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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中國早期近代化的開端  

2010-06-02 14:13:46|  分类: 学术动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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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中國早期近代化的開端

張顯清(1937—),男,河北省興隆縣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明史學會會長,主要從事明史研究。

[
主持人語]中國古代社會是緩慢發展的還是停滯不前,中國封建社會晚期自身能否滋生近代因素,中國近代化的起點在哪里?這些都是中外學者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這些爭論,不僅關係到對中國古代歷史面貌、發展走向的認識,而且關係到對中國近現代社會和革命歷史必然性的認識。而爭論的實質,歸根結底是對馬克思主義人類社會發展理論、社會經濟形態理論的不同理解和認識。

明清之際的人們常說,晚明是一個乾坤迸裂極亂世界。晚明社會發生了巨變,這是不爭的歷史事實。那麼,晚明社會都在哪些方面發生了變化,變化的性質是什麼,走向哪里,究竟遇到了什麼障礙,它是不是中國早期近代化的開端?這些都是需要加以認真研究和討論的。為此,《河北學刊》與中國明史學會組織了這次《晚明社會變遷與中國早期近代化》的專題討論,以期通過學術爭鳴和互相切磋,將這一研究引向深入。

晚明:中國早期近代化的開端

張顯清(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100710)

《河北學刊》2008年第1


一、中國封建社會能否滋生近代社會因素

對於中國古代社會自身能否滋生新的近代社會因素,能否向近代社會轉型,中外學者向來有不同的看法和分歧點。不同學術觀點和理論見解儘管很多,但歸結起來只有兩大學派:一派是不變論、無發展論、停滯論;另一派是變遷論、發展論、轉型論。這兩派爭論的焦點又集中在明代中後期至清代中期,即15世紀至19世紀中葉。

中國歷史停滯論的表述多種多樣,但共同點都是認為中國古代社會穩定不變,沒有發展,自身不可能產生近代性因素,只有靠西方文明的衝擊才能打破平衡狀態,向近代轉變。這一理論由來已久,並隨著時代的不同而不斷變化。它最早出現在19世紀歐洲伴隨完成工業革命加強對外擴張之時,其時一些人汙稱中國是一具塗著香料、裹著絲綢、寫著象形文字的木乃伊,它的內部迴圈就如同一隻冬眠鼠那樣20世紀初葉,馬克斯?韋伯等西方學者提出精神文化決定論,給中國歷史停滯論塗上理論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秋澤修二等人鼓吹中國歷史具有停滯倒退迴圈的特性,只有依靠外力才能推動歷史的發展。其後,西方學者又相繼提出了西方衝擊——中國反應論與傳統——近代論,認為凡是近代的就是西方的,中國傳統社會是停滯不變的,如果沒有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中國根本無力產生近代性變化,西方是中國近代轉變的創始者。再後,自稱與共產黨決裂的魏特夫為了與共產主義進行戰鬥還拋出了東方專制主義論。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又相繼提出了中國明清時期高水準平衡陷阱論有增長無發展論過密型商品化論明代倒退論等,從而把停滯論提升到更高的理論形態。

國外的中國停滯論被中國學者引進到國內。20世紀80年代以後,一些學者提出了近代資本主義西歐文明特有論、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系統論及穩定性最高、進化度最小、封閉性最強的中國單純農業經濟論。

自從中國歷史不變論、停滯論出現之日起,中外學者即不斷與之商榷和爭鳴,並在爭辯中使中國歷史發展論、變遷論得到發展。有的學者認為,明清時代的中國已經出現了近代社會因素。

