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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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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贤亮:浙西风俗  

2011-01-21 13:39:20|  分类: 江南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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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贤亮:浙西风俗

 载《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浙西地方属亚热带气候,雨量较多;夏季炎热,冬季寒冷。山地环境占了较大面积,以天目山系为最;介于太湖与杭州湾之间的大平原,与苏南平原毗连。内部较大的河湖,就是苕溪、运河、天目溪、西湖以及部分富春江等。[1] 这里优美的自然风光,在历史上时常被文人们所夸赞。除了天下闻名的西湖,钱塘江往上的富春江一带,风光也称天下绝景。[2] 平原地带的乡村市镇,小桥流水,繁盛的烟户,水乡的田园美景,很令人陶醉。不过,按照桐乡人张履祥的说法,杭州、嘉兴与湖州三地在风俗方面有着鲜明的分异,大致是“杭州少本业”、“嘉兴尚浮夸”、“湖州近朴”,而且山乡生活要较平原为上,不像平原地区“五患”兼备(即风俗薄、盗贼、游兵、水旱、凶灾),兼免赋役之累。[3]

作为浙江省的首府,杭州自宋室南渡后,一跃成为中国东南地区至为繁华之地。沿至后世,其繁盛之状依然未有大变。到明代,杭州是浙江省的最高行政驻地,但其作为府级行政区,直接统辖的除杭州城(含钱塘、仁和二县)外,还有海宁、余杭、富阳、临安、于潜、昌化、新城七县,大多属于山区。

这一带江河清洁,人多佳丽。古人笔下的杭州风光,多呈美妙之态,一些权威性的评论基本都始于宋代,如“湖山映带”、“山川秀丽”、“水陆之会”、“龙山据其首、西湖蟠其腹、天竺耸其膺、东山卧其背”等,说明杭州经过唐末五代割据政权的发展,到南宋时作为偏安东南一个王朝的首善之区,都经常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或向往,日常风俗从比较早的原生状态(如“以船楫为车马”、“吴越尚勇”的形容),到宋代已是“俗尚侈靡”、“人性敏慧”、“习俗工巧”,这样的描绘一直到明代前期也被时人所认可。[4] 宋代有所谓“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之称,到明代,杭州西湖的美景更为细化,有固定的“十景”之说:苏堤春晓、断桥残雪、雷峰夕照、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柳浪闻莺、花港观鱼、南屏晚钟、三潭印月、两峰插云。[5]

到后来,杭州地方社会已有较多的变化,时人的公私著述,都有丰富的记载。曾任湖州府长兴县知县、著名文学家、昆山人归有光,在嘉靖时期清醒地注意到时局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给长期逸安的中国东南地区带来的深刻影响。他说:“吴越之地濒大海,天下无事,二百年宴然,靡犬吠之警,百姓反若依海为固。”宋室偏安之后,东南地区“皆以钱塘为国,而皇家定鼎建业,浙为首藩,都邑之盛,物产之殷富,天下称杭州云。”也因为承平日久,海防大多废弛,最为严重的是在嘉靖年间,岛夷常常乘风汛入寇,而杭州常被其患:“乃自独松岭入四安,以趋金陵,自华亭、澉浦则轶于苏常之境,而江淮之间无不骚动,杭于寇最逼,而首当之故。”[6]

不过,即使在动荡不安的时期,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常轨,仍然会得到维续。就像民国年间的人讲的,外界的社会发生如何重大的变化,于乡村生活好像都很遥远。在平湖乍浦闲住的徐蔚南就说:“上海南京等大都市里闹得天大的事情,什么北方和日本人已经协妥,什么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什么公债大跌,我们这里农人不仅没有听到,而且他们也不要听哪。”[7]

浙西地方从明代以来繁复的娱乐生活与多彩的风俗,常为后人所称道,社会变化在其间似乎并无太大的影响,城乡生活的常轨一直在很好地维续。作为城乡民众重要的娱乐空间,杭州地区的茶坊基本是在明代中后期开始兴盛。田汝成记载道:[8]

 

杭州先年有酒馆而无茶坊,然富家燕会,犹有专供茶事之人,谓之茶博士。……嘉靖二十六年三月,有李氏者,忽开茶坊,饮客云集,获利甚厚,远近仿之,旬日之间,开茶坊者五十余所,然特以茶为名耳,沉湎酣歌,无殊酒馆也。

