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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日志

 
 

清代綠營的管轄區域與區域社會——以江南三角洲為中心  

2010-05-18 00:28:04|  分类: 江南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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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田出:清代綠營的管轄區域與區域社會——以江南三角洲為中心 
时  间: Sun Mar 25 00:07:10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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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1997/02

至今為止,有關清朝軍事、警察的著述都普遍認為,由於清朝中期以後,作為清王朝主要
軍事力量的八旗、綠營逐漸廢弛,因此到了清末,清朝政府便推出了巡警、團練等新的治
安維持組織。然而以江蘇松江府青浦縣為個案進行分析,可以確認綠營的基層軍事單位“
汛”不但仍舊殘存,且在該地的治安維持方面扮演著主要角色。據民國《青浦縣續志》卷
10〈兵防?警察〉記載:“(將民團警察)改歸城守千總楊修武兼帶,易名巡警。即以楊為
巡官,設正、副巡長各一名、巡士十二名,始布崗位,經費以豬、羊、茶捐等充之。宣統
元年九月,知縣劉有光更募商捐,增正、副巡長各一名、巡士四名,借武聖宮為巡警局。
時巡官楊出缺,仍以繼任城守千總陳虎名兼”。也就是說,以綠營城守(汛)千總為巡警
的巡官,實際上意味著將巡警納入了綠營“汛”的指揮之下。另從該志<兵防?團練>中得
知,團練也被納入了同樣的指揮系統。從而可知,直至清末,綠營的基層單位“汛”始終
都承擔了極為重要的警察功能。 

就筆者所知,除中國羅爾綱及日本楢木野宣[1]二位先生的研究成果以外,至今尚沒有關於
“汛”的專論。因此,本文首先擬以江南三角洲的地方志(縣志、鎮志)為主要史料,考
察綠營的組織編成、汛的設置與管轄區域,然後分析基層單位“汛”的管轄區域與區域社
會的關係。 

一、綠營的組織編成及汛的設置 

關於清代綠營基層單位“汛”的組織形態,自羅先生以來,曾先後有數篇論文對此作了描
述[2],其主要觀點為:(a)清初以來,綠營由標(歸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指揮)、
協(歸副將指揮)、營(綠營的基本單位。歸參將、遊擊、都司、守備指揮)、汛(歸千
總、把總指揮)組成,其中汛是綠營的基層單位。(b)儘管每個汛僅有數名汛兵,然而卻設
置林立,直接涉及廣大鄉村。(c)汛的功能主要有四,即緝捕、防守驛道、護衛行人、稽查
匪類。據此可以認為,從清朝這個國家的角度來看,汛的最重要的功能是警察,而非軍隊
。然而,關於上述三點的區域性、相互關係以及更加詳細的個案研究,卻未見任何論述。
因此,筆者準備以江蘇、安徽兩省(特別是江南三角洲)為中心,進一步考察綠營的組織
編成及其設置。首先可以發現,在江蘇、安徽兩省,綠營的基本單位“營”的駐防布置具
有明顯的差異。例如在江蘇北部和安徽全省,“營”以一府一營的原則(而且彼此之間保
持一定間隔)設置,也就是說其設置密度相對較低。而江南三角洲則一縣一營,其密度遠
遠高於前者。此外,江寧、揚州、鎮江等長江沿岸地區,以及黃河、淮河與大運河匯合處
的淮安附近,也是營的集中區域。造成這一格局的原因不僅出於純軍事的考慮(海防),
維繫長江、大運河作為內地交通大動脈的功能,確保其安全也是其主要著眼點。從宏觀上
看,它對清王朝的最大貢獻也恰恰在於維繫並保護了南北和東西的水運。 

此外,綠營的布置與行政系統的關係也具有若干特色。象標、協這樣比較大的建制,一般
駐紮在省城、道城、府城或直隸州城,而營則駐紮在府城、直隸州城或縣城,由此可以推
定綠營的設置對應於城市的行政系統。這是因為江蘇、安徽在防衛與治安方面並不存在嚴
重問題,且官僚、人口、財貨等都集中於城市之中,能夠確保部隊的軍餉。 

