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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日志

 
 

冯贤亮:传统社会末期江南地区的行业生活与互济行为  

2009-05-04 23:19:26|  分类: 江南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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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贤亮:传统社会末期江南地区的行业生活与互济行为

 

 

 载《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江南地区最具经济实力的,是商人和兼营部分行业的城乡地主,他们与代表着知识力量的绅衿们构成了江南社会力量的中坚。本章从行业生活的角度,考察他们在社会经济生活方面与国家政府间的控制与反控制,讨论内容就以商品经济的最高组织形态行业共同体(包括公所或会馆)的变迁为中心。

 

一 江南行业研究的选择

传统社会末期的江南地区,存在着多层面的保障控制体系,如宗族、社会、行业等,形成了一个遍布江南的社会合作网,从而维系着明清时期乃至清末民初变迁社会的稳定。[1] 其中,行业社会及其地域空间上的自治、国家的调和与保护,显得别具特色。尤其对经济较为繁荣的江南地区而言,这种行业社会生活的内在自控与外在调和,体现了社会发展中经济因素起主导作用的地区的丰富内涵。它表明,一个社会推进到一定阶段,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地区在社会变迁中的适应性就显得比较突出,反过来也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相当有力的保障。因此,从整个社会环境来看,行业生活及其互济行为是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

江南地区以苏州府为主的碑刻史料极为丰富,是研究行业生活及互济行为直观而可靠的资料。目前所见主要有《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2]、《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3]、《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4]、《上海碑刻资料选辑》[5] 与《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6] 五种。本章的史料依据正是以这些碑刻资料为主、通过许多个案的分析、对传统社会末期江南的行业生活及互济行为所作的初步研究。[7]

 

图10.1         苏州碑刻博物馆

 

本章以行业生活最发达的苏州府为论述中心,尽管清代已将太仓州独立于苏州府辖区之外,且下领四县,但为讨论的方便,仍将出现于太仓州的情况归入苏州府;同时也考察了松江、嘉兴、湖州、杭州四府的大致情况,以便从地理区划上作出一个比较。

二 苏州府地区的行业社会保障

一般来说,在社会处变动时期,其保障系统的功能会遭到扼制和破坏。但是,当社会重又恢复安定时,保障系统就可得以重新修复而发挥它的作用。

按照彭泽益先生的行业分类法,苏州府地区在明清时期存在着布染踹业、纱缎宋锦机业、金铂银楼业、刻书业、小木业、红木作业、明瓦水木石作业、漆作业、裘皮业、酒行酱坊米业、剃头业、估衣业、烟业、猪行业等,达27种。[8] 而常熟县在明初的总共62285户中,各种行业匠工的户数就占了1338;具体而言,有土工匠(49)、索匠(2)、石匠(28)、瓦匠(27)、锯匠(21)、竹匠(33)、洗白(15)、船木匠(1)、攒线匠(1)、络线匠(1)、线匠(1)、铁匠(20)、染匠(65)、裁缝(20)、挑花匠(45)、墨匠(6)、熟铜匠(15)、锡匠(5)、穿甲匠(124)、毡匠(3)、玻璃坯匠(1)、墨窑匠(3)、官帽匠(10)、银匠(6)、油漆匠(8)、铸匠(5)、熟皮匠(1)、卷胎匠(2)、纸灯匠(1)、涂金匠(2)、船匠(45)、箬蓬匠(1)、刊字匠(2)、罗帛匠(1)、蒸笼匠(1)、刷印匠(1)、木桶匠(19)和戗金匠(1)。[9] 如此繁杂的匠工,为行业的经营生产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技术资源。特别是在清后期,江南地区的行业生活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景象。这里只选择与本章讨论主旨相关的部分内容。

1.行业社会保障的表征

    为了便于说明这类保障的表现形式,需要对一些主要的行业生活作分类考察。

米业

米业作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基础行业,其变化十分值得注意。在江南地区,米粮价格的涨跌对社会生活有着极大的影响,政府对此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在一般情况下或在社会变乱后,地方政府十分愿意给予米粮业较为稳定的保障。