 

散文名家张岱还记载杭州西湖一带所开设的茶馆,选址都极佳,颇便于休憩赏景,“由昭庆缘湖而西,为餐香阁,今名片石居。閟阁精庐,皆韵人别墅。其临湖一带,则酒楼茶馆,轩爽面湖,非惟心胸开涤,亦觉日月清朗。”[9] 茶馆自然会吸引许多文士前往。范祖述的《杭俗遗风》记载称:[10]

 

当九、十月之交,五色洋菊齐开,……山上山下茶肆摆设,供人赏玩。……(吴山茶室)正对钱江各庙房头,后临湖水,仰观俯察,胜景无穷。下雪初晴之候,或品茗于茶室之内,或饮酒于房头之中,不啻置身琉璃世界矣。

 

而在后世人们的回忆中,令人更清晰地感受到杭州地区的世态人情。明末清初东南地区的文坛宗师钱谦益,有一首《西湖杂感》,讲述了他心中对于杭州的记忆:[11]

 

茫茫禹迹有风尘,最喜杭州土俗淳。

闭户儒生推玉历,开堂禅子祝金轮。

青衣苦效侏离语,红粉欣看回鹘人。

底事两朝崇少保,高坟棹楔尚嶙峋。

 

康熙年间,杭州著名文人厉鹗与友人经常出游西湖,仍有许多美妙诗文传世,如“四山凉翠滴杯底,看敛斜阳雉堞边”等句,都是对杭州美景的深刻描绘。[12] 清代人还总结道:“杭州素称繁华之地,吴山既多胜景,西湖属名区,俗语故有‘上数天堂、下数苏杭’之说。”[13]

上述这样的记忆性诗文,自明代以来数不胜数,可以概见时人对于杭州的认知或感觉。

经济生活的广泛扩展,不仅使人们的生活追求出现了更多的需要,而且在无形之中,使民间风习中的许多固有传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譬如,以历来讲求传统礼仪的婚丧嫁娶,民间长期稳定的风俗习惯,都慢慢发生了转变。《古今图书集成》里面专门总结了杭州地区在这方面的大变化:“杭民半多商贾,耳目侈声色之好,口腹恣刍豢之味,峻宇雕墙,履丝曳缟,冠婚丧祭,宴饮酬酢,无不踵事增华,虽素封之家,不出数年立见萧索,总由屋多田少、根本不固所致也。”商贾“屋多田少”一语,也反映了其不愿多买田的事实。[14]

依照清末人们的归纳,可以对杭州地区的风与俗,作出总结和比较。在钱塘、仁和,人们多半是商贾,“耳目侈声色之好,口腹恣刍豢之味,一切无不踵事增华”,即使是所谓“素封之家”,这样的生活追求,不到数年立见萧索,原因总由“屋多田少,根本不固”导致;因此也就要“地无旷土,田无不耕”。海宁地方近海,人民逐鱼盐之利为生,“列肆负贩”是主要的经济方式之一。在富阳,就像前人讲的,虽然濒临富春江,但居民不以鱼盐为业,“男力耕耨,女勤蚕织”;地方上的造纸、烧炭、造砖等业,十分盛行;本境不产棉花,故妇女皆不习织;县境北乡妇女日常工作就是帮助其夫揭晒草纸,但搏利甚微;南乡则除育蚕外,绝无恒业。余杭县的环境稍好,是山水之邑,“其民多秀而知学”,开辟种植,务尽地利之所有,男耕女织堪为典型,且盛行养蚕。居于大山之中的临安县,桑麻丝枲为其主要经济作物,而山多田少的窘境使人们竭力农桑,“以给公输”;妇女缫丝北乡工于南乡,商贾贸茶则南乡多于北乡。於潜县也是山多田狭,赋税不及省会大县的十分之一。新城(即新登)县,一样僻处山间,地瘠而产薄,“民力于桑麻而不事商贾”。[15] 这是杭州地区的大概情况,内部(甚至同一个县境内)的差异,十分了然。仅以富阳一县而论,那里生活环境的差异,在地方上区别十分清晰。整个县境被富春江划分为南北两乡,民风互异,北乡在太平天国战乱后,人少产多,居然常以一人而领十数家之业,因而田功不甚勤力,加上土客杂处,社会矛盾不少;南乡多山少田,居民终岁勤劳,造纸易钱,也仅够买米,积蓄较难,嗜好尚少。[16]

