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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日志

 
 

对历史的轻佻与侮慢  

2009-10-30 17:11:03|  分类: 风上捕鱼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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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的轻佻与侮慢

虞云国

听说号称“史上最牛的历史老师”袁腾飞先生推出了《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1》(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年8月版),是向公众开讲的中国史上册,涵盖了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古代史,便请人找来一读。作者自序引用了国学大师钱穆《国史大纲》卷首语:“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显然,作者是以此为讲史准绳的,而我也正是以这种标杆去拜读袁著的,但读完全书,不仅领悟不到他的温情与敬畏,扑面而来的却是他对中国历史的轻佻与侮慢。

一、考据学“这个玩意儿实在没什么意思”

袁著自序声称,“历史应该是论从史出,得出的每个结论应该有史实做依托的”;还说自己“至少让学生不要相信没有史实根据的事情”。我无缘亲聆其课,只能凭借他这本《玩意儿》来领教,看到的却是纷至沓来的史实出入。以下试从十个方面说明,限于篇幅,每类仅举一二例证。

其一,小说家言。除非运用陈寅恪那样的诗文证史法,一般情况下小说戏曲是不能当作史料的。而袁著说,商末“比干因为劝谏被挖掉七窍玲珑心,后来成了文财神”(原书页58),文财神之说纯属齐东野语,即便《封神演义》里,姜子牙封比干为文曲星,也不是文财神。类似情况还有宋高宗把岳飞“十二块金牌召回风波亭干掉”(页177),风波亭也仅见于《说岳全传》之类的小说家言。对岳飞有全面研究的王曾瑜先生在其《尽忠报国:岳飞新传》里指出:“后世传说岳飞死于风波亭,宋代无此记载,故并不可信”。袁著却把这些小说或戏曲中的艺术创作当成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

其二,子虚乌有。袁著有些叙事根本找不到史料根据,完全属于自产自销。例如,他说,“蜀国建立后,诸葛亮只活了九年”(页75),页262 他再次说:“诸葛亮在蜀汉建立9年就去世了”,其上文说“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或‘蜀’”,而《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其卒于建兴十二年(234),至今尚无史料说他死于230年。他说,厓山之战后,“张世杰准备退往印尼、菲律宾,重整旗鼓反攻,不幸遇到台风遇难。”(页 184)有关记载只说张世杰“将赴占城”(在今越南南部),而“不能达”,从未见其“准备退往印尼、菲律宾”的史料。倘是著者独家发现,切盼公诸学界同好。

其三,张冠李戴。袁著颇有将不相干的人事与言论派错主人的情况。例如,他论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却引“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忘”为证(页63),这不是王充的主张,而是荀子的高论,语见《荀子·天论》。1004年澶渊之盟前夕,宋真宗御驾亲征,却不愿过黄河。袁著说“寇准特生气,但也没辙。太尉高俅拿着鞭子抽抬轿子那帮人,瞎了眼赶紧把皇上抬过去。”(页166)随从真宗北征的殿前都指挥使姓高,也确可称为高太尉,但他不是高俅,而是高琼,《宋史》有传。那时,估计高俅的爷爷还没有出世,而且两人虽然同姓,却非一族。作者张冠李戴,在年代上相差达一个世纪,实在离谱

其四,以偏概全。历史上的人、事、物丰富而复杂,决不可盲人摸象,固执一端,袁著却时有这类错误。例如,他说,“中国古代的五种兵器,排在第一位叫‘殳’,很好听的名字,其实就是木头棒子”(页20)。据《汉语大词典》,殳“以竹或木制成”,只说其“木头棒子”有失全面。而且,其“顶端装有圆筒形金属,无刃。亦有装金属刺球,顶端带矛的。”可见它有金属矛头,随县曾侯乙墓就出土过铜殳,将其说成是纯木头棒子显与现存文物有出入。作者还讲到“ 宋朝只有北宋的狄青,南宋的岳飞是武将熬上枢密副使的,这个是挺不容易的。”(页152)即便不说宋初枢密使与副使多由武将担任,即便杯酒释兵权完成后,武将熬上枢密副使的也不止狄青与岳飞两人。太宗朝有曹彬,真宗朝有其子曹玮。仁宗朝除了狄青,还有王德用,他们两人还都升任枢密使。钦宗朝名将种师道也担任过同知枢密院事(相当于枢密副使),与岳飞同时,高宗朝武将当上枢密使则有张俊与韩世忠。