限制米粮业有任何不合法度的行为,或者努力维持米业的正常经营与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都是政府减少社会动乱发生可能性的必要举措。从资料上分析,这种行为的社会保障系统十分稳定而牢固。例如,苏州府长洲县曾在康熙年间下达了严禁地方斛手、脚夫擅立“陋规”以“阻市病商”的碑示,就是因为地方米市中脚夫违禁“多勒斛用,深为不法”。[10] 实际上在清初,特别是康熙朝对地方米价的重视是众所周知的。据说在康熙中叶就正式确立了粮价奏报制度[11],这对政府了解和控制民间的米粮交易行为,稳定社会经济生活和采取相应的措施,提供了有力依据。

而且,政府对有损米业正当利益的任何行为,必然会出面加以示禁,从而体现了一种合理的保障形态。清代中期的吴县地方,粮食业店铺人员都是依照国家规定“领帖开张粮食豆行”。但是为粮行运货的船夫、脚夫后来每遇货物上下就“恃众霸持,勒价硬索”,不许店铺自备船只装运,甚至还殴打买客。道光八年(1828),地方政府根据该业人员的禀请作了禁示,下令以后粮食豆行上下货物,可以自挑自载,或者雇人驳船,或由买主自带船只载运,绝不允许逞凶勒索;如果出现把持揽阻、有碍行市的情况,也绝不宽贷。地方如有“徇纵”,察出后一并予以严惩。[12] 不过,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间,吴县地方政府再次立碑示禁地方盘户脚夫滋扰米行的行为[13],表明了米业经常遭到地方脚夫等人扰害而政府不断严禁以保护米业的事实。

当然,米业人员如果违犯国家法律,或侵害了他人的正当利益,政府就会出面加以干涉,甚至诉诸法律。在常熟、昭文二县地方有一个米业丰庆堂,在常熟县城南门外及毗连昭文县境的东门外附郭各图地区开设有六陈米行,且“历有年所”。行中米斛出入,持着公平的原则。每到新谷上市前,由米业公所派专人检验斛具,如有铁皮宽松等情况,须校准后加盖烙印方可使用。但在光绪年间,一些行户使用无烙印的斛具,或者将引木大小互换,甚或私自撬去,从而引起整个米业的不满,要求地方政府加以制约,整顿行规。最后,根据米业同人的一致要求,地方政府同意他们采取上海地区的方法,“改换定胜”,每斛只准一只,并编有字号,作为斛米的专用;同时要求两县地方的米牙行户及地保等予以严格遵守,并勒石发往庆丰堂保存。[14] 晚至民国年间,吴县的豆米杂粮行业还在为证明清代所建的同业公所的合法性及重整行业规条而努力。[15]

麻油业

由于苏州府所属常熟等县的滨海地域较广,油麻等物料是当地造船业所必需的,油麻行业因此十分兴盛。而且,造船业一般都由政府直接经营,所以油麻业所受的非法侵扰就主要来自衙门的各级官吏。

在常熟县地方,政府维持的造船业是该地区的行业特色,而油麻铺行正是为此服务的。从官方的角度看,给予该行业以一定的社会保障,是完全有着政治上的考虑。

在明末崇祯年间,常熟县的麻油杂铺行业曾联名向地方政府提出呈词,指出该行业人员以“撺卖油麻杂货为活”,常受吏胥“垂涎索诈”。凡逢到上司按临以及发号船修造、县里修葺衙门公所以及地方春秋祭祀交际礼节时,所有佥票,都由这些吏胥“或取或借”,声称是“候支官价”,且“经年守候不发”。就是发银,也总被吏胥“侵啖”,结果十无二三。因此,麻油同业人员都要求地方政府重申中央曾经下达过的“圣谕七款”,特别是其中的“禁革铺行”一条,从而使地方吏胥能够“永守成规”;同时要求政府废除“官票”制度。在崇祯七年(1634),政府即立碑示禁,下令今后各衙门疏禀必须全按民间时价而发以现银,不得使用官票。[16]

 

图10.2           榨油作业

 