那 ,在沒有設置營的縣、市鎮、農村中,綠營是如何配置的?雖然羅先生曾指出汛的布
置十分周密,但卻沒有詳細探討其內部編成及分佈的實態。以江蘇為例,就沒有營以上部
隊駐紮的安東縣而言,雍正《安東縣志》卷3〈職官志?武職〉所引“雍正三年,詳請安東
留駐防守營弁”中言道:“今查安邑城守一汛,向系廟灣營撥派千把一員,分防此地,每
當半年更替,新舊往還”。可知安東縣城中綠營被稱為城守一汛,歸駐紮在同府阜寧縣的
廟灣營統轄,其指揮官是一名千總或把總,輪流更換。關於城守一汛,據光緒《鹽城縣志
》卷6〈武備〉稱:“營官檄外委一人,防守城池,巡緝廛市,謂之城守汛”。根據上述史
料,我們可以了解到在沒有營以上部隊駐紮的府、州、縣城中,以“城守汛”駐防,由千
總、把總或外委擔任指揮官。而“城守汛”之下,又有若干應稱為“小汛”的單位,由“
城守汛”向各“小汛”撥派若干名士兵[3]。綜上所述,可以確認其指揮系統為“營”→“
城守汛”→“小汛”。 

就市鎮、農村而言,試舉如下史料:“大汛七、小汛四十有一,分佈州縣,其防密矣”[4
];“本營(鹽城營)防守鹽城、泰州、興化、阜寧四州縣地方。而鹽城是其全轄,分鬥龍
、新洋、沙溝三大汛,共二十九處,每年千把總輪守”[5]。從中不難推定包括市鎮在內的
農村設有“大汛”和“小汛”。再以駐紮鹽城縣的鹽城營為例,進一步具體考察“大汛”
和“小汛”的實態。根據有關記載可知:(a)“斗龍、新洋、沙溝三大汛”分別冠以“分防
”二字,說明“大汛”與“分防”都代表同一建制(乾隆《鹽城縣志》)。(b)乾隆《江南
通志》卷93〈武備志〉稱,鹽城營一名千總坐鎮沙溝鎮,兩名把總中一名坐鎮新洋鎮,一
名坐鎮劉莊場[6]。可以認為千總、把總都在“大汛”(即“分防”)指揮其餘“小汛”。
從而得出結論:“大汛”又稱“分防”,其指揮官為千總或把總,統轄數個小汛。 

不過,參照乾隆《鹽城縣志》“共二十九處”的記載,及從該志中得出的統計:分防鬥龍
汛有8個小汛,分防新洋汛有9個小汛,分防沙溝汛有12個小汛,合計29個小汛,於是出現
一個不甚明了的地方,即若再加“三大汛”,就與“共二十九處”的記述產生矛盾。這就
涉及到如何定義“大汛”問題。如果再度確認千總、把總的駐防地,便會發現在小汛名稱
中存在著同樣的地名,因此大汛並不意味著規模較大的汛,而是處於諸多小汛之上統轄它
們的單位,且以某小汛為其屯所。換句話說,就是千總、把總坐鎮於某小汛指揮,大汛是
小汛的上級單位。 

最後以江南三角洲的松江府金山縣為例,來說明汛的設置。金山縣的“分防大汛”由若干
小汛組成,而且每個“分防大汛”都有指揮官及士兵人數的記載。在證實前述論點的同時
,尚可發現“分防大汛”與“城守汛”都代表同樣的建制,只不過駐紮於城市中的稱為“
城守汛”而已。而各“分防大汛”按照所在地名被簡稱為“某分防”,如“海汛分防”設
置在金山衛城南沿海地區;“幹巷、呂巷分防”設置在乾巷、呂巷兩鎮附近。此外,金山
縣的“分防大汛”大多設於市鎮(如張堰鎮、亭林鎮、張澤鎮、朱涇鎮、幹巷鎮、呂巷鎮
),這一特色很值得注目。 

關於小汛的設置,有兩個特點。一是由於“分防大汛”設在市鎮,所以小汛也設置在以市
鎮為核心的一定區域之內。也就是說,“分防大汛”是以市鎮為核心的警備網絡。另一特
點是小汛沿海塘、陸路或水路按照一定間隔設置。特別是在江南三角洲,大部分小汛都沿
著主要通道,即水路(涇、塘、港、濱[7]、橋)設置,因此可以認為江南三角洲的大汛(
或城守汛)、小汛──本文稱之為“汛防制度”──是設置於以市鎮(或縣城)為核心的
一定區域之內,且集中於沿市鎮(或縣城)四通八達的主要通道(以水路為主)之上,以
完成警察任務為其主要功能之一的組織。 

