租税约占1/4。”[6]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有理由认为,开弦弓的农家消费可以反映长三角农家收支的一般状况。

  常年状态下,开弦弓农家的年净余为负数,长三角其它地方的乡村,农家收支结果又如何呢?在丹阳县,83.7%的农家年净余率为零或负数。[7]在句容县,借粮农户数占农家总户数的比重为66.69%,借钱农户数占农家总户数的比重为74.28%[8]在无锡第十区,“负债者在百分之七十左右,负债额自五十至三百元不等,近年因天灾及蚕收之关系,负债者较前增多。”[9]在无锡黄巷村,共有农户116家;该村共有佃农71家(有的佃农兼有自耕农的身份),其中,63户欠有外债,1户情况未祥。[10]在江宁县化乘乡,平均每家的收入为122.50元,平均每家农场支出、家计支出分别为38.82181.62元,户均亏损97.94元。[11]在南京汤山周边249户农家中,自耕农、兼佃农、纯佃农三类农家的年净余率皆为负数。[12]在上海农村,农家平均年亏欠13.20元。[13]在常熟县,农家平均年亏欠45.88元。[14]在无锡县,农家平均年亏欠2.4元。[15]在江宁县土山镇,“286农家共借入25,762.88元,每家平均借入数目为90.08元。”[16]据以上调查报告,有理由认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长三角农家的收支千差万别,但年净余率为负数却是不争的事实。基于这样的事实,在民国时期的长三角,不愿变卖土地的农家为了生产和生活,只能忍痛抵押土地举借高利贷,但由于年净余率为负数,抵押土地到期后不得不进一步典当土地、再次告贷,最后绝卖、失去土地。[17]上文提到的村外地主在开弦弓拥有的495.577亩小租田、31.28亩大租田就是一个个案。



[1] 见拙作《英国农业革命及其对工业化的影响》,《中国农史》2005年第2期。

[2] P. Laslett. The World We Have Lo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66.

[3] 曹幸穗:《旧中国长三角农家经济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页。

[4] 曹幸穗:《旧中国长三角农家经济研究》,第219页。

[5] 赵冈:《永佃制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6]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217页。

[7] 张汉林:《丹阳农村经济调查》,江苏省农民银行,民国19年版,第28-126页。

[8] 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中国民国60年影印版,第153页。

[9] 华洪涛:《无锡一隅之农村概况》,《教育与民众》第三卷第七期。

[10] 钱俊瑞、秦柳方:《黄巷经济调查统计》,《教育与民众》第一卷,第八、九号。

[11] 实业部中央农业试验所农业经济科:《江宁县化城乡农家调查》,《农情报告》,民国2331

[12] 孙枋:《南京汤山二百四十九农家经济调查》,《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1期。

[13] 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调查部:《上海特别市嘉定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昭和14年版,附表第15

[14] 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调查部:《江苏省常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昭和14年版,附表13

[15] 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调查部:《江苏省无锡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昭和16年版,附表第15

[16] 言心哲:《农村家庭调查》,载李文海等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69页。

[17] 见拙作《转型时期英格兰、长三角土地市场发育程度的比较》,《中国农史》2007年第4期。


由于年净余为负数,农家对农业生产的投资微乎其微。农具方面,如表9,民国年间,已经开始进口国外的先进农业机械,然而这似乎对长三角的农家没有影响。在开弦弓,如表4,用于技术革新的投资十分些小。在长三角其他地方,情况大致类似。在江宁县淳化镇,农具仅限于犁、刀耙、水车、粪斗、斧头、榔头、锄头、镰刀等类别。[1]在毗邻长三角的浙江,农具包括犁、方耙、大锄、小锄、稻筒、手车、脚车、牛车等。[2]当时的有识之士哀叹道:“清至现在……此二三百年中,我国农具,无甚变化,仍处于停滞状态中。”[3]同时,由于净余率为负数,普通农家节衣缩食,很少购买工业用品,致使内需缺乏,新型的乡村工业难以发展壮大。民国25年,开弦弓生丝产销有限合作社拥有资金9386元,属吴江县实力最为雄厚的新式蚕丝企业,名列第二的蚕丝企业——八都信用无限合作社拥有股金420元。[4]由于缺乏内需,仅靠国际市场拉动,1930年后,年年亏损(如表2)。

 