王朝变更之后,前朝的遗制自然不能作为本朝的通例,所以许多行业需要新政府重新予以采取保障,以利于其在新的环境下进一步发展。油麻业也是如此。常熟县的油麻钉铁铺业,长期为政府修造战船所需材料提供货源。在清初,因屡受海防厅并县蠹借口修造战备船只“万般扰害”,就联名上告,要求对这种扰害“勒石永禁”。通过常熟县的申告,经苏州府上达苏松兵备兼理粮储水利、江南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及总督江南江西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批示后认为:打造战船所需物料应照市价平买,绝不能“纵容衙役掯扰铺户”;以前所有亏短铺户之处,悉令照数补领,并勒石禁止对铺户的扰害;而且,以后有衙役蒙混“发票再取一草一木”,必按军法究治。[17] 直到康熙年间,政府仍在为保障此类铺户利益而努力。至于修造沙号等船所应用的油麻铁斤等料物,大多为军工需用之物,政府认为应当在聚集处所“公平采买”,官给现银,“不得派累行铺”。[18]

另外,苏州府的聚善堂也是专门料理麻油业的。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司董张殿荣等公议规条,捐资在吴县朱家庄设立公所,并在元和县二十三都乡一图“置地作冢”,以备埋葬之用。后也因咸丰“庚申之乱”(即1860年间的太平天囯战争)而“星散”,公所被毁。行业人员渐次回来复业,都已贫窘不堪。于是,聚善堂重新“集议循旧,捐资赁房,暂作公所”,修理义冢,并在同治六年经过了地方官府的批示,通行全县“一体示谕”。同治十三年(1874),经同行业集资购屋,成立了办善所,是为了周恤同行;“凡帮伙老病,送入公所医药;设遇病故,给棺埋葬,等属领归,量给路费”。这些都被政府赞为“义举”。麻油业为避免同行业间的“争夺肇衅”,经同业公议后规定相隔七十余家才可开设油坊。官方对此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立碑示称:“如有不消之徒勾串匪人,阻挠滋扰,许该董事指禀拿究;地保徇纵,并惩不贷。”[19] 地方政府对行业的保护显得十分重要,也体现了行业在地方社会稳定与发展中的意义。

皮革业与竹木业

就皮革业而言,苏州府地区的裘业楚宝堂是皮业行“抽捐货厘”而设立的,轮流办理周恤同业之事。但在咸丰“庚申之乱”苏州府城陷落时,楚宝堂司事郭悦岩殉难后,原业由其保存的簿据票折全部遗失。同治年间,皮业同行逐渐恢复生计,“均欲议兴”,即由朱恭廉、洪起文、吴文彬等人垫资在吴县购房买地,重新设立公所,“循旧抽捐济费办善”。但这毕竟是民间组织,常会受到地匪等人的阻挠,因此只好求助于地方政府,给予庇佑。苏州府即下令予以保护,并立碑以禁。[20]

 

图10.3         奉宪示勒碑永禁

 

在竹木业方面,苏州府嘉定县地方的竹业制品在明清时期已经十分出名。康熙年间,因不满差役弊蠹的侵害,县城与南翔、罗店、江湾、大场、黄渡等镇的竹行都起来向县里提出呈告。原因在于,由官府向行业征用的日用物件,一般都是发现银交易,竹业却是个例外,往往是“先用后发,要十指百”,发出的价银“无一不填蠹橐”。而且京口、扬州、苏州等讯防地区,修造沙舡、搭厂及修署等,对竹行都是“朦县出票,借用不还”;另外,上用线竹过去都是委托置办,现在是由这些差役弊蠹采办,多使竹业人员“倾家荡产”。嘉定县竹行每年遭此三害,终使竹业同行联合起来,强烈要求政府对这些侵害“勒石永禁”。政府表示,以后一切公务需用竹料,都由官府发给现银采买;用过之后“听官自行变价”,不许抑勒行铺;如有胥吏衙役明知故犯,滋扰竹行,将依法严惩。[21]