二、汛的管轄區域分析〈一〉─以松江府為例 

(一)營的管轄區域 清代編纂的方志──特別是縣志、鄉鎮志──記載了該縣(或該鄉、
該鎮)內綠營的管轄(警備)區域。迄今為止,學術界尚無有關綠營管轄區域的研究成果
。因此,首先有必要考察一番綠營的基本建制“營”的管轄區域,然後再進一步分析“汛
”的轄區。 

綠營基本上是以營為單位劃分轄區的。例如,據乾隆《蘇州府志》卷18〈軍制〉記載,蘇
州城守營是以吳縣、長洲、元和、昆山、新陽五縣地方為管轄區域,在東南西北與其它營
的轄區交界,可見各營的轄區是彼此互連的。此外,嘉慶《松江府志》卷34〈武備志〉中
以“汛地”一詞代表轄區,因此可知各營的管轄區域被稱為“汛地”。至於各營管轄區域
的劃分,我們已知綠營存在著營→大汛(或城守汛)→小汛的指揮系統,從而可以推定營
的管轄區域劃分若干大汛,而大汛又分為若干小汛。但是由於方志中並沒有關於大汛轄區
的記載,因此筆者準備在分析了小汛轄區之後,再對大汛轄區及其意義作詳細探討。 

(二)小汛的管轄區域。從現存史料中,可以明確松江府(1)南匯(2)青浦(3)婁縣三縣小汛
的轄區。 

(1)南匯縣 該縣地處江南三角洲東部、長江沿岸高鄉──微高地。據嘉慶《松江府志》卷
34〈武備志〉記載,該縣設有46處小汛,但在光緒《南匯縣志》卷9〈兵防志〉中卻僅載明
6處小汛的轄區。現將其特徵整理如下:(a)小汛、小墩汛皆有轄區。其中十四墩汛是明代
為海防而設的哨所。從而可知不但其餘5處小汛皆有各自的轄區,即涵蓋一定區域的“面”
,甚至連小墩汛也有自己管轄的範圍。(b)小汛以地理區劃“圖”為基準,劃分出各個轄區
。“圖”原本是“(縣一)都(保?區)─圖─字圩─丘”這種江南三角洲魚鱗冊用來表示
土地所在地的標記方式,其產生源於利用行政手段來掌握土地與徵稅的需要[8],後來圖亦
被用來作為劃分警備區域的依據。(c)所管轄的圖無重覆現象。無庸贅言,管轄區劃分的目
的在於為了明確責任所在,故而必須避免重覆。 

(2)青浦縣 該縣地處江南三角洲海拔最低處、太湖周邊的低鄉,是典型的水鄉,有淀山湖
等諸多湖澤群,水路網四通八達。該縣共設有46處小汛,光緒《青浦縣志》卷10〈兵防〉
中記載了其中23處小汛具體的轄區。試與南匯縣的分析結果作一對比,關於上述(a)與(b)
有關“圖”的特徵,青浦縣也完全具備,因此不再多作說明。不過,就(c)“所管轄的圖無
重覆現象”而言,我們可以確認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同一“圖”可能為數個小汛所管轄
。具體情況如四十六保四區九圖(白鶴江汛與杜村汛)、四十三保一區三十三圖(沈巷汛
與安莊汛)可供參考。對後者所處的地理環境,筆者想稍作提示:該圖距章練塘鎮(位於
青浦縣西南,與鄰縣縣境犬牙交錯)不遠,海拔極低。由於史料限制,我們無法對青浦縣
一“圖”多管現象作出更加深入的說明,而僅能提出地理上的因素,供各位學者參考。此
外,該縣小汛轄區的另一特點是(d)明確標明管轄區域的小汛皆位於市鎮。為何只記載配置
於市鎮的小汛?筆者對此感到疑惑,同時對小汛轄區與市鎮之間這種密切的關係,也深表
關注,有關這一問題將在下面予以探討。 