其五,混为一谈。历史上有些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即便同一制度,在不同朝代,其执行情况有时并不一致。而袁著往往不加辨别,缠夹混淆。比如他说:“从秦朝开始则奖励军功,按军功授爵。所以中国古代的有爵位的人,一般都是立下战功的,文官也一样,比如曾国藩和李鸿章,立战功了才封爵。”(页 47)。这是把秦的军功爵与其前后的一般封爵制误为一事。例如司马光,从《资治通鉴》第8卷起,就有“河内郡开国侯”的系衔,可他从来没有战功,类似情况秦汉以后可以找出很多。著者还说,“按照中国古代的礼法,明朝以前凡是先帝驾崩,不能生育的嫔妃一律殉葬,武则天也应该勒死殉葬的”(页103)。这一说法大有问题。秦始皇死后,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其后,尽管有个别妃嫔自发殉死的例子,但后宫殉葬即不见于各朝典制。唯有明朝,从太祖至宣宗一度恢复妃嫔殉葬,明英宗临死前明确废止这种倒行逆施。袁著根据明朝前期相关情况,便判定其前各朝礼法历来如此,未免太想当然。

其六,顾此失彼。中国历史上有些事件、制度或现象,年代跨度很长,叙述其起讫兴灭自应前后照应。在这一问题上,袁著颇多顾此失彼的疏误。例如,他讲到法家法治时,以贵族有“免死金牌”相对照,只说“像清朝的法律里面,贵族犯罪有八议”(页34)。作为一种法制规定,八议源自《周礼·小司寇》的“八辟”,秦国商鞅变法废止,汉初承秦制,八议未列入律法,但魏晋南北朝与隋朝,八议都见诸于律文。现存中华法系代表作《唐律疏议·名例律》就有《八议》专篇。袁著只拿清律说事,便给人迟至清朝才有八议的错觉。

其七,大胆臆测。对自己不甚了解的历史情况,袁著有时所下结论之大胆令人咋舌。例如,他指出:唐代“开元通宝的‘开元’意思可能是国家刚刚建立,开辟新纪元,它不是年号,否则的话开元通宝就成了唐玄宗的钱了。以年号铸钱是北宋开始的,北宋以前的有唐一代,就是说整个唐朝,它的钱都叫开元通宝。”(页115)“开元通宝”诚然不是唐玄宗的开元年号钱,但他的其他推论却大错特错。首先,说“以年号铸钱是北宋开始的”,就是想当然。现知最早年号钱是十六国时成汉主李寿在汉兴年间(338-343)铸造的汉兴钱,币面铸有“汉兴”二字。其次,说唐代的钱“都叫开元通宝”,又是想当然。唐代也有年号钱,例如唐高宗乾封元年(666)的“乾封泉宝”,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的“乾元重宝”,唐代宗大历年间的“大历元宝”,唐德宗建中年间的“建中通宝 ”,连叛将史思明年号顺天(759-760),也曾铸“顺天元宝”钱。以上唐代年号钱,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都有拓本,至于其书所载五代十国年号钱更是不遑列举。

其八,强作解人。这是袁著面对自己拿不准的史实时,自以为是的做法。例如,他讲授时历,“郭守敬算出来一年是365.2425天,跟现在的实际运行时间差13秒。今天拿电脑,当年连算盘都没有,可能是地下摆棍算的,厉害。”(页189)且不说有研究者指出,《清明上河图》卷末“赵太丞家”药铺上放的就可能是算盘,但元初画家王振鹏在《乾坤一担图》里所画货郎担上确有算盘出售,可见至迟宋元之际算盘已经流行。故而袁著说郭守敬可能摆棍算,即仍用筹算,连算盘都没有的结论,就太过武断。袁著还说,“所以今天郑和下西洋到底路线怎么走的,不知道。”(页253)马欢曾追随同郑和三下西洋,著有《瀛涯胜览》,费信也四次随郑和远航,著有《星槎胜览》,两书都记载了郑和下西洋的所抵之地。如果他认为二书还不具体,不妨查阅中西交通史大家向达整理的《郑和航海图》(收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就不会贸然得出“不知道”的结论。