布业、丝业与染织业

在所有行业中,政府对其直接经管的行业所采取的保障,较其他行业更为有力。因为这些行业直接关系到地方或中央的共同利益。

对于传统的织造行业,政府认为要有所“更新”,即要“汰冗员、简偷惰,罢去侵牟,谨塞漏卮”。不过这一“更新”是与“诸僚吏商”共同商定的,由地方行政长官带头“捐傣赀”,重修了苏州织造公所,并将杂设于民间的机织业“改私为公”。[22] 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不断给予这些行业新的保障。

太平天囯的战乱给江南地区造成的破坏,使织造行业同样不能幸免。在战乱期间,织造公署全部被毁,不过由于政府的帮助,在同治十一年(1872)间就完成了重建工作,主持这项工作的都是当地最重要的官员以及省级封疆大吏。[23]

嘉定县地方盛产木棉布匹,所属娄塘一镇虽只是个弹丸之地,但地方特产的支助却“倍于他镇”。以故远来客商鳞集于此,有所谓“花布马头”之称,贸易量“岁必万余”;而装载舡只则动以百计。这样大的布业码头,必然有专门的管理组织。从明代至清初,都设有“埠头”一职,一向都在当地船户中“挨轮充任”;其费用从舡用中每两扣除三分,以供“官府出入雇舡之用”,这已是定制。不料到顺治年间,地方上出现一班光棍“串结兵房”,扰乱了这一制度,强占本应由船户充当的“埠头”一职。他们除侵扣舡用之外,还以政府名义向码头上其他附属行业人员“科敛津贴”。由于船户与布行铺户都“畏其无赖”,不敢过问,使这种侵扰行业的行为逐渐成了一个锢弊而“延作陋规”。到康熙年间,侵扰之势有增无减,居然还以“编立花名簿册”的手法,向娄塘镇上的125家牙行铺户强索银钱1两至110两不等。二十年来,共约贪占1900多两。这对地方社会经济无疑是一个重大损失。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嘉定县地方政府终于按照码头铺户等行业人员的共同呈请,对这种行为采取了严禁措施,如再有违犯,则“立拿重处”,绝不宽恕。[24]

 

图10.4               砑布

 

为保护行业的经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维护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禁止任何侵扰行业生产的行为是政府所全力支持的。

康熙年间,嘉定县地方因踹匠联合闹事,“齐行勒索”,政府特地颁定了三款禁令,并刻碑于县境内大镇南翔。其主要内容是:一,包头内择老成者为坊长,管辖九户人家,如出现容留“流棍”,坊长本户与其他九户“一体治罪”;二,踹匠“传单鼓众”而停染歇踹,其借端科敛所到地方,坊民可以“即行指禀”;三,踹匠本人的“工价平色”,各字号染行都不得扣克,工价增减“悉照苏松之例”。[25] 这则碑文提供了几点重要的信息:在行业保护过程中,政府采取了以地域为单位的保障措施,十户人家为一个单位,并从这十户中选择“老成”的一户为长,十分类似于里甲制或保甲制;踹匠对染行的扰害,应当看到其性质与一般的地匪流棍等有所不同,不过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踹匠利用“传单”的方式来起到广为宣扬的目的,确实使行业与政府都感到极大的压力,因为这在其他侵扰行业生产与生活的行为中是没有的;碑文的最后一条,也让我们了解到这起扰害染行的行为在性质上与纯粹意义上的破坏行业行为有着较大的区别,否则政府也不会迫令行业不得擅自扣克踹匠工价;而苏、松地区存在的行业人员的统一工价标准,则说明了江南地区一部分甚至可能是整个江南地区,地方政府对于行业的经营与发展的控制是相当到位的。

 

图10.5         染坊

 

所以到乾隆时期,嘉定县政府还在为踹匠闹事从工价上努力为染行与踹匠们作调和,要求行业与踹匠共同遵守下述禁令:“踹布工价虽多寡不一,总按布匹之长短、大小、阔狭定价,较与苏郡工价无亏。所给钱串,遵照详定之例,每银一两实给足钱八百二十文。”以后无论柴米价格如何涨落,踹匠“不许再行藉端滋事”。[26] 实际上这仍然是为行业的社会保障服务的。