(3)婁縣 該縣位於今松江縣西部,地理環境與青浦縣相似,屬於所謂的低鄉。在光緒《婁
縣續志》卷8〈軍政志?防汛〉中,明確記有56處小汛的轄區,相較於南匯、青浦二縣,可
提供更多的研究材料。與青浦縣相同,筆者首先要確認的是有無一“圖”多管現象。結論
是:這一現象大多在位於府治、朱家角鎮、章練塘鎮、楓涇鎮等地附近出現。該縣志在各
小汛轄區圖之後,還附有各小汛東西南北四界及與其轄區相鄰的其它小汛名稱。例如:“
一、茶亭汛。〈邑界〉轄四十保二區十圖、一圖。汛兵二名。東半裏至官紹塘,與打鐵橋
汛交界。南二里至柵橋,與大張涇汛交界。西四里至郭家濱,與米市塘汛交界。北二里至
石灰橋,與大張涇汛交界”。茶亭汛與大張涇汛雖共同管轄四十保二區十圖,但從上述史
料之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兩汛各自的管轄區域是以位於茶亭汛南邊二里(約1.152公里)的
柵橋、及北二里的石灰橋為界來區分的。也就是說“圖”只是一個粗略的轄區概念,實際
上還存在比這更為詳細的劃分。這種情形並非僅見於茶亭汛,其它小汛亦與之類似。在江
南三角洲,可成為境界的主要是水路要道,如上述茶亭汛一例中所舉出的境界點為官紹塘
、柵橋、郭家濱、石灰橋等,其它如“涇”、“港”、“河”等水路名稱,或“泖”、“
灣”等地形名稱尚比比皆是,此外,從“圩”這種比“圖”更小的地理區劃亦偶爾出現在
史料中來看,我們不妨認為:儘管人們利用水路來標示境界,但實際上江南三角洲低地是
利用其特有的“圩”來區分管轄區域的。 

筆者認為,關於上述青浦縣為何會出現一圖多管現象的疑問,或許可以用婁縣的情形來予
以解答。即該縣其實與婁縣相同,都以“圩”來設定小汛的轄區,而方志由於某種原因省
略未提,只記載“圖”,從而使一圖產生雙重管轄的現象。與此相對,位於所謂“高鄉”
的南匯縣則沒有發生類似情況。由此可知:在江南三角洲,存在著兩種設定管轄區域的模
式,即一以西部“低鄉”──“圩”為基準,另一則以東部“高鄉”(微高地)──“圖
”為依據。在此,筆者擬對濱島敦俊先生有關土地廟廟界的研究作一介紹[9]。關於土地廟
廟界區劃,濱島先生指出:地理上的區分基準,一般說來“高鄉”(微高地)是“圖”,
而“低鄉”則是“聚落”。那 “高鄉”的廟界區分為何以“圖”為基準?原因在於該區
域的聚落形態大多為散村及孤立莊宅(一個聚落平均有7.7戶);相對於此,江南“低鄉”
圩田地帶則是集村佔優勢(一個聚落平均有100戶左右)。濱島先生所論證的內容不僅與本
文所得結論相同,而且對筆者產生了莫大的啟示。從這一啟示中,筆者意識到:儘管小汛
轄區的劃分基準在於以管轄“土地”為目的的“圖”或“圩”,但既然汛的重要功能在於
管理“人”,那 在劃分轄區時就必須顧及“聚落”的形態。也就是說,針對“高鄉”散
村散戶的聚落形態,以“圖”為基準劃分轄區便較為合理;而“低鄉”的聚落規模則相當
龐大,且聚落往往多橫跨水路、包括數個“圖”,設定轄區時便理所當然地棄“圖”而取
“圩”。因為以“圩”為單位可以將含有數“圖”的同一聚落(自然村)納入同一汛的管
轄區域,從而使責任分擔更為明確。 

三、汛的管轄區域分析〈二〉─以蘇州府吳江縣盛澤鎮 

為例 

前文就小汛的管轄區域作了探討,下面筆者擬依據蘇州府吳江縣盛澤鎮志─《盛湖志》,
對大汛的管轄區域進行具體的論證。 

首先,概述一下這一地區的地理、社會經濟環境。吳江縣地處蘇州府南部、江蘇省的最南
端,屬蘇浙交界地帶。雍正四年(1726),震澤縣自憐江縣分出,舊吳江的東半部仍歸屬吳
江縣,而西半部則成為震澤縣。但此後,二縣仍舊“同城分治”而非“異城分治”[10],
形成同一區域社會。從地理環境來看,該地區位於太湖東南,屬於湖沼集中的所謂“低鄉
”地帶。至於其社會經濟方面,眾所週知,該地區原為明清時代的經濟發達區域,這早已
為眾多研究者所注目。或許從其市鎮林立這一點上,便可顯示出其經濟的繁榮。其中具有
代表性的市鎮,在吳江縣可舉出如盛澤、平望、黎裏、同裏、蘆墟等鎮,及廣村、黃溪等
市;震澤縣則有震澤鎮,雙楊、嚴墓、檀邱、梅堰等市。這些市鎮均是商業或手工業的中
心,極為繁榮[11]。這些市鎮彼此之間、或市鎮與作為其腹背地區的農村之間,通過密佈
交錯的水上交通網而連成一體。 