二、中國早期近代化歷程在晚明起步

人類社會是不斷發展變化的,而人類社會又是由一定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構成的整體。因此,判斷一個社會是否發生了較大變化,是否發生了結構性變化,是否發生了轉型,應該做全方位的、綜合的與整體的評估,既要看其社會經濟,也要看其階級關係、社會生活、政治變革、思想意識、文學藝術和科學技術等。依據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學說來考察中國古代社會,可以看到,至明代中後期,古代封建社會業已高度成熟,在明成化、弘治與正德年間(15世紀中葉至l6世紀初葉),向近代社會轉型的苗頭已經出現;明嘉靖年間至明末(16世紀初葉至17世紀中葉),新的近代社會因素更為普遍而顯著地增長起來,向近代社會的轉型開始啟動。

這裏所講的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有其特定含義,系指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化,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化,由古代傳統政治、文化向近代政治、文化轉化。這是一個十分漫長、非常曲折的歷史過程,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轉化程度、形態和特點。此處的社會轉型啟始系指中國古代封建社會自身經過近兩千年的向前發展,至明代後期已經積累、孕育出新的社會因素,這些新因素在性質上不同于以往的傳統封建社會而與未來的近代社會相同。它們首先出現在經濟領域,然後引起階級關係、社會生活、政治關係、思想意識、文學藝術與科學技術發生相應變化,傳統古代封建社會已經發生局部結構性變換。新生的先進社會因素代表了社會的未來,顯示了社會的新走向,因而,各種新因素紛紛出現的明代後期顯然就成為中國早期近代化的開端。

從人類社會的總體發展趨勢來說,人類的近代史乃是資本主義時代史。從社會形態來看,中國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歸根結底也是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型,只不過有著本民族的歷史特色和獨特的發展道路而已。

三、經濟基礎發生變異

所謂經濟有了發展,其內涵不是單一的而是綜合的,既有量的增長也有質的進步。因此,只有全面、整體地進行考察,才能真實反映出某一歷史時期的經濟發展程度和走勢。明後期,中國社會經濟呈現全面發展之勢,經濟結構、社會結構與生產關係呈現深刻變革之勢。商品貨幣經濟空前發展是社會經濟全面發展的顯著特徵,由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是經濟體制變革的走向。其具體表現是:

第一,商品性農業的發展引起中國農業經濟和農村社會發生結構性變異。明後期,農業經濟的突出特點是商品性農業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發展,這種發展引起農業經濟和農村社會發生深刻的結構性變異,其變異的歷史進程是這樣展開的: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糧食生產能力的提高,為經濟作物種植的擴大和畜牧業、林業、漁業、副業的發展提供了可能;經濟作物的普遍種植導致農業生產商品化程度提高;商品性農業的發展衝擊、瓦解著傳統自然經濟結構和農村社會結構;傳統社會經濟結構的變異促使新的農業生產關係和經營方式出現;等級雇傭向自由雇傭過渡;農業雇工經營是農業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的主要體現。而農業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又是手工業、商業、金融業和城鎮空前發展的基礎,不言而喻,農業經濟和農村社會的結構性變異是整個明代社會經濟結構發生變異的起點。

第二,民營手工業的蓬勃發展引起手工業發生歷史性變革。這一變革具有以下五個方面特徵:一是官營手工業實施體制改革,向商品化和民營化轉變;二是民營傳統手工業煥發新顏,新興手工業勃然興起,由於其商品化程度增強,所以佔據了整個手工業生產的主導地位;三是在民營手工業普遍發展的基礎上,形成蘇杭絲織業、松江棉紡織業、蕪湖漿染業、佛山礦冶業、景德鎮制瓷業、鉛山造紙業、石門榨油業與南京印刷業等著名手工業中心;四是民營手工業的新發展有力推動了商業繁榮、市場擴展和早期城鎮化進程,同時推動了為其提供原料的商品性農業的發展,使社會經濟結構進一步發生變化;五是主要手工業部門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最初階段的手工作坊、手工工廠或包買商。