尽管类似于踹匠这样对抗行业生活的行为必定还有很多,但从体现政府对于行业的社会保障的角度来分析,区分扰乱行业生活的行为的性质,并不是很必要。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可以将有损于行业正常维续的一切行为归并在一起,从而分析行业的社会保障、家族保障诸系统等问题。

其他行业的社会保障行为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江南地区存在着许多名目繁杂的行业,只要符合政府规范,一般都能得到相应的保障。如始创于乾隆四十五年间(1780)长洲县的成衣行业公所,在金阊北正三图地方,地段较佳。太平天囯战争期间,行业遭到破毁。后来由同业人员募资建造了“轩辕宫公所”,并请道士专门加以看管,一直安然无事。到光绪年间,开始受到无业游民及地匪游勇的骚扰,常常在公所中聚众酗酒赌博,“任意作践”。于是该行业人员以应仁发等为代表,联名向县里呈告。地方政府当即予以下达禁谕:以后如有地匪土棍以及流氓游勇到公所“作践”,允许公所司董主持“指名禀县”,加以严惩;地保如有容隐,察出“并处不贷”。[27]

商品经济是江南社会在传统社会末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社会保障系统为之提供了十分必要的政治保障。行业与公所一样,是由绅商阶层为了共同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为进一步维护行业的利益,确保行业的稳定和正常发展,义庄、善举等事业的推行则产生了极为良好的互济效果。这种社会合作与互济,成了当时江南地区重要的社会生活内容。如苏州府普济堂是由长洲、元和、吴县三县筹资而建的社会慈善机构。在雍正十一年(1733)以后,院中病老日增,常存的有一百五十多口,而费用缺乏。它曾靠“盐宪谕商捐济”及“淮商协济”,获得了一定的经费来源。而松江府的普济堂也因经费问题,要求以前拨给苏州府普济堂毕汉白等人名下的入官田房予以归还,并请求政府发簿劝捐。显然,如果常州府溧阳、江阴等县也象松江府一样要求将以前拨入苏州府普济堂的田产予以归还的话,那么苏堂是根本无法维持下去的。地方政府即判松堂经费将另行查拨,而苏堂经费不足,也须议增资产,因此示知军民士庶董事地方及催甲佃户等,将毕汉白等人名下入官的田房永归苏堂收租取息,“以充留养茕鳏之用”,“永遵定案毋违”。[28]

可见,商人参与社会慈善等事业,是出于互济的需要,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使其更易获得地方政府的保护。

2.王朝变更后行业保障的继续

上述行业之变迁基本因一朝之间的变故而起。在王朝兴替之际,变化则更多。然而可以发现,无论社会如何变更,社会经济的发展仍然是基础,政府出于对行业生活与互济作用的依赖,仍会出面禁止任何侵犯行业利益的行为和言论,从而体现了社会对行业生活的重视。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肇造,清政府的政令示谕都已失去了法律效力。旧行业就需要重新向新政府申请保护,以新的法律制度的形式确保其行业地位和在社会中的功用。事实上,民国政府并未因朝代的更替、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忽视行业生活的重要性,仍然采取了种种措施给予行业以保护。如苏州府吴县的面业公所,坐落于旧长洲县境元一图宫巷中,是许大坤在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购地创建的,专门用于面业同行议事和办理赙恤等项善举;其所有契据都缴县保存,并经府、县两级“勒石有案”。其间,与同一公所的酒馆业因争执所有权问题,涉讼经年,直到大理院三审终结,共同管理酒馆业。但入民国后,城厢各业公所的旧朝示谕均已失效,只好向新政府重新申请。民国元年(1912)吴县知事孙锡祺审理此案后,即予批准,并布告立碑。[29]

 

图10.6         永禁勒石

 