从湖州地区来看,由于地理环境差异导致生活、风俗的不同,表现则更为深刻。大概而言,湖州可以划分成西南、东北二部,西南地区道路崎岖,多山岭,可称山乡;东北则地势平坦,多河流,可谓水乡。因山乡、水乡之不同,民性也有强弱之分。大抵山乡民性稍强,有好斗风,且耐勤劳,富进取性;但山地贫瘠,谋生艰难。水乡则民性温和,文雅华丽,生活既易,耽于安逸柔弱,仅能各安其业。民国年间的学者认为:“物产之厚薄,于民生至有关系。”其蚕桑之利,多出自水乡,也就是在湖州的东北部地区。[17]

再如嘉兴地区,基本属于平原水乡,但内部经济生产的分异,自明代以来已很显著。嘉善、平湖二县由于在清代的一度繁华,地方上出现了“金平湖、银嘉善”之谣[18],后来民间还有“铁海盐”的说法。而嘉善县地方在历史上以产棉纱闻名,与松江特产棉布并称,有所谓“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之俗谚。[19] 在很多地方,人们都以种桑养蚕和织紬为业。[20] 桐乡的濮院,人们基本上就以纺织丝绸为生,这里的手工业、商业由此兴隆;其工业以织业、线作业为主,商业则有丝业、菸叶行、桑叶行等,完全体现了地方产业的基本特质。[21] 民国二十二年的时候,崇德、桐乡的桑叶市场拥有桑叶行38家,发叶旺季时,苏、嘉、湖等地购叶者蜂拥而至,石门湾市河每天停泊的买叶船有四百余艘,每天的发叶量近万担。而叶行则多由米行、菜行、地货行兼营。[22] 王江泾镇地方,丝业也极为发达,“其丝衣被天下,大贾鹜集”。[23] 新塍镇地方的村民将纺成的纱、布,于清晨入市换取木棉,回家再织,次日晨再入市交换;这样每天大约能交换纱、布四五两,村民除了务农垦田以输官偿息外,其衣食所需就全靠纺织。[24] 类似的描述,在嘉兴地区还有很多。村民夜间的辛勤纺织,在文人看来,却另有一番情趣:“夜听鸣梭出远村,家家纺织古风存。入城草布知多少,半是桐乡半陡门。”最后两句,则蕴含了民间草布的纺织以出于桐乡、陡门的为最佳的意思。嘉兴长水塘边的马王庙,每年清明节共有3天,村民们要在这里举行娱神活动,所谓“挝鼓赛神三日会,险竿健舞疾于梭”。秋天到来时,乡村民众多有闲暇,以斗蟋蟀为代表的赌博活动十分盛行。有诗称:“牵牛花吐露初零,村落多谈促织经。年少一时争放櫂,漫乘秋兴到风泾。”这个风泾,就是明清时期一半属于嘉善、一半属于金山的江南名镇枫泾。[25]

正是有上述这些传统经济的支持,后来嘉兴地区形成了具有特色性的产业市镇。如以丝绸业为主的濮院、新塍、王江泾、青镇;以棉织业为主的魏塘、王店镇;以窑业为主的干窑、下甸庙、天凝等镇;以榨油业为主的石门镇;以冶铸业为主的炉头镇;以竹器为主的陈庄镇;以工艺漆器为主的西塘镇等。[26]

所以,明代以来的浙西地区,由于开发的加深、经济生活的广泛拓展,城乡民生出现了一些“窘迫”的景象,集中的体现就是所谓“人稠地狭”,从而导致人们的谋生之途发生许多大的变革,多样化的经营或生产方式被导入进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生活的繁荣。就像杭州人诸葛升说的:[27]

 

江南寸土无闲,一羊一牧,一豕一圈。喂牛马之家,鬻刍豆而饲焉。……江南园地最贵。民间莳葱薤于盆盎之中,植竹木于宅舍之侧,在郊桑麻,在水菱藕,而利薮共争,谁能余隙地?

 

水利专家徐贞明也讲过:“东南之境,生齿日繁,地若不胜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28] 徐光启从全国的角度,说得更为明白:“南之人众,北之人寡,南之土狭,北之土芜……南人太众,耕垦无田,仕进无路,则去而为末富奸富者多矣。”[29] 这些评述,用在民国时代,基本上也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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