第三,商業貿易的繁榮、商人勢力的壯大和全國性市場網路的形成開創了中國古代商業史的新階段。明後期的商業流通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特點:一是商品種類增多,商品流通範圍擴大;二是商人和牙人勢力空前壯大,地域性商幫形成。商人階層不僅擁有巨額資產,而且社會地位也有提高;三是商人不僅在本地區開展貿易,而且還進行跨區域的大規模的長途販運,把全國市場聯成網路。沿海海商還從事進出口國際貿易;四是一些商幫實施的自由雇傭制、合夥制、夥計制及領本制等都是與傳統商業不同的新的經營方式和勞資關係;五是一部分商人將商業資本轉向產業資本,經營手工業或商品性農業。所有這些都表明,在明後期,中國封建商業已經高度發展並孕育出近代商業因素。

第四,貨幣權力的增大和信用借貸的活躍。明後期的貨幣關係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特點:一是賦役貨幣化,貨幣以銀為本位,此變革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二是白銀流通量和儲存量巨增,貨幣權力空前增大;三是從事貨幣兌換、匯兌和保存的貨幣經營業應運而起,它們已具有近代金融業的某些因素;四是信用借貸需求旺盛,生息資本巨增。借貸利率下降趨勢的出現、農業生產性借貸的增多、生息資本與商業資本的結合、部分生息資本向手工業資本的轉移,都是信用借貸出現的新現象。

第五,早期城鎮化進程啟動。城鎮化程度是近代化程度的重要標誌之一。明後期,以往延續下來的城市、市鎮與集市,無論是居民規模,還是工商業繁榮程度都超過了前代,工商業貿易中心的經濟功能明顯上升;一批新的工商業城市、市鎮與集市蓬勃興起,構成中國古代城鎮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時代特色。工商業城鎮是當時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聚集地,帶動著周圍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明後期的城鎮奠定了中國近代城鎮發展的基本佈局。

第六,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出現。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關於中國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取得巨大成就。但長期以來,對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不僅有不同的學術觀點,而且這一命題還遭到中外一些學者的詰難和嘲笑。在這種氣氛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相關研究隨之走向沉寂,不少學者自此緘口,即使原來對資本主義萌芽研究作出過重要貢獻的學者有的也拋棄此說。但是,我們應該尊重客觀歷史,重新肯定明代後期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將被歪曲、被否定的資本主義萌芽論重新確立起來。不僅如此,還應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將這一研究不斷引向深入。事實證明,以往對明後期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範圍和發育程度的估量,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大量史料表明,它不僅出現在絲織業、礦冶業,而且還出現在棉織業、制瓷業、造紙業、榨油業、印刷業、商業和農業。

四、上層建築的新景象

晚明時期,隨著經濟基礎發生變異,上層建築也相應出現了許多帶有近代性質的新景象。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階級關係方面。晚明時期的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階級關係雖未發生根本變化,但已出現了具有近代資本主義勞資關係萌芽的新型勞資關係。所謂,即在某些手工業部門投入資本、開設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廠、雇傭工人進行商品生產的早期資本家或包買主;所謂,即在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廠為雇主勞作、將勞動力作為商品出賣的雇工,勞資之間形成擺脫人身依附關係的勞動力自由買賣關係。這種性質的勞資關係,在農業中也已出現,農業雇工經營者與農業雇工之間以經濟契約為紐帶建立起新型的農業雇傭關係。但工農業中的這種勞資關係仍處於占統治地位的封建經濟結構和階級結構的層層包圍中。明後期時,工商業城鎮的發展和城鎮人口的增加導致中國歷史上的市民階層開始出現。這一以商人特別是中小商人、手工業主、手工業工人、各種服務行業業主及從業人員為基本成分的群體,為明後期的政治鬥爭、思想意識和文學藝術帶來了新氣象。