由此可见,社会对行业的保护并没有因改朝换代而终止,而是呈现了连续性。吴县的米粮业公所也是通过重新向新政府获取确认,并申请保护才得以正常维持下去。[30] 巧木公所也是如此。它是由红木巧木一业合组而成,在道光元年(1821)于憩桥巷邀工修建,也经地方政府“立案给示,勒石遵守”。但辛亥革命以后,同业四散,经常发生“外来椐匠攒入,紊乱行规情事”。于是,根据新政府“禀送来县,再行察夺施行”的要求,由公所司事张金荣等出面向新政府呈送了新的行规,。[31]

3.家族保障系统

与社会保障系统类似的是家族保障系统,也体现了同样的特征。家族保障系统往往体现为宗族亲缘组织,它在行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宗族一般都拥有宗祠、族产、族规、族武装等,所以宗族具有仪式单位、地缘单位、自卫单位、教育单位的性质外,还有经济和法律上的功能。[32] 因此,凭借宗族的强大力量,地区内的行业生活即有了很强的保障。但是由于家族本身对于行业保障的直接资料所见较少,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又与一般宗族组织的社会功能混合在一起,这里的论述便显得十分单薄。[33]

在康、乾时期,苏州府长洲县的吴氏家族积累了大量田产,并置田一百多顷。嗣后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又建立了义庄,“以赡宗族,设公产义塾以仁邻里之志。”该义庄显然是属于公益事业性质的。到同治十年(1871)吴氏子孙吴文瀚撰《经理义庄公产述祖德以训子孙篇》碑文时,义庄的经营已历三十年。其间在庚申(咸丰十年,1860)变乱时,义庄遭受兵燹之灾,“所积余资米谷及器皿什物,荡然无存”。至同治年间,族人经数年便“次第修复旧规”。[34]

显然,义庄所设的“公产义塾”等社会公益事业,虽然多为族人利益而设,但它毕竟发挥了社会保障功能,起到了维护地域社会内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与生产的作用。

三 行业生活与互济

1.行业的排他性与自保性

从性质上讲,行业具有较大的排他性和自保性,这是行业生活的必然产物。

在同治九年(1871)春天,苏州府长洲县以织宋锦机为业的沈友山、王承忠、孙洪、戴梅亭、吕锦山、朱沛和等,为遭同业的曹阿传和顾廷等另创行头、“借神勒捐”,要求地方政府予以“究治”。到光绪四年(1878),曹阿传已身故,但有王沛等人“结党成群”,“喊歇停工”,又要“倡捐勒索”,致使同业“受累”。以沈友山等为代表的机业最终获得了官方的承认和保护:以后如在苏州府的长洲、吴县、元和等地办事,有象王沛等一样再另设“行头行规”,改立名目,“妄行派费,诈扰同业”,允许机业人员“指实禀县”,予以严办。[35]

创于嘉庆年间的苏州元和县光裕公所,是由专业弹词评话的人员集合成立的。但是,在民国年间,有社外说书人俞鹍扬等联合社外的露天说书艺人,在恒昌湖田的复兴园等茶室,高搭台面进行弹词评话的演艺活动。这必然影响了在当地说书业处垄断地位的光裕公社的利益。民国十二年,全社联请苏州警察厅给予严禁,规定“凡社外之说书人等,不准于茶室搭台说书,以昭社内外之区别”。[36]

又如,在苏州府元和县的徽、苏两帮烟业,也存在利益之争。后经元和县讯断,两帮在当地进行的社会公益事业“各归各帮办理,不准紊越派扰”。[37]

