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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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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日本的明清史研究  

2009-09-14 22:39:13|  分类: 学术动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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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日本的明清史研究

 

[日]山崎岳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科  日本京都)

青格力  编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07

 

 

20世纪80年代以后,明清史研究领域以中国社会文化的内在特性为视点,以地域社会论为中心的研究十分流行,这方面过去已有很多的论述。笔者这一代虽然不曾亲临其境,但的确有过摆脱阶级斗争论或乡绅论束缚的社会史研究,它就像强劲的新上市股一样被关注过。近年,又开始盛行以边疆为中心的论述大历史的倾向,恐怕也有它的理由。目前“地域社会论”与其批评的正反两方合而为一,正在形成曾经被视作“边缘”的又被提升到“中心”位置的新趋势。这无疑受到了上述风潮的影响,也是2007年明清史学界给人的强烈印象。

    时代潮流都是由每一项研究构成的,但是,人们阅览那些为了附和流行而简单起草散发的宣传册的耐心,不可能比阅读那些常年累月孕育出的实证研究成果长久得多。一时间被叫好的东西却像梦一样被人们忘却的例子不计其数,而发表当时被再三否定过的文章后来却又保持不朽生命力的例子也很多。下面就一些个别文章谈谈笔者不成熟的意见,如果说的不准确就当作外行话吧。

通论。《山根幸夫教授追悼记念论丛:明代中国的历史位相》上·下(同论丛编辑委员会编,汲古书院)是收有五十四篇论文的巨篇,光是排列目录也得用去不少页面。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能够——介绍,但明清史学者有必要对其有个全面的了解。整篇内容分政治史、制度史、社会史、海域史、文化史、思想史等几个编目,所收论文题目精练、具体,涉及到了自元代至清代的所有领域。该书面向的读者是那些专门的学者,许多论文所引用的史料采用了原文,没有对其进行翻译。这样一来,对一般读者来讲,其起点确实有点过高。这可能显示一种“连古汉文都看不懂的人毋谈什么中国”的想法。从前这是可行的,但是,不同专业相互交叉的今日,这样的态度会使中国史孤立于其他人文学科。另外,也可以指出其中存在史料引用者把解读史料的部分任务推给读者的不负责任的一面。所以,希望能够把现代文翻译附在其注释当中。   

在作为“地域社会论”时期的学者之一,山本英史在《清代中国的地域统治》(庆应大学出版会)中集中了自己曾经发表过的论文。全篇内容分清代江南的征税机构、地方势力、乡村组织等三部分,所强调的是清朝初期外在的和强权的国家性质。以地方志、上奏文中所见实地实例为依据的研究方法,使论述具有说服力。想必人们会把它作为清代前半期的江南地区社会史研究著作来阅读。

    平野聪《大清帝国和中华混迷》(《兴亡的世界史17》,讲谈社)是一部启蒙书,作者是清朝王权论方面的主要研究者之一。无论好坏,作者的个性在书中表露无遗,与以往的关于“清代中国”的概要性著作相比,其内容大不相同,地政学的宏观叙述方式也是其魅力所在。