其九,懒于查核。袁著有些常识性错误简直难以置信。例如,北宋“太祖皇帝有遗训,刻在碑上。…祖训的第三条是不加田赋。”(页154)此即有名的“宋太祖誓碑”,查《中国历史大辞典》权威释文曰:“南宋初相传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曾秘密刻一碑,立于寝殿之夹室,称为誓碑。誓词三行,内容大略为:一,柴氏(周世宗)子孙有罪不得加刑;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要求子孙遵守。传说誓词文句虽略有出入,但主旨基本相同。”倘若祖训第三条如其所说,就不是文句略有出入,而是大有不同。但誓碑有“不加田赋”的说法,从未见诸于两宋史料(对此说所出王夫之《宋论》,张荫麟早有驳正)。袁著还说,“成祖的帝位来得不正,他是抢建文帝,抢朱棣,所以他总是心中有愧。成祖继位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把朱棣的大谋士方孝孺给抓起来”(页251)。这里错得骇人听闻。显然,袁著认为建文帝就是姓朱名棣的那个人,殊不知朱棣正是明成祖的尊姓大名。为建文帝殉节而死的方孝孺,倘若在九泉之下知道自己硬派给朱棣做了大谋士,恐怕真要气得再死一次。

其十,疏于考证。袁著对史实考订颇为不屑,往往开口就错。他说,李善长是“太子朱标的老师,要上法场开刀。马皇后就不干啊,因为那个马皇后是中国历史上的贤后嘛,她就不干。不干她就不吃饭,绝食。哭。”(页198)当太子朱标老师的是宋濂,《明史》本传说他“傅太子先后十余年”,晚年因长孙 “坐胡惟庸党,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明史·马皇后传》说:“后侍帝食,不御酒肉。帝问故,对曰: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并未绝食,而是预设斋饭。《明史·李善长传》没说善长担任过太子师,其株连被杀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而据《明史》本传,马皇后死于洪武十五年,倘据袁著,八年后她还为李善长绝食求情,岂非白日见鬼。

讲史或著史,史实偶有舛误,即便司马光也在所避免。问题出在袁著对史实考证的轻蔑态度:“考什么你考?这个就属于文字狱遗风,要我说就是被吓傻了,干点有用的学问,这个玩意儿实在没什么意思!”(页224)他批评乾嘉考据在文字狱的高压下流于繁琐,固然不错,却因噎废食,把史料考证从史学研究中彻底驱逐出去。他决绝表示:“现在的历史,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考据学,反正我就忌讳这个。别人问我这个,烦的不得了,所谓考据学,…吃力不讨好,和现在的八卦新闻效果没什么区别。”把史料考证与当下八卦新闻等量齐观,充分表明他对历史学缺乏起码的常识。惟其如此,袁著也就根本无法让人相信他的每个结论都是“有史实做依托的”。

二、“历史说得比相声还好”?

传媒为袁著设计的广告词很夺人眼球:“历史说得比相声还好”。拜读下来,略加归纳,他把历史说成相声的手段主要有两招。

第一招,轻薄的嘲讽与低级的谩骂。

比如,说管仲“这个家伙从小品德不太好”(页22),却举不出过硬的事例。讥刺武则天是“唐高宗娘兼老婆”(页125),纯然一种轻佻的口吻。至于说完颜阿骨打是“天生打架王”(页170),则抹杀了女真族反抗契丹贵族压迫的正当性。骂李自成为“造反专业户”(页210),更是无视农民逼上梁山的客观史实。

这些还算客气的,再进一步就是失去理性的谩骂。袁著大骂明朝,是“那些王八蛋皇帝,流氓建立的朝代”(页101),“明朝因为是贼王八建立的王朝”(页 202)。至于朱元璋,“你看那厮长得那模样,哪有一点帝王福相啊。…这家伙是贼王八出身嘛,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寒酸的皇帝。这种王八蛋一当政,必然是采用暴政。”(页196)他还说,“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那洪秀全就甭提了,那家伙,把他比成什么都不算是对那东西的侮辱。”(页199)讲述历史,对前代与古人表达褒贬,势所难免。但这种价值判断,除了史料依据,还必须建立在理性分析之上,而不仅仅是情绪性的宣泄。

不仅如此,袁著先骂明武宗“整一个傻叉”(页207),再骂嘉靖帝与万历帝“又两个傻叉”(页208),最后骂明熹宗以下“全都是傻叉”(页209)。寻思半天,才恍然大悟,所谓“傻叉”,即是“傻Χ”,即国骂后省略的那个脏字,连这种不堪入耳的字在讲课与教材中都一再使用,确实无愧史上最牛。但历史学是合乎逻辑的思考,充满理性的产物,即便你有历史的激情,也绝对不能泼妇骂街。