  商品率就是产品总量中商品量所占比重。在开弦弓,如表8,农家在市场上的支出包括市场购买、礼仪支出、房屋修缮、地租开支,共折合203501032295元,再根据表8中列举出的一般农户收入总额350,可估算出普通农家的商品率为295/350=84%。民国时期,吴文晕先生对国内不同地区的商品率进行了考察,特别强调了长三角高数值的商品率,“中国各地农村商品化程度不同,长江流域大一些,平均约占50%以上,其中长三角更高一些,如浙江定海棉区商品率达到84%。黄河流域旱作区商品率在40%以下。”[5]以上对开弦弓商品率的计量数值大致反映了民国长三角农村商品交往的状况。由农家支出的构成看(如表4、表8),这种较高的商品率是在较低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下,农家社会交往负担和土地负担所致。

农民自身的发展是乡村社会转型的关键。可以把表4和表8中开弦弓普通农家常年下的生活消费综合为表10

 

由表10,在开弦弓,普通农家年度食物支出费用为144.62+47=191.62元,生活消费总支出为287.62,恩格尔系数为191.62/287.62=67%,属于绝对贫困型数值。[6]这样,农家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微乎其微。即使有些农家子弟获得了识字的机会,受教育的年限也颇为短暂,整个乡村还是以文盲半文盲为主的社会。在开弦弓,“据徐德昌老人的回忆,当时……村上大多数孩子从小就帮助家里打理农活,割草养羊,能够读完小学的人很少,谈不上什么入学率。十来个适龄儿童能经常去上学的不过有三四个,能读完五六年级补习班的就算是很不容易了。”[7]在长三角其他角落,状况又如何呢?在句容县,进过私塾的男子为22000人,占10岁以上男子的22%;进过新式学校的男子为9800人,占10岁以上男子总数的10%。进过私塾的女子500人,占10岁以上女子总数的6.5%;进过新式学校的女子1000人,占10岁以上女子的10%[8]在松江县,在调查的63285名农民中,男子占124名,女子占161名,文盲比率达90%[9]在江苏金坛县王母观村,共有学龄儿童163人,求学儿童有92人,占全数之57%……求学之年数为……两年半。[10]以上材料表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以开弦弓为代表的长三角,普通农家绝大部分收入用于填充肚皮,没有能力或者很少有能力供应子女学习文化知识,自身的发展无从谈起。

  以上论述说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以开弦弓为代表的长三角,常年下农家劳动生产效率较低,生活费用、地租、以及受传统观念影响的礼仪支出较高,农家经济呈现出无净余的商品化状态。由于净余率为负数,普通农家进行农业投资的额度很小,农业劳动生产效率难以提高,二者陷入了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状态。较高的商品率只是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社会转型的基础则在于以较高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为基础、农家年净余率的持续增长。从贫困型的恩格尔系数来看,普通农家的商品活动是缓解生存压力的权宜之计,由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自身的发展,社会转型只是空话。

Income-Expend, Surplus and the Rate of Commodity of the Farm Household in the Delta of Yangtze River in 1920s and 1930s

Ai-min Guo

Abstract: In 1920s and 1930s, the farm household in Kaixiangong, which is the common delegate of Sunan, showed commercialization without no surplus. With the negative surplus in the common year, farm household had little ability to invest in agriculture and the new technique could not be expand; the peasant could not spend much on industrial products and enterprises in the countryside could not develop by action of inner need. The high commercial rate was caused by low income and heavy burden in the farm household. In the point of Engel coefficient belonging to the kind of poverty, the commercial action of farm household was only the way to relieve the press of living. The peasants could not solve the question of self-development and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was nonsense.

Key words: the Delta of Yangtze Riverthe village of Kaixiangong; income and expense of farm household; the rate of surplus; the rate of commerce

 

(责任编辑陈炜祺)



[1] 李霹玉:《江苏省江宁县淳化镇农家生产的研究:民国24-25年一百家农家调查的结果》(1938年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论文,未发表)。

[2] 赵兴民:《浙江省杭县余杭临安于潜四县农具之研究》,(1936年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论文,未发表)。

[3] 曾启宏:《中国农具略史》(1937年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论文,未发表)。

[4] 《调查统计·吴江县合作社社务概况表》,《吴江县政》第3卷第3期(民国259月),第126-132页。

[5] 吴文晕:《中国农产品的产销问题》,《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

[6]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0.59以上为绝对贫困阶段(见曹立军:《区域PRED系统可持续发展判别原理和方法,《中国环境科学》1998年第18卷)。

[7] 周泉奎:《开弦弓村教育状况调查报告1930-2007年》,未发表。

[8] 大塚令三:《江苏省句容县人口农业调查报告》,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昭和15年版,第11页。

[9] 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调查部:《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昭和15年,第225页。

[10] 冯锐:《江苏金坛县王母观村乡村调查报告》,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乡村教育及生活研究所,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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