那 ,吳江、震澤兩縣是如何構築其汛防制度的?據乾隆《吳江縣志》卷9及乾隆《震澤縣
志》卷7的〈營汛〉記載:在乾隆年間,兩縣共設有6個大汛,即震澤城守汛(把總)、平
望大汛(千總)、同裏大汛(把總)、盛澤大汛(千總)、蘆墟大汛(千總)、震澤大汛
(千總),與前述鹽城營相同,採取了千總、把總輪換制,其外委分別駐紮在吳江縣城、
梅堰市、廣村市、盛澤鎮、蘆墟鎮、嚴墓市。由此可知,所有千總、把總的駐紮地均在縣
城或鎮,而外委則主要駐紮在市或與指揮官同駐一鎮。這再一次證明了大汛的設置是以縣
城、市鎮為核心的。 

在上述6個大汛之中,盛澤大汛管轄著5個小汛,其中盛澤東口汛與盛澤西口汛分別位於東
腸圩與充字圩,該二圩是盛澤鎮的根據地。若進一步對東口、西口這樣的稱謂再稍作推敲
,便可得出如下推論,即該二汛的主要功能是對進出該商業市鎮──特別是船隻的進出─
─進行盤查。江南水鄉水路交通發達,水路流貫市鎮,湖賊等往往利用水路進行掠奪,從
而導致各鎮出入口警備的加強。爛谿汛,從名稱推測,該汛大概位於流經盛澤鎮西部的交
通幹線──爛谿之濱,而柏字圩則是面朝爛谿的圩名之一。將小汛設置在交通幹線旁,是
江南三角洲的特徵。如果把考察的範圍擴展至吳江、震澤二縣的整個區域,此特徵便更加
明顯。不僅是爛谿,其它如江南運河、吳興運河等江南三角洲具有代表性的交通幹線沿岸
,每隔一定距離都設有小汛。由此判斷,小汛的主要功能也必定包括保護出差官吏、往來
行商等人員的水上交通安全(關於汛防缺席的功能,筆者將在今後發表的論文中作具體闡
述。)此外,乾隆《吳江縣志》卷4〈鎮市村〉中還記載著茅塔、斜巷這樣以聚落名稱命名
的汛,不妨認為它們也是沿聚落附近的水路而設。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認識到小汛的主要功能是沿“線”警備,而從上節的分析中可知,它
也負責著作為“面”的一定管轄區域的警備,如盛澤大汛之下便明確劃有各小汛的轄區。
根據同治《盛湖志》卷4〈營汛〉可知各小汛管轄的“圩”數。而同書卷1〈鄉都圖圩〉所
反映出的小汛轄區,都使得這一特點愈顯突出。首先,轄區按各“圩”一一明確設定。其
次,各小汛所管轄的“圩”與其所屬圖無關。例如,二十三都三十二圖分別歸東口汛、西
口汛、茅塔汛管轄。而其它34個圖之中,完整地歸同一小汛管轄的只有12個。也就是說,
佔總數三分之二的22個圖是由數個小汛分管的。這無疑成為上節分析松江府的事例時筆者
所作推測的佐證,即在江南三角洲的“低鄉”,設定小汛轄區的基準在於“圩”而非“圖
”。另外,該志〈鄉都圖圩〉中所引《汛地鈔冊》的存在,也可作為這一推測的旁證。“
按《汛地鈔冊》,圩名有復舉者,有小而未載者,有訛誤者。悉照邑沈志核定,故數較汛
冊略浮。如故、戚二圩亦汛冊所續增,歸東口汛管轄,不在原額之內。蓋都、圩定而後界
限清,記載確,無岐越之失。同邑之地,本難畛域,以汛為界,則江浙分省易辨。平望、
蘆墟兩汛,殊無混矣。”這段按語附於同治《盛湖志》卷1〈鄉都圖圩〉中“疆域表”之後
。可以認為《汛地鈔冊》是登記汛的轄區之內圩名的簿冊,是以大汛,小汛或縣為單位製
成的有關綠營轄區的備忘錄。該按語告訴我們,以前《汛地鈔冊》在記述上問題頗多,但
經過此次比照縣志修正之後,變得詳細且準確。此外還指出利用此《汛地鈔冊》,即以汛
來判斷行政區劃,則不僅縣界,且使江蘇、浙江二省的省界也清晰明了起來。那 文中所
言“無岐越之失”具體何指?或許這與稅糧的徵收有關。因為對那些被水淹沒的圩或新近
出現的圩而言,必須確定其歸屬,故而《汛地鈔冊》的存在,不僅對大、小汛的轄區,甚
至對明確稅糧的徵收範圍這種與該地區財政相關聯的問題,也會產生意想不到的額外效果
。 