第二招,夸诞的比拟与无聊的搞笑。

在普及历史的过程中,确有必要进行通俗化的尝试与趣味化的探索。然而,袁著却为了追求趣味而丧失了品味,为了强调通俗而自甘于恶俗。他为了说明华夏民族是多民族融合而成,夸张地说,“孔子说的都可能是闽南话”(页54)。为了强调朱元璋出身寒酸,著者说:“刘邦在前朝好歹还是街道居委会治保主任,还是奥运志愿者,领一帮老太太还能干这个干那个呢。”(页196)而班超出使鄯善国,享受的是“五星级宾馆,美女服务员”(页56)。也许觉得这样趣味化还不过瘾,袁著就说皇帝“到三世这帮人,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整天与阉竖为伍,你想想除了‘下面没有了’的笑话还能了解什么东西。”(页40)除了“下面”,他在通俗化、趣味化上看来也没有其他的高招。

为了追求噱头与出新,袁著对历史的比拟,往往不伦不类。他把宋代崇文抑武政策说成是“党指挥枪,要文斗不要武斗”(页150),借喻的内容与比喻的对象之间缺少共通点。这种插科打诨式的比喻,袁著俯拾皆是。例如,他把宋朝在当时中华文化圈内的主导性影响说成是“以文化扩张”(页167),在表述上既不严谨,也不科学。

这种喻指失当,除了让了解历史真相的人啼笑皆非,还常常让对历史真相并不了解的人对他的借喻究竟确有其事,还只是一种譬喻而琢磨不定,真假难分。例如,袁著说清代图里琛“走遍了每一户蒙古牧民的帐篷,宣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页238),你因为知道那时还没有“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尚能判断这只是比喻。但是,当他说秦律的“特点就是轻罪重刑。你随地吐痰,吊起来打”(页41),你若没有研读过秦律,就无法断定“随地吐痰,吊起来打”,究竟是秦律的条文规定,还是他的设譬比喻。惟其如此,这种不恰当地以今喻古,有些表述又会造成新错。比如,袁著说秦朝以十月为岁首,“所以9月末是除夕,春节是10月1日,应该过国庆,它过元旦”(页61),说秦朝春节是十月一日不错,但它与现在的国庆节却是两回事,因为两者有着中西历的差异。

借古讽今是袁著讲课时的最爱,且不说这种做法是否妥当,关键在于他运用这一方式一味哄堂大笑的效果。比如他模拟李斯讨论郡县制时的辩辞:“你恶毒攻击郡县制度,你不跟中央保持一致,你不反革命吗?”(页43)至于他说,明初的胡惟庸案,“这是朱元璋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而“借口大将军蓝玉谋反,这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页198),其初衷也许旨在批判文化大革命,但这种不伦不类的借喻,只会把人们对十年浩劫的痛切反思化解为一种浅薄的搞笑。

袁著曾说:“评书讲的那个东西,距离历史的真相其实很远,…我小时候听,现在不听了,一听就笑,太搞笑了”(页192)。然而,读完《玩意儿》,你得到的就是这种感觉,也难怪广告说他“历史说得比相声还好”。不过,这一包装似乎应该换个词序,改成“相声说得比历史还好”才更名副其实。



三、历史“又颠倒过来了”

作为百家讲坛的当红主讲,虽有报道说袁著《两宋风云》错误成堆,还涉嫌抄袭,我倒很赞同他在该书后记里引用戴维·麦克卡罗的话:“历史告诉我们来自何处,将去向何方。”历史是什么?后人通过历史应该获取那些教益?这是每一个著史者或讲史者必须认真思考与严肃对待的问题,也是历史学的社会价值所在。那么,作为一本讲史教材,袁著试图传达一种怎样的史学观念呢?

其一,混乱虚无的历史观。

袁著的史识既相当混乱,又极端虚无。他先在自序里说,“我们自己写的历史书把明清时期写得一塌糊涂”,发问“为什么我们自己这么妄自菲薄?”其后在讲课时却说,“明朝是历史上最黑暗的王朝”(页196)。教人不知道该采纳其序言里的说法,还是相信他讲课时的论点。不过,你若同意他对明朝的结论,也会踌躇犯难,他上一节课刚说过“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王朝”(页186)。两个都是“最”,自己打起了自己的耳光!