前文述及的麻油业也在同治年间公议:“相隔七十余家,方可开设油坊,以免争夺肇衅。”[38] 也有排斥其他行业的目的。

在苏州府的吴县,以红木作专营大小梳妆粉镜、文柜等生意的孙明友、潘洪富、匡章正等,建有公所,遵循行规,与同业议定捐资办理善举等事,并于光绪十九年(1893)经苏州府及吴县、元和、长洲三县备案,同业恪遵,并无异议。不料,一向以做红木玻璃灯架挂镜插镜机架为业的徐阿四、陈安玉、强老虎等,与孙明友等人的行业毫无关系,而且“既不同行,又不出捐”,居然也“搀做洋镜小亭等物,在店售卖”,侵犯了经营梳妆粉镜文柜生意的孙明友等人的利益。孙等上告当地政府说:“窃思红木业,各做买卖,身等亦不能越做灯架,岂容徐等乱章做卖?”并认为不能越业经营是“昔时议定之规,并非觊觎生妒”。而在光绪十九年(1893)政府所给的印示中,载有议规十三条。当地政府即裁定,凡红木作各同业人员,务必遵照章程十三条,“倘有外来同业,阻挠乱规,有碍善举情事,许即指名禀县,以凭提究。”[39] 此外,当地的水灶业因历年较远,久未整理,以致在民国六年(1917)间“城外有人违间添开”;而城内的公所要划分界限,店多人众。该业的赵行豪、黄荣炳、宣彩文、徐文淦等人就向当地政府提出,要求“同业悉照旧规,只准顶替,不能添开”。[40] 可见,即使是同一业行中的不同分派或分工,如有越行行为,也会引起同行的不满和指责,甚至诉诸司法。行业生活的自保与排他的特性十分显著。

同样,在外地开办公所,也存在着利益冲突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能够获得当地政府的承认和保护,从而排斥其他行业对本行业生活的侵入。同治十一年(1872),由苏州商帮的沈时丰等人发起,在上海老北门内措资筹建了珠玉业公所。然而,自建立之日起,一直受到南京帮商人的“缠讼”。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间,当地政府判定苏、京两帮商人“各立市场”,并以“给示晓谕”,声明苏帮将公所暂借与京帮进行贸易,“限期五年”,要求京帮商人“从速措办地方,为乔迁之地”;如果逾期,苏帮可以“禀道勒迁”。苏帮又凑了二万六千二百洋元,在原公所对面购得旧屋,连地一亩五分,“建设市场,专为苏州各帮珠玉业贸易之所”。上海县地方政府在宣统元年(1909)作了批示,下令该处市场“系苏州珠玉各帮筹款建设,专为该帮贸易之所,不许京帮入内摆摊”。[41]

2.行业内部的规范和调整

当然行业内部也需要时常协调。为了规范行业生活,维护本行业及其业员的利益,行业大多定有细密的行规条约。如苏州府吴县的纱缎业,曾在雍正元年(1723)制定了一些行规条约,并通过地方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42]

作为行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互济是维持行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无论是对外的援助或进行某项善举,还是在本行业内推行各项福惠措施,都是为了维护本行业发展的需要。而对本行业内部规约的重整,虽多有社会变乱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出于本行业发展壮大的考虑。吴县地方豆米杂粮业公所在清代已有设置,到民国初期,因年代久远,行规已经处于废弛状态。所以,在民国八年(1919)间就重整了本行业的内部规条,并刻碑勒石要求共同遵行。规条内容自然还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允准。[43]

在米业方面,江南的许多市镇以经营米业闻名,如枫桥市、长安镇、平望镇、新市镇、同里镇、皂林镇等。[44] 对于这些市镇米业的保护,也是政府所重视的。以吴江县的大镇盛泽而言,其米业专门建有公所。江南是万商麕集之地,各地负贩及外省商舶往来,本来是以枫桥、无锡两地米业为最盛,平望、同里等镇则次之;至于盛泽,专重丝绸业,从事米业的不过十分之二三。从乾隆、嘉庆至道光年间,盛泽米市已经不亚于平望诸镇。但在咸丰庚申间遭受兵燹后,“疮痍未复,市镇寥寥”。同治七年(1868),地方上有人开始聚集同业人员捐资进行重建工作,到光绪三年(1877)终于建成了盛泽镇的米业公所。[45] 这是行业内部的重整调适工作,属于行业本身的保障行为。

道光年间,苏州府长洲县的王有源、俞士胜、陈秉孝、钱廷荣、邵全寿、刘纪煜等人原籍溧水等县,一起在苏州府开办水灶业。后因异乡人在苏州府的帮伙较多,而染病身故及患病无力请医调治的也很多。于是,经过同业吴培基等公议,捐资设立了公所,以解决上述诸问题。[46] 吴县的盛泽米业公所在乾嘉至道光年间发展较快,不亚于平望等镇。但在咸丰庚申间久遭兵革,境况是“远不逮前”。于是在同治七年夏天,“为久远之计,爰聚同业,劝集捐资”。到同治十三年(1874),基本完成了米行公所的建设。[47]