    杨海英《蒙古和伊斯兰中国》(风响社)是实地探访西北穆斯林,又以第二手资料加强其论述的著作。书中不时出现有关明清时期的记述,是一本很有意思的读物。

    政治·军事·外交。首先从明代的政治、军事开始。陈春声(王标、白井顺译)《明代潮州的海防与沿海地区社会》(《可能性3》)探究明初设置卫所和屯田开发过程,并与这些机构之外的或与之相对立的当地民众的状态作了对照。川越泰博《靖难之役与云南诸卫》(《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52),使用卫选簿资料弄清了云南诸卫属于建文军还是燕王军的问题,并叙述了云南镇守沐晟、沐昂兄弟二人的事迹。但给人的感觉是,文章结构上有些牵强,考证也不免有些晦涩。城地孝《明嘉靖“复套”考》(《集刊东洋学》98)以明朝进出鄂尔多斯问题为题材,详细梳理了大学士夏言被处刑时的讨论情况,认为最后是皇帝超越了诸官的审议,根据个人的意旨作出了裁决。或许作者意识到“皇帝亲政”的原有理想对于实际参与政务的诸官隐含着怎样的弊害,作为触及整个中国官僚体制的根本性问题,文章意味深长。本冈さやか《明代海禁体制再编与漳州月港之开港》(京都女子大学《史窗》64)主张隆庆初年的月港开港,是由当时的内阁首辅徐阶为加强北边防御而作出的选择。作者关于徐阶和谭纶个人作用的见解有其独到之处。中岛乐章《封倭与通贡》(《东洋史研究》66—2)着眼在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之后的和平交涉之际,浙江籍的赵志阜、宋应昌、袁黄、沈惟敬等人主导政权中枢以及主导朝鲜对日议和交涉的状况。文章暗示在丰臣秀吉封贡论背后存在江浙商人以中日贸易之利为目的的背景。这是一篇富有卓识的文章。久房崇《明末武官统制与火器技术吸收》(《历史学研究》823)对万历年间活跃于各地边境战役的武官作了探讨,是一篇探究卫所弛缓后的明朝军制真实状况的好文章。文章指出,明末多数武官拥有私兵而变成军阀,同时也处于不得不期待王朝提供军饷的不稳定境地,文章认为正是这种脆弱的经济基础成为他们当中的多数归降后金军的理由之一。见解很独到。不过,军阀的经济基础是否只局限在王朝为其提供军饷,仍需作进一步的论证。细谷良夫《明朝武将尚可喜》(《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1—1),概述了自毛文龙占据皮岛至尚可喜降后金的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探讨了辽东军阀以及士兵由于对明朝失望而归顺后金时的“不自在感”。櫻井俊朗《明朝北边的侦察活动》(《大阪府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纪要》55)以崇祯末年的大同为背景,详细探讨了明清两军之间所进行的情报战。

    蒙古和满族研究。森川哲雄《蒙古人的中国(中华)意识变迁(明~清)》(《<东亚与日本>总括讨论会报告书》)认为明朝建立之后,北元蒙古人对明朝时依然保持着原有的自尊心,阐述了蒙古人与中亚仍有经济相联系的情况。增井宽也《满洲国“五大臣”设置年代考》(《立命馆文学》601),详细考证了努尔哈赤统一建州诸部之后出现“五大臣”执政时期的政治、军事方面的社会状况。磯部淳史《清朝顺治初期的政治对抗与多尔衮政权》(《立命馆东洋史学》30)强调清朝初期之权力构造具有旗王联合特征,并考察了顺治初期掌握实权的睿亲王多尔衮与豪格派、福临派的斗争。承志《满语<黑龙江流域图>》(藤井让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编《大地肖像》,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使用档案史料对尼布楚条约前后清朝对俄国边境地带的调查状况进行研究,认为以往确定不疑的划定边境的石碑实际上并没有立起来。

    西南山区。山田敕之《明代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中国研究月报》61—10)考察地处云南北部,与现西藏自治区接壤的一个土司政权的政治、军事状况,探讨了土司的“自主”策略。但是,作者有必要肯定土司的自主性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的事实。森永恭代《清代雍正时期鄂尔泰对云南的经营》(《京都女子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研究纪要(史学编)》6),综观明清时期云南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的过程,认为清雍正时期鄂尔泰对云南的开发和改土归流是一贯的政策。