有意思的是,袁著还会对王朝传世年数作出流俗迷信的说明:“北宋960年到1127年,历经168年而亡,这个数还挺吉利。”(页174)倘若如此,元朝从1271年到1368年,历经98年,“98”者,“就发”也,比北宋还吉利呢!这样讲史,不啻是在兜售《推背图》。

至于袁著对中国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更令人吃惊。他说:“虽然中国也有蒙古族,但成吉思汗出生在外蒙古,埋葬在外蒙古,跟咱不是一回事。”(页180)显然要把成吉思汗与他的历史从中国史中划出去,且不论这种主张有违于当前的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即便在历史观上也十分荒谬,明修《元史》还把成吉思汗列为《太祖纪》,袁著的史观竟比被他痛骂的明朝还要虚无与落后。

其二,圣主权臣的政治观。

袁著对明朝深恶痛绝,对清朝却独多好评。他评论成吉思汗时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亡国灭种,没有什么可值得纪念的,更不能把它当做骄傲。”(页180)倘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诘问他:清朝可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亡国灭种,有什么可夸耀的?不知他何以自解。对清朝有好评也不妨,但用语却折射出其政治观大成问题。他说:“其实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王朝,皇上一个赛一个混蛋。清朝虽然也杀过一些人,也干过剃发令这样的蠢事,但却是最圣明的王朝。顺、康、雍、乾都是不世出的圣主。”(页222)总之,王朝“最圣明”,圣主“不世出”,真的还想早活三百年,做圣主治下的臣民。

至于介于“圣主”与臣民之间最佳吏治,他也有独到之见:“你看中国历史上凡是作出成绩的官没有清官,包拯、海瑞这些人绝对做不出成绩来。一般都是那种介乎清官与赃官之间的那种权臣。”(页261)在他看来,对于老百姓,公正廉洁的清官反不及有点贪赃的权臣,堂而皇之地倡导专权,容忍赃贿。崇拜圣主,推崇权臣,这就是袁著鼓吹的政治观。

其三,佛教救世的宗教观。

著者缺乏中国佛教史的基本常识,断然认定:“中国的僧人只要化缘就全是骗子”(页196),也不知他是否查遍了《高僧传》及其所有续作,完全找不到曾经化缘的大德高僧,才下如此绝对的结论。这里,不妨请他重读其自序中的声明:“不能先拿出一个结论,然后把对我有利的史实拿来,有选择性地遗忘,这样是很可怕的。”

尽管对佛教没有研究,袁著却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开出了救世药方:“很好的例子是印度,它贫富分化比中国严重,但是人家没见砸垃圾桶,也没见透井盖的,没见把公园护栏给掰走的,就因为笃信宗教。虽然印度人不是信佛教,信的是印度教,但佛教的教义很多是从它那儿吸收来的。所以多宣传点儿这个,对于和谐社会多有好处。”(页88)当局提倡的“和谐社会”,只能乞灵于佛教教义,真不知今世何世!

其四,大学至上的教育观。

在教育观上,袁著仍停留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水平上。他说:“今天也一样,也是‘六经勤向窗前读’。…你连大学都没上,你就看超市缺不缺扛货的。大学没毕业工作都找不着。你读大学的,黄金屋、颜如玉、车马簇。不读,铁皮屋、柴禾妞、棒子面、自行车。(页157)言语之间充满了对超市扛货工与柴禾妞的轻鄙,完全缺少那种工作不同而尊严平等的观念,这种”大学至上”的教育观与人才观,实在令人不敢苟同。

其五,鲜廉寡耻的家国观。

在家国观上,袁著毫无大是大非的原则立场。他先是断言:“中国人轻家国而重乡土,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打架勇敢着呢,你看我媳妇一眼我跟你没完。外敌入侵就胆小,异形【邦】打过来了,我躲着。”(页160)他讲这段话时,不知欲置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史可法抗清与现代中国八年抗战于何地?他还声称:“为什么农民拥护清朝,圣天子,太圣明了,同一个民族让我们没法活,还是异族让我们活的不错,那我们干什么不拥护异族?所以中国人没有这种观念,谁让我活下去,我就拥护谁。”(页226)吹捧清朝不遗余力,却置嘉定三屠与扬州十日于不顾,匍匐山呼“圣天子,太圣明”,泯灭起码的民族大义,公然鼓吹“谁让我活下去,我就拥护谁”,鲜廉寡耻,一至于此!