最後,筆者擬復原當時盛澤大汛管轄所及的區域,以此分析大汛是如何展開佈局的。盛澤
大汛所屬各汛的管轄區域為:東口汛轄盛澤鎮及其以東、東北地區;西口汛轄該鎮西北地
區;爛谿汛轄西南及爛谿沿岸地區;斜港汛轄區更往西南;茅塔汛轄南部地區。其中最值
得注意的並非單個小汛的轄區,而是各小汛轄區的整合即盛澤大汛的管轄區域,是以盛澤
鎮為核心而在一定空間內展開的。或許下述觀點更為妥當,即盛澤大汛的管轄區域是以盛
澤鎮為中心設定的,而小汛只不過是將其分而轄之[12]。當我們將思考的重點置於這種以
市鎮為核心來設定管轄區域時,那 從上述分析中便很容易推導出一個結論,即不僅盛澤
大汛如此,整個江南三角洲的其它大汛也具有同樣傾向。 

通過分析江南三角洲,進而可知清王朝是在以市鎮為中心的一定空間內設置警察機構的。
清政府或許認為,這種空間格局在達成其防衛與治安任務方面最具功效,那 它們之間具
有何種邏輯關係呢?費孝通先生稱以市鎮為核心的生活圈為“鄉腳”[13],我們也可稱之
為市場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我們假定有連接市鎮與聚落的航路、其上有人的移動往
來及商品的流通搬運,而這些移動流通得以順暢無礙的前提條件必然是良好的交通環境,
尤其是良好的治安,因為治安不良將會導致嚴重的交通阻礙。實際上,客商與農民在前往
市鎮的途中,往往會遇到強盜的襲擊,從而使得以市鎮為中心的警備網的設置成為必然。
而此中擔任保護人員移動、商品流通重責的無疑是大汛和小汛。小汛配置在連接市鎮與鄉
村或市鎮之間的往來交通線路上,承擔防衛、維持治安以及搜集情報的任務,其所獲情報
均向設有大汛的市鎮集中。筆者認為,大汛是一種業經系統化了的組織。若要對市場圈與
管轄區域相重疊這一推測進行論證,就必須首先從市鎮角度探討汛防制度,這便是下一節
所要闡述的內容。 

四、汛的管轄區域與市鎮“領域” 

至清朝末期,近代的地方自治制度被引進鄉村。日本學者稻田清一先生對宣統年間地方自
治的區域劃分進行了研究,他首先主要根據青浦、嘉定、寶山、太倉、鎮洋等州縣的地方
志,指出江南各市鎮存在著統稱為“鎮董”的職務,從事救濟、水利等諸多活動[14]。隨
之將研究重點放在鎮董在救荒活動中所劃分的“廠”這一管轄區域上,認為它是一個以市
鎮為核心的區域社會單位,其功能不僅限於救荒,且通過參與一般性地方行政事務,演變
為事實上的地方行政區劃,結果導致鎮董的管轄區域最終成為宣統年間的自治區域。從上
述結論中,稻田先生進而推斷鎮董管轄區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同治以前,並設定這一系列
的論斷普遍適用於江南三角洲。 

上述研究探討了自發的市場圈向行政區劃進行制度化演變的過程,重點研究了市鎮通過居
住在其間的生員的實力派──鎮董所體現出的自治的側面,其管轄區域向自治區域的過度
這一模式頗具啟發性。 

然而,翻開江南三角洲為數眾多的鄉鎮志,即可發現鎮民們的“領域”意識(下文中除引
文外俱統一使用“領域”一詞)中並非一定突出市鎮自治的側面,而是或強調在行政體系
的統屬方面上級單位(主要是縣)與市鎮的關係;或從市場圈角度反映出市鎮間的相互意
識等,顯示出豐富多彩的內涵。 

首先,看一下縣與市鎮的關係。從先行研究中可知市鎮有將自身定位於省─府─州?縣一系
列行政區劃之下的傾向[15],這一點在鄉鎮志特別強調行政終端──縣派遣來的文武“官
”員的記載之中亦可得到反映。只是文官數量有限,並非江南三角洲所有市鎮都有文官駐
紮,這使得前述大汛的指揮官(千總、把總)受駐屯在府縣的營的派遣,坐鎮諸多市鎮,
作為市鎮的長“官”。而且大汛管轄著以市鎮為核心的一定範圍,這一點在上節已作論證
。從上述史實中可以輕而易舉地推導出,大汛與市鎮之間,特別是在它們的管轄區域與領
域都是對縣的進一步劃分這一點上,二者存在著密切的關係。 