    外交。笔者看到了一些专门的论文集。夫马进编《中国东亚外交交流史研究》(东京大学学术出版社)的研究对象限定在狭义的东亚范围,而且也并没有包括整个时期。但我认为集中了一些宏观的实证性文章。该论文集收录与明清史相关的文章共六篇,为最多的一类。夫马进《明清时期中国对朝鲜外交中的“礼”与“问罪”》,探讨了贯穿中朝关系之“伦理”与“制裁”的问题。文章指出在明清史中,朝鲜很容易被定为与明朝共享儒教价值观的恭顺朝贡国,朝鲜则在中国的霸权强压之下被迫接受了礼制思考。文章强调大国为了使自己的价值观以“伦理”名义扎根于小国而不得不采取远不及“伦理”的“制裁”手段相威胁的情况。与朝鲜相关的论文还有伍跃的《朝贡关系与情报收集》作者认为被迫臣服清朝而不得不朝贡的朝鲜在天下局势尚未明朗化的三藩之乱期间,处于一边通过燕行使进行谍报活动,一边确定其政治归属的危险境地。山崎岳《朝贡与海禁之论理与现实》,认为嘉靖年间之宁波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通常所说的宋素卿贿赂等等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一种附会罢了。文章指出,实际上正是像宋素卿那样被选来的通事们支撑了明朝四夷朝贡之外交关系。岩并茂树《清朝互市与“沉默外交”》认为,清朝在处理诸国之间的交涉时,采取的不是由政府直接接触,而是采取了远离中央的商人间“互市”层面的处理方式,作者提倡“沉默外交”这样一个独特的概念。中砂明德《荷兰国之朝贡》,以浓重的随笔式的独特笔调论述了康熙年间在荷兰使节所提交的公文及汉译文存在较大差异,及在此情况下清朝和荷兰双方交往过程。

    伊川健二《大航海时代的东亚》(吉川弘文馆)试图从日本史角度重新审视16世纪中国、西欧交往史。

    冈本隆司《“朝贡”“互市”与海关》(《史林》90—5),对近年来明末及清朝的对外贸易一概被称之谓“互市”的观点提出质疑。文章指出广东的对外贸易以“公然违法行为”而被清朝禁止后,实际上明清之间出现了断裂,到了乾隆时代重新又把外贸商人的到来与朝贡联系起来。和西北地区相关的研究有澁谷浩一《康熙年间清朝遣使土尔扈特与俄罗斯》(《史朋》39)指出对于清朝遣使土尔扈特一事,因为各方围绕贸易的实际利益以及政治上的安全保障等未达成一致意见,所以俄罗斯未能采取一贯的对策。野田仁一《十八世纪在中亚的俄清关系》(《史学杂志》116—9)利用满文、汉文、俄文和拉丁文档案以及前人的研究,仔细梳理了围绕中亚游牧民族的俄罗斯与清朝的关系,强调“恰克图条约”存在给准噶尔、乌梁海、哈萨克等留有“双边外交”余地的模糊一面。关于东南海域的研究有渡边美季《琉球人还是倭人?》(《史学杂志》116—10)分析了明万历年间明朝当局对漂流“夷船”的对策,认为明朝对琉球人和倭人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对策,而漂流民一般都谎称是琉球人来确保自身安全的。范金民(王标、白井顺译)《明代后期通番案述论》(《可能性3》)列举了月港开港之后仍出现违反日本渡航禁令的事例,作者广泛搜集中国、朝鲜的实录、文集中的记载,展示了官府不得不采取减免措施的背景状况。岩井茂树《十八世纪前期东亚海防与通商》(同上)论述康熙末年和台湾南洋海禁的政治、社会状况,为此日本、暹罗、甚至准噶尔也被纳入其探讨的范围之内。村尾进《乾隆己卯》(《东洋史研究》65—4)以清朝的边境空间设计为主题,细心探寻康熙至乾隆年间在广州和澳门周边的传教师们的活动动向及清朝逐渐强化对传教师管理的过程。中国和琉球关系方面有稻田裕之《关于明朝初期的琉球》(《南海史学》45)把焦点放在了三山时期的中山王,并且与礼相联系,探讨了中国与琉球关系。对于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相关论文在内的前人研究成果的把握似乎不够充分。关于中越关系方面的有马夫进《明清时期中国的以对朝鲜外交为镜子的对越南外交》(纪平英作编《全球化时代的人文学》下,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作者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对越南外交与以“礼”之逻辑为原则的对朝鲜外交相比较,前者完全是后者的翻版。文章批判了“册封体制”论之简单化倾向。吉开将人《“南越国长”阮福英》(《史朋》40)指出,所采取在实现越南国王被册封之前存在阮福英自称“南越国长”和清朝对他的称呼“农耐”并用的情况,并认为这是阮福英为了与清朝建交时能够避开篡夺“安南”之污名所采取的策略。伊东贵之《明清交替与王权论》(《武藏大学人文学会杂志》39—3)概述了清朝、朝鲜、日本三国的中华意识在同一时期的存在方式。荒野泰典《从“倭寇状况”到近代国际秩序》(《可能性》3)运用各种概念,解释以“倭寇状况”一语概括16世纪东亚海域局势的可行性。