二是社會風氣方面。明後期,商品經濟開始發達,消費領域不斷擴大,貨幣權力不斷提高,社會價值觀念為之轉變,各階層人士競相推崇消費、追逐財富和金錢。為了追求金錢,造成人們紛紛棄農經商,以致以商賈為第一等生業,科第反在次者。這種社會新風形成了對貴賤尊卑封建等級制度的挑戰。在封建時代,人們的物質生活方式也是有等級的,不得違式僭用。明後期,隨著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人們紛紛衝破封建禮法的等級限制,享受他們原來所不能享受的生活。這表現在衣、食、住、行、用以及婚、喪、嫁娶等各個方面,正如時人所言,不以分(名分、身份)制,而以財制不復知有明禁,群相蹈之。明後期所形成的這種追求財富、崇尚消費、捨本逐末、違禮越制的風俗習尚,是社會轉型啟始在社會生活方面的體現。

三是政治維新方面。明中後期的賦役改革彙集成一條鞭法,其中的攤丁入畝,不再直接對人身征役,適應了掙脫封建經濟人身束縛的要求。此外,明後期,清議之鼎沸,黨爭之酷烈,士氣之高昂,均為前代所無。朝政爭論背後蘊涵的具有歷史價值的新因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敢於挑戰權威的議政精神;二是要求公論共治的政治主張;三是東林、複社已成為具備帶有粗淺近代政黨色彩的政治化組織。尤為值得關注的是,在明後期民眾政治意識空前提高,持續爆發了大規模的民眾反抗運動,其中,尤以市民反抗運動為以往所無。這些運動具有兩個鮮明的時代特點:一是以手工業主、手工業工人、商人、商店雇員以及服務行業從業者為主體的市民階層開始登上中國政治鬥爭歷史舞臺;二是知識階層與民眾相互支持。在這些民眾運動中都有知識份子參加。明天啟(1621—1627)年間,各地民眾紛紛起而反對閹黨迫害東林黨人,這本身即表明,知識階層(東林黨人)與民眾在反閹黨鬥爭中已經聯為不可分割的一體。總之,明後期出現的改革運動、黨社運動和市泯運動構成生機勃勃的中國社會政治新氣象,孕育出了某些帶有近代政治色彩的新因素。

四是思想觀念方面。明後期,突破傳統觀念束縛,曾出現兩次大的思想解放:一次是由程朱理學向陽明心學的轉變;一次是早期啟蒙思潮和經世實學思潮的興起。這都促使人們的價值觀念出現明顯轉化。比如,對欲望合理性的肯定,即是晚明思想十分突出的現象。在傳統觀念裏,人欲與天理相對立,必須祛除。而在這一時期,人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理念上得到充分肯定,使古老的理欲觀發生革命性變化。對欲望的肯定,基於對人的推尊和自我意識的覺醒,人的自我價值與地位獲得前所未有的重視。王艮的尊身立本愛身如寶論,李贄的人必有私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論,都閃耀著近代人本主義的思想光輝。在充分肯定自我與人的欲望的前提下,倫理觀、財富觀、權威觀與政治觀都與以往的傳統觀念有了很大不同,貫穿著批判和求實精神,呈現著近代人文主義色彩。黃宗羲對君主專制的批判和對開明君主制的設計,更是那個時代新型政治思想發展的高峰。明後期及明清之際出現的這些新的理論和觀念具有近代思想因素,蘊涵著人本主義、人文主義精神,適應了商品貨幣經濟發展和新型生產關係出現的理論需要,屬於近代早期啟蒙思想,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資產階級改革派提供了思想淵源和理論武器。

五是文學藝術方面。明後期,文學藝術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革,其主要標誌是公安派、競陵派詩文的興起和市民通俗文學的繁盛,尤以後者最具劃時代意義。以小說、戲曲和市井民歌為主要形式的反映城鎮商業手工業繁榮,反映市民階層和廣大民眾、下層知識階層生活及思想情緒、審美觀念的市民通俗文學構成了明後期文學藝術的主要特色。徐渭、李贄、湯顯祖、袁宏道與馮夢龍等文學巨匠還提出了具有近代人文啟蒙性質的文學理論,其主要內容是:主張抒發現實之中我的童心真情性靈,反對封建禮法束縛,宣揚人的個體價值,鼓吹人性解放與個性自由;追求本色率真與自然,反對偽飾矯作和刻意模擬古人;在創作方法上,推崇新奇,不拘格套,開創積極浪漫主義新風。這種文學思潮的實質是要求從文學復古主義和封建正統文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實現向反映市民階層、普通民眾與下層知識階層生活和思想願望、審美情趣的市民通俗文學轉型。這些都是中國近代早期啟蒙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五、阻力和挫折