其六,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

在民族问题上,袁著以大汉族主义的优越感,对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不惮使用轻侮的用语。他说:“犬戎是野人。太野蛮了这帮人。我们中原这个民族叫华夏,名字特别好听,华是美丽的意思,夏就是大的意思,是个又大又美丽的民族。…蛮夷戎狄已经是不怎么样的词儿,已经让你说得够惨的了,还不够惨?犬戎!”(页19)在讲到墨家尚贤时,他又拿犬戎开涮:“任用贤人,进行选举,最好国君都选举产生。这个不太现实,那是美国总统选举方法,万一选出的国君是个犬戎,肯定不让上。”(页33)在其内心深处,不仅鄙视犬戎,也传达出他把合法选举程序不当一回事。

惟其如此,袁著对中华民族内部,流露出强烈的大汉族主义,认为“五十六个民族里面文明程度最高的当然是汉族,剩下和汉族有一拼的,其实就应该是藏族。 ”(页123)在世界民族中,则贬斥黑人,宣称“黑人也一样,他的民族这么落后,就因为他没有国家概念,只有部落的概念。”(页146)这种民族观比起孙中山与林肯来,倒退不可以道里计,哪里还有民族平等的现代理念!

其七,荒唐狂悖的国际观。

在国际问题上,袁著更是荒谬狂妄而口无遮拦。在古代东亚,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虽具主导性的影响,但在国家关系上,从今天说来则是对等的。而他却说:“甚至至今,韩国和日本的祭孔日都比中国要隆重,中国的儒生也从来都把它们当做中国的两个省,只不过不太听话而已。”(页27)而在钓鱼岛问题上,他竟为对手提供论据:清朝“东南是到台湾澎湖钓鱼岛。我们得特殊提一下这个地方在那个时候是咱们的,咱们可能那会儿也没认真拿它当回事,现在就不好说了,现在你说是你的,你上面也没人,你也弄不了。不像韩国那个独岛,人家真来劲,咱也不能跟韩国人干那事儿,面子不如肚子管用。”(页250)袁著公然认为钓鱼岛归属“现在就不好说了”,还以“面子不如肚子管用”为理由,主张将中国领土拱手相让。

另一方面,他在讲到郑和下西洋时,他又倒退到西方殖民主义的立场上,垂涎三尺道:“你看人家哥伦布、达伽马,什么都没有,哥几个凑钱,弄一艘小破船,带回来一个拉丁美洲,充分体现了出海的价值,你郑和跟人家没法比。”(页253)在古今对外关系与国际关系上,袁著根本没有现代国家关系中平等、独立、自主的基本理念,有的只是荒唐狂悖的胡言乱语。

袁著自序针对有的人说他颠覆了历史,自信满满道:“你了解的那个我颠覆之前的历史,是不是被颠覆过?如果是,那我只不过把颠覆的东西,又颠倒过来了。”在最基本的历史观念上,袁著确实把是非正误“又颠倒过来了”。

据说,每当高三学生毕业,著者都在黑板上抄赠北宋张载的名言作为勉励。然而,倘若学生接受他的那些立场与史观,还有可能实现他抄赠的话,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吗?



袁著自序还征引了钱穆《国史大纲》卷首语:“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奇怪的是,他对原文作了重大删节,歪曲了原意。这段文字完整如下: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钱穆所谓对本国历史的敬意,具体地说,就是无论著史,还是讲史,必然会体现史学家或说史者自身的价值判断;在这种价值判断中理应表現出对历史的敬畏,对其中正面的东西给以肯定,表达敬意以启迪今人,对其中负面的东西给以否定,引为鉴戒以警示来者;然而是非褒贬的态度应该是严谨而理性的。

读完袁著,我们才领悟到被他有意删去的钱穆那几句话,犹如阿Q讳言头上的癞疤,正是对他的一种预警,而他所自诩的颠覆历史,就是“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自我感觉良好地“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袁著不止一次用到“玩意儿”一词,无一不充满贬义。他将其冠诸于书名,画龙点睛地凸现了对历史的轻佻与侮慢。对这样“史上最牛历史老师”,主流传媒或是请他上百家讲坛,或是为他的《玩意儿》首印20万册,还宣称由此“开启全民学史新潮流”。媒体赞同这种亵玩历史的做法,实际上与其有意无意地遮蔽某些历史的做法,是当前历史传承中最成问题的社会现象。类似《什么玩意儿》这样的东西占居了当下史学传播的主导地位,套用前引戴维·麦克卡罗的话,长此以往,中国人必会不知道“我们来自何处,将去向何方”!

延伸阅读
《两宋风云》,袁腾飞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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