    法律、制度方面。探讨中国法理学的有寺田浩明《非规则形的法概念》(京都大学《法学论丛》160—3、4),作者认为清代中国的“法”自身不能形成以五条件服从作为前提的“(法之支配)原则”,“法”基于的是“平常之情理”、“法”只是起补助性作用的判断材料而已。因为“平常之情理”不存在确定是非的基准,所以判断的正确性与审判者的权威处于重言式(tau-tology)关系,官僚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时常处于其正当性乃至其正统性被确认的命运。文章与其说“概念”新颖,毋宁说其明晰的理论展开方式具有借鉴意义。

    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专著有冈洋树《清代蒙古盟旗制度研究》(东方书店),该书探讨了清朝统治下的蒙古人的变化过程。笔者不懂蒙古语,所以也没有资格进行更多评论,但仅仅浏览一下也能深切感受到与汉文文献迥然不同的记载所展现的清朝史。

    片冈一忠《明朝官印制度》(《历史人类》35)是一篇难能可贵的文章,以前还未见到相似的成果。篇末附有很漂亮的图版。山崎岳《山东省威海市博物馆所藏碑刻<辛汪巡检司创寨记>介绍》(《东亚海域交流史实地考察研究》2)篇幅较小,但探讨内容涉及近年出土的石碑、明初巡检司、沿海社会状态等。渡昌弘《明代国子监历事出身法再探讨》(东北大学《东洋史论丛》11)认为,让国子监生研修政务的历事制度之成立年代为洪武朝末期,对于选择出仕之途径的国子监生而言,永乐年间的历事出身的方式要比科举顺利得多。大野晃嗣《关于明代进士观政制度考察》(《东北大学文学研究科研究年报》56)指出,为准备及第的进士而设置的研修期间的观政制度,对于确保国家随时补充必要人才具有意义。从叙述的细微之处能够领略到作者对于洪武、永乐年间官场的深刻理解。同氏《明代<同年齿录>所展现的进士及其子孙》(《集刊东洋学》98)以嘉靖33年的进士名簿为题材,详细分析了编纂人的生平及编纂过程,文章试图尽可能挖掘出此类文献史料价值。但是,想以此描绘出当时的时代特征,恐怕还须大胆拓展叙述的范围。酒井惠子《明代后半期的旌表》(《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31),认为原本为了表彰那些坚守节操的贫穷寡妇而设置的节妇旌表制度,因为其免除徭役的特权,那些无权无势的贫困寡妇被排除在外。赤城美惠子《关于清朝初期的“恤刑”(五年审录)》(东京大学东文研《纪要》152)详细梳理了清初顺治年间刑罚减免制度之“恤刑”被废止过程。但是,探讨“恤刑”或取而代之的热审、秋审之间的差异以及变化等,究竟其历史意义何在,今后有必要在深入思考方面做些努力。山添启司《关于清初广东盐政》(《东洋史苑》68)结合三藩之乱、迁界令等局势,展现了广东省盐斤和盐引数的变化,梳理了清初盐政的混乱与复兴的过程。小林幸夫《清代地方志鉴定制度》(《熊本大学文学部论丛》93)认为,清代后半期提督学政的地方志查核制度并未运作。