在討論市鎮間的相互意識時,市場圈這一視點是個關鍵。作為研究線索,首先我想再次分
析一下濱島先生曾經引用過的一則史料[16]。據地處浙江省最北端的嘉興府秀水縣新塍鎮
鎮志,民國《新塍鎮志初稿》卷首〈疆域總說〉載:“蓋前世鎮之戶口未多,其後商市日
繁,戶口漸多,村鎮交易,各就其便。於是某村常赴某鎮交易者,即曰‘某鎮之某村’。
此由地理之近便,而成自然之區別,固未有行政之統轄也。迨至有清設汛弁駐防,始定區
分”。由此,濱島先生指出,所謂市鎮的領域本來是指“某鎮之某村”這種自發的領域觀
念,而所謂市場圈也是作為市鎮的領域被認識的,決不具有自上而下指定的性質,自從清
代設置“汛弁”駐防以後,才開始成為官方明確的行政領域。其“汛弁”係指千總或把總
,從而可以推斷市鎮的領域=大汛的管轄區域。 

此外,尚有能夠證明大汛的管轄區域即市鎮的領域的其它史料,關於前述蘇州府吳江縣盛
澤鎮的領域,同治《盛湖志》卷一〈界域〉記述如下:“舊志雲‘南逾麻谿,北盡縫圩,
東距新杭,西抵爛谿’。大勢已具。今以營員所轄之隸吳江縣五汛為界。水程定,則陸路
、諸圩自有一定矣”。可見在編纂舊志時,既已形成了領域觀念,也就是說同治初年以前
便已將大汛的管轄區域視為領域。因為所謂“營員”即盛澤大汛的千總,而“吳江縣五汛
”就是前面提到的以東口汛為首的五個汛。 

從上述新塍鎮、盛澤鎮二例中,可以斷定鎮民將大汛的管轄區域即認作市鎮的領域。 

像這樣自上而下地設定的領域之所以容易被接收,或許是因為大汛的管轄區劃分明確,另
外大汛的管轄區域是對縣的不同領域的劃分,同時也大體符合自發的領域觀念(市場圈)
,當然必須意識到鄉鎮志都是站在官方的立場上進行記述的。因此雖然不能簡單地說大汛
的管轄區域=市場圈,但根據前面探討的結果及在鄉鎮志的有關記述中能夠毫無滯礙地將
市場圈與大汛的管轄區域進行概念互換的史實來看,至少可以認為這樣的推論是成立的。
 

最後再以新塍鎮為例,具體分析一下大汛的管轄區域、市鎮的領域、市場圈三者的關係,
及其與本節言及的宣統年間自治區域之間的關係。在民國《新塍鎮志》卷一〈疆域〉所引
光緒《新塍志》中,具有如下記述((1)~(4)系筆者為便於分析所加):“疆域表雲‘(1
)新塍為秀水首鎮,北控吳江,西接桐鄉,東南二際,皆與縣境相毗連。(2)其直南二十里
曰陡門,舊時別為一鎮。(3)是以新城汛所轄境,西南不過靈宿港,東南至九里匯而止’。
(4)今彼鎮久廢,既附屬於新城汛,則西南界限當盡秀水所隸,東南邊線亦當自九里匯畫至
運河,庶沿塘一帶防務有所專責”。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在鎮志的〈疆域〉之中明確提到了“汛”(上書史料將盛澤大汛亦記
作盛澤汛,故此“汛”亦當視為大汛)的管轄區域,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塍鎮的領
域與新塍大汛的管轄區域的一致性。如果二者之間毫無關係的話,上述內容記入諸如〈兵
防〉等項之下就足夠了。 

其次,這則史料引人深思的是它還反映了鄰接市鎮的沒落所引起的各種社會變動。(1)記述
了新塍鎮的領域;(2)提到了在該鎮南邊有陡門鎮;(3)是以陡門鎮的存在為前提,指出新
塍大汛的管轄區域未及陡門,這同樣反映出鎮的領域與大汛的管轄區域是相互一致的。至
此尚一切正常,然而問題在於(4)是在何種邏輯下推導出來的?之所以提出這樣的疑問,是
由於陡門鎮被廢這樣一個社會經濟現象,一般很難與新塍大汛要求擴大管轄區域這樣的理
由聯繫在一起。 