由於經濟、社會、政治以及思想文化各個領域新因素的湧現,使得明後期中國社會呈現出新舊混合的多元化趨勢。但是,母體社會的舊結構仍占統治地位,新因素還處於受壓抑的劣勢,社會轉型遭遇舊結構的強勁阻礙,不僅減緩了轉型的速度,而且使之出現了巨大曲折。

關於明後期社會轉型的阻力可以舉出許多例子,但從根本來說,主要來自於封建等級特權制度及其所造成的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腐敗。封建等級特權制度是造成封建社會社會矛盾與階級矛盾全面激化,財政危機與社會危機全面爆發的根本性體制原因。明後期,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敗除了傳統原因之外,還在於任由商品貨幣經濟發展帶來的負面作用氾濫:一方面,是商品貨幣經濟空前繁榮;另一方面,是封建政治腐敗愈演愈烈,形成鮮明反差。商品法則、金錢關係不僅支配著社會經濟生活,而且還充斥於政治領域,封建統治階級的貪婪欲望日益失控,無限制地掠奪財富,導致社會資源和利益分配極度失衡,貧富懸殊,社會階級矛盾激化,社會轉型受阻。尤其是當腐敗全面加劇進而引起社會大動盪之時,社會轉型更遭到了嚴重挫折。

明後期,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腐敗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封建等級特權失去約束,貧富差距極度拉大;二是貪賄公行,吏治敗壞;三是紀綱廢弛,機體癱瘓。封建統治階級全面腐敗所造成的直接社會後果是,一方面激化了社會階級矛盾,釀成全國範圍的社會大動盪;另一方面,削弱了對後金()地方割據勢力發動的掠奪戰爭的抵禦能力,使內地經濟慘遭破壞。明末農民大起義持續了近二十年,明清戰爭持續近三十年,這二三十年蔓延不斷的戰火和動盪,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對明後期出現的社會轉型趨勢都是嚴重打擊和挫折。

雖然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已經出現近代因素,具有向近代轉型的趨勢,但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自身又蘊涵著阻礙社會轉型順利發展的消極因素。當封建統治階級在政治上尚有自我調控能力之時,這些消極因素得到抑制,近代因素得到生長;當封建統治階級喪失自我調控能力、日趨腐敗之時,這些消極因素便肆意氾濫,釀成社會動盪,社會轉型便遭受挫折。因此,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敗程度成為中國近代因素能否順利生長、社會轉型能否順利進行的關鍵。晚明社會轉型只能在不斷克服阻力中曲折前進。

李白成大順軍撤離北京後,清軍趁亂入主中原。中國歷史上以往的改朝換代,新王朝開國之初,一般皆吸取前朝敗亡的歷史教訓,實行偃兵息武、休養生息、恢復發展政策。明清嬗遞則不同,清初統治者帶來的並不是和平與發展,而是四十多年的民族征服戰爭,商品經濟最發達的長江中下游及東南沿海地區所遭塗炭尤甚。不僅如此,清朝統治者還在很長時間內殘酷地實施民族歧視與壓迫,並將其在關外實行的落後的農奴制經濟、政治、文化政策移至關內,使內地先進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遭到嚴重摧殘,致使明後期出現的社會轉型趨勢發生逆轉。這種歷史的倒退持續了九十多年,到清乾隆初期社會經濟才逐漸恢復到明代最好水準,並逐漸與明後期出現的社會轉型趨勢重新接軌,但是,發展的時間和歷史機遇卻喪失了。這一喪失竟然使以後的中國歷史變得異常的複雜和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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