满洲八旗。谷井阳子《八旗制度再考(三)》(《天理大学学报》59—1)涉及人关前的八旗财政问题,认为siden概念是国家财政的媒介,另外,诸王之间乃至旗下人民之间对于经济负担的公平性支撑了八旗财政。文章称领导八旗的“八家”王是独立于八旗的经营体,但也负有扶持和救济旗下贫民的责任。考虑满洲人人关后立刻转型为较好的中国式官僚制管理者的一面,就能知道作者想象的是满洲人社会勃然兴起时的一种直接且集权式的体制,这样的见解不无一定的道理。相比之下,杉山清彦《大清帝国的政治空间与统治秩序》(《可能性》3),强调支撑清王朝的二元构造,即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作者主张在满洲皇帝统辖的满、汉、蒙、藏、回等诸社会的统治体制中,也存在汗、喇嘛、伯克、苏尔坦以及汉人官僚士大夫参与的统治阶层,并且以沈阳、北京、热河等地的宫廷礼仪席次来论证这一点。从中可以了解到,半神学式帝国的统治阶层制度在建筑和礼仪等实际存在方式上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以及铃木真《康熙朝的近臣们》(《社会文化史学》49)探讨了上三旗“内务府系氏族”之有实力旗人的动态,与皇族关系密切的名门豪族掌握朝廷权柄的权力构造。同氏《清朝人关后旗王的牛录支配构造》(《历史学研究》830)认为旗王以属人形式领有牛录,这样确立主从关系的状况一直延续至雍正后期。栗本洋子《太宗至世祖时期的清朝与西藏佛教僧》(《社会文化史学》49)考察了被任命为内蒙古席热图库伦首席的佛僧事迹,探讨了作为清朝佛教政策之一环的札萨克喇嘛制度的地位问题。   

社会、产业、水利。掘地明《明末绍兴祁彪佳的救荒活动与<救荒全书>》(九州大学《东洋史论丛》35)以日记为题材,把抢米风波与崇祯末年绍兴府官绅所进行的救荒活动结合起来进行详尽考察。寺田隆信《围绕顾炎武的<生员论>》(东北大学《东洋史论丛》11)以众所熟知的题材为中心,简洁明了地概括了明末清初的生员问题。略有矿意避开朋党问题的遗憾,不过文笔虽不华丽却能吸引人。村上正和《明末清初士大夫的艺人抚养与雍正皇帝的戏剧政策》(《东洋学报》89—1)把士大夫们通过戏剧进行交友的方式看作是江南社会关系的一种形态。认为士大夫们通过抚养艺人来引起社会关注并获得了社会声望。三木聪《清代前期的福建汀州府社会与图赖事件》(《史朋》40)叙述了清初在汀州府发生的图赖事件以及知府王廷抡所采取的措施,认为因审判中存在“情”的因素,所以诬告命案以认可图赖一方的主张而告终。但文章在排列事例时应仔细考虑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山口久和《中断立身出世的人们》(山口久和、添田晴雄编《从实验制度看教育文化与知识分子社会》,大阪市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从章学诚所著小说式故事中看到不甘心寄食幕客身份的“非正统知识分子”的悲哀。大谷敏夫《清代苏州的行政与风俗》(追手门大学《亚洲文化学科年报》9)介绍地方志中的清代民间习俗,叙述了地方官对淫词、赌博等“恶弊”所采取的措施。卞利(丰岗康史译)《明清徽州宗族公约序说》(《可能性2》)列举各种宗族公约,展示了支撑徽州社会的宗族秩序的存在方式。井上彻《霍韬与珠玑巷传说》(《文化资源之宗教》)以广州石头霍氏为题材,探讨珠江三角洲宗教起源传说的形成,认为归属中原的强烈意向是采纳传说的原因所在。山本英史《从官箴看地方官的民众意识》(《可能性》2)指出官箴包括作为场面话的“道德论”和作为真心话的“待人论”两个方面,并认为场面话“道德论”也就是指皇帝统治之场面话“道德论”。岸本美绪《中国的暴力与秩序》(《历史评论》689)清晰而通俗地阐释了自己数年来的研究课题,即暴力、秩序、正义问题。文章篇幅不大,但甚感其专业的力度。