關於新塍鎮,尚存有咸豐、同治年間編纂的《新塍瑣志》,該志〈疆裏〉言道:“(鎮之
領域)南至陡門塘,陡門向為鎮,今久廢矣”。這反映出在鎮民的意識中已將新塍鎮的領
域擴大至陡門,換而言之,新塍鎮的領域是在陡門鎮的沒落中自然而然地擴大的,鎮民或
許認為這也是市場圈擴大的結果。因此,可以認為鎮民基於市場圈擴大的理由,提出了拓
寬大汛管轄區域的要求。 

若再進一步分析該地區的汛防制度,可知陡門鎮原本並不包括新塍大汛的管轄區域,也沒
有以該鎮為核心設置大汛,儘管陡門鎮名義上被稱為鎮,正如嘉慶《嘉興府志》卷四〈市
鎮?陡門鎮〉所載:“(該鎮位於)縣治西二十七里靈宿鄉,鎮夾運河,南北廛居僅二百餘
家,較諸鎮最為闃寂”,從其規模而言則屬小村落,因此其間僅設一小汛(馬兵一名、守
兵九名),歸入以桐鄉縣濮院鎮為中心的濮院大汛的管轄區域(濮院鎮位於陡門鎮南部,
顯示陡門鎮有可能被包含在濮院鎮的中間市場圈內)。其後,隨著陡門鎮的衰落,同時也
由於新塍大汛自身擴大需要的出現,新塍汛的管轄區域最終達到運河。由此可以進一步推
斷,原本以陡門鎮(地跨運河)為基層市場的居民們,在該鎮衰落之後,以運河為界,或
北赴新塍鎮,或南趨濮院鎮。即新塍大汛通過將運河北岸的居民收容入自己的市場圈之內
,實現了將管轄區域擴張至運河的目的。這種認識的根據,如前所述必定在於市鎮賴以發
展的基礎模式,即市場圈內的人員的流動、商品的流通以及對其安全的維護。因此,大汛
的管轄區域同樣也取決於對市場圈治安的維持。 

關於與宣統年間自治區域的關係,民國《新塍鎮志》卷一〈疆域〉中在引用光緒《新塍志
》之後稱:“宣統元年(1909),秀水地方自治籌備處劃分(自治)區域,悉照鄭(之疆域
)表”,也就是說自治區域完全等同於與大汛的管轄區域相一致的新塍鎮的領域。由此可
知,部分大汛的管轄區域被宣統年間的自治區域所繼承。 

稻田先生在其論文中非常出色地描述了自發的市場圈向行政領域制度化演變的過程,使本
文得以提出自發的市場圈→市鎮的領域→大汛的管轄區域→自治區域這樣粗略的模式,從
而說明在追溯區域社會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通過該地區內歷史與地理等條件的不同──
“高鄉”與“低鄉”所形成的村落形態的差異,出現了多種多樣的發展形態。稻田先生的
模式僅僅滿足了“高鄉”的地形條件,而為探討江南三角洲整體區域留出了餘地。此外,
當我們通過警察功能這一媒介、從支配者的角度來考察清代區域社會時,亦可從中勾勒出
一個生活圈,它是以市鎮為核心、以其周圍四通八達的交通路線為媒介,在一定範圍之內
形成的村落群體。 

G?W施堅雅提出的所謂“市場圈社會論”,是將傳統的史料用語即縣、鎮、市,代之以中心
市場、中間市場、基層市場,創造出一系列包含空間、社會、經濟的獨特概念,他試圖運
用上述概念分析三個層次的市場共同體,以說明中國的農村社會。那 本文所探討的市鎮
領域=大汛的管轄區域,相當於哪一層次的市場圈社會呢?關於這一問題,本文未能充分
展開討論,正如第三節所舉吳江、震澤兩縣例證所示,大汛主要設於“鎮”,其管轄區域
包含若干“市”在內,可知大汛的管轄區域可與“中間市場”相對應。從常識上看,國家
根本無法徹底控制眾多的“基層市場”社會(儘管設置了小汛),那 清朝政府以中心市
場乃至中間市場作為核心設置汛這樣的組織,其實際目的到底何在呢?這一重要的問題在
本文中依然沒有得到解決,筆者認為如果能夠了解本文部分涉及的大汛、小汛的功能,它
便會迎刃而解,這將作為筆者今後的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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