    商业、产业史。中岛乐章《16世纪末福建一菲律宾一九州贸易》(《史渊》144)围绕16世纪后半叶由西班牙人的迁徙所带来的连接马尼拉、福建、九州的贸易繁荣,广泛搜集日、中、西文文献,描绘出横跨东北亚、东南亚海域的福建海商的活动。作者认真整理出前人研究的新旧成果,并宏观描绘出当时的全球性的且为中长期性贸易特征,文章技法具有自己的风格。松浦章《关于清代帆船山东沿海航运》(《关西大学文学论集》57—3)以地方志或档案中所记载的事例来说明白清代中期到民国时期的山东沿海运输船的航行状况。文章在标点汉文史料时应有一个统一的原则。范金民(山崎觉士译)《清代刘家港豆船字号》(《可能性2》)概述了刘家港的历史发展,描述了在上海兴起之前江南最大船运业的繁荣景象。清代福建经济被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地区,李红梅《清代福建省经济发展与货币流通》(《松山大学论集》19—1)在参照以前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丰富的数据进行了概述。宫岢洋一《清代四川省的矿山和寺院经营》(《鸭台史学》7)着眼巴县山中寺院依靠经营煤矿解决自身财政的问题,依据档案史料介绍其具体状况。相原佳之《清代中期贵州东南部清水江流域木材流通构造》(《社会经济史学》72—5)指出每年使用布政使经费担任收购西南山地木材后运往北京的“采木委员”,有私自挪用剩余经费的现象。文章也谈到“采木委员”与想控制流通量来抬高价格的木材生产者之间的交涉。

    水利史。森田明《中国对“水利共同体”论的批判与提议》(《东洋史访》13)介绍了厦门大学钞晓鸿的文章。笔者孤陋寡闻,所以并不知道在日本还有人支持所谓受批评的“伴随明末大土地所有进程而形成的水利共同体的解体”的论点。为了使这样的议论不遭受嘲笑,作者在反反复复地谈及研究史前提之前,应该向国内外阐明一下日本水利史界是曾怎样克服这类议论的,如今还存在哪些问题等。张俊峰(森田明译)《共同体在何处》(《中国水利史研究》35)结合实地考察成果,详细叙述了围绕汾河下游通利渠的纷争。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日本的学者应给予真诚的答复。

    思想、文化、宗教方面。奥崎裕司编《明清是个怎样的时代》(汲古书院,2006)在开篇就指出目前的明清学界过于沉闷和停滞,并呼吁改变这种状况。其中,伊东贵之的长篇文章《怎样把握明清思想》是对梁启超以来的明清思想研究史所作的“回顾与展望”。文章对日本的研究作了详细介绍,遗憾的是对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只是罗列了一些刊行物名称,且回避了明清思想与近现代思想之间的代沟问题。石井刚《为了不以理杀人》以梁启超、章炳麟、胡适等对戴震的认识和理解为题材,在批评其“公理”观的同时力图论证清朝与民国在社会秩序观方面的内在支系关系。葛谷登《王丰肃与<天主教要略>》以意大利传教士王丰肃(又名高一志)为主人公,描述了被看作明代“地裂”之根源或者被看作其处方良药的耶稣会士们的双重生活方式。文章以明代末期为时代背景,比立论更重视叙述时代特征是其一大特点,从中可以领略到作者渊博的知识和修养,是一篇散发着浓郁艺术气息的佳作。

    吉田纯《清朝考证学群像》(创文社)用通俗的现代日文再现清人的著作,以此来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了在清代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各种文人的形象。虽然存在过多倾注个人情感的倾向,但作者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却给人以深刻印象。

    书目(目录学)学。松浦茂《关于清朝绘制<皇舆全览图>之世界史意义》(松浦茂主持平成16—18年度科研经费报告书)收录了作者关于欧洲绘制“Yez0”(蝦夷地一北海道)地图问题和关于对清朝官制地图产生巨大影响的俄罗斯世界地图的两篇文章。井上冲幸《东亚杨子器的展开》(藤井让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编《大地肖像》,京都大学出版社)追寻16世纪的《混一历代国都疆理之图》和与之相对的《天文图》产生的原因以及向日本、朝鲜传播和发展的过程。大木康《明清的书籍流通问题》(《中国古籍文化研究》5)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官刻、家刻、坊刻等业界状况。吴格(住谷孝之译)《(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流传与整理》(同上)阐述了《四库提要》早期编纂过程中的原稿由来以及研究情况。

    宗教。铃木博之《南京神庙的成立》(《东洋学报》89—2)探讨明初的祠庙认可制度,认为它继承了宋以来对民间信仰的保护和管制两方面的制度。在学术界一直以来把罗教影响作为明代民间宗教的前提来看待的,浅井纪《明代中期华北民间宗教的形成》(《东方宗教》110)通过考察悟明教、净空教、南无教等之后对此提出了质疑。石野一晴《来自华北的普陀山朝圣》(富士 XEROX小林节太郎纪念基金研究报告书)根据普陀山留存下来的石刻等资料探讨丁明末到清初来自山东的巡礼盛行的状况,认为朝圣者享有自由流动的特权。莫尼卡。埃丝波茜托(Moni ca Esposito,梅川纯代译)《清代道教与密教》(麦谷邦夫编《三教交涉论丛》京大人文科学研究共通研究报告)以道教龙门派史书《金盖心灯》为题目,描述了清代龙门派在容纳藏传密教的同时创立新派的过程以及世俗之外的世界。不过,在梵文和藏文各种经典作为国家事业来进行编纂的大形势下,宗教教团的特殊社会现象与作者所使用的人们不甚熟悉的学术术语之间略感存在隔阂。另外,《东亚海域交流史实地调查研究》(二),收录了以日中海域民间信仰为题目的“连接海的祈愿”研讨会的报告论文。《中国21》28号为《东洋基督教》特集。这两个专集中的论文虽然不是专门论述明清史的,但也值得一读。

    总结。以上笔者鼓足勇气对2007年日本的明清史研究作了概述。也许大家都能感觉到,近年来出现的一种超越国家和民族或把历史研究扩展到世界的潮流,这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研究倾向。二战前的一些调查报告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但战后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而近年来又开始受到了关注。二战后较长时期内未被重视的中国实地调查,如今已成为理所当然要进行的事情,一些石刻碑文和档案史料也相继被公开或出版。随着史料性质的变化,学者们的关注也日趋多样化,语言也在多样化。大体而言,研究视线似乎从阶级转向民族,从社会转向国家,从内政转向国际问题。而且,在一些具有能力的学者眼里,超越汉字文化圈的多语言历史世界无疑是一片未开拓的原野。

    另一方面,二战之后出现的进步史观,如今只是作为历史的研究对象而被人们讨论。在明清史研究领域,对于过去的社会制度认真进行评论的文章也全然没有了踪影。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理解杂乱无章的明清中国社会的内在因素而孜孜不倦地进行积累的那些学者的努力,迟早也会成为过去或被遗忘。研究和积累的无止境增加将会使图书馆发出悲鸣,而一个时代不可能无遗漏地继承前代所有的研究和积累。

    如果人们时常处于相互之间容易忘却或被忘却状态的话,那么自己也终究会被忘却。想必即将被新时代所遗忘的前人研究成果,可能由于某种视角而再度成为重现或叙述历史的素材。人们在踏人时代潮流的同时,作为个人对于某一方面有了了解或感触,而后对其做出解释,这才有了学术研究这个奢侈的行业。不是因为“物”失去了价值而没有人回顾它,而是因为没有人回顾而再没有人回顾它了。正视那些看似已被淘汰的过去,不正是明清史研究者应有的本领吗。

以上,只是回顾而没有展望,篇幅也已用尽。不过,对于怀有更高志向的人来说,展望总是被落在其后头的。希望明清史研究有进一步的发展。

 

    本文编译自[日]《史学杂志》第117编第5号《2007年的历史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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