布业方面,苏州府的布业商人戴志诗、李邦达等,因同业遭兵燹后,“孤苦无告者居多,甚至半为饿殍”,在同治五年(1866)秋就集合同业公议,“各伙友愿于辛(薪)俸内,每千捐钱十文,店主人亦复照数捐助,抵充办善经费”;这样积集一年,经费仍是不足,只好再行劝募,“各庄各坊交易内,每千捐钱两文”,汇存于公所,“按期分给月米钱文,兼助丧葬等费”;并在吴县城中街购屋,置立了尚始公所。所有这些,都在同治八年取得了官方的认可,立碑予以示禁保护。[48] 同治七年(1868),在吴县木渎镇经理布店的陈熙鼎等,因同业伙友大多无力经营,或年老失业,贫病难持,一遇病故,棺殓没有着落;或病故后孤寡无所依靠,衣食难周,就在该年经同业各友公议规条,创设了布业公所,“办理赒恤无力同业生养死殓各善举,公捐经费办善”。这样一直持续至光绪年间。[49]

苏州府的面业公所在光绪四年(1878)因隔壁经营茶叶的盗卖了面业内备弄一条而集会商议,向县里通禀存案,即“给示以碑”,予以保护。后因公所坍塌,要重修大殿,面业同行即公议由陆阿东负责向行友劝以公助,每位助以丕洋八角的包括陆阿东在内有46位(其中有一位捐助的是一元),捐助五角或三角的共计214人。公议还决定“众友现做每日捐钱一文”。[50] 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因苏州府等地疫病流行,面业同行中传染得病身故的很多,公所即邀同业集议,将应办的一切同业善举认真处理,并将房屋倾圮的地方重加修葺,“所需经费仍由业等按月抽助,并有外募”。[51]

3.行业之间的互济合作

其实,并非只有一个行业可以完全独断本行业的经济生活。许多行业都采取了合作的姿态,以期获得更大利益,或者说就是稳定发展。但是,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垄断,在意愿上实际想体现一种正统地位。所以,在江南地区,许多行业排斥其他行业的界入就是这个原因。如苏州府地区的金箔、银楼业,为免其他行业的觊觎之心,曾在道光年间要求政府予以保护,排斥任何有损本行业利益的“加价”等行为。当时有人倡议停收教徒三年,其煽惑散匠、羁众停工的意图就由政府出面干预的形式压了下去。[52]

然而,两个行业之间即便性质并不完全相同,也存在着互助的情况。如苏州府吴江县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由政府出面为职监胡寿康等“设局捐济绸缎同业”的善举专门立碑,以示支持与保护。当地政府要求各地保及绸缎同业以及消紬各庄人等永远恪守:“所有职监胡寿康等经置房屋作为公局,捐厘助济绸业中失业分苦、身后无备及异籍不能回乡,捐资助棺,酌给盘费,置地设冢等善事。”并指出,如有地匪人等借端滋扰,以及年轻尚有可为不应周恤而妄思资助、向局混索的,允许当地“指名禀候拿究”;地保如有徇纵,“察出并惩”。[53] 同年四月,湖州府乌程县也奉苏州府移文,对胡寿康等的善举予以保护,并立碑晓谕:“凡遇苏庄运贩绸匹,务按销货数目扣存汇交公局,以襄善事。”[54]

四 江南其他地区行业生活的分析

通过对苏州府地区的集中分析,基本上可以了解整个江南地区的行业生活与互济。尽管苏州府地区行业的繁荣程度高于其他一些地区,出于全面考察的需要,仍须对江南其他一些府区作一番考察,从而说明江南地区所存在的行业生活的普遍情况。在这里,将主要探讨杭州、松江、嘉兴、湖州四府的基本情况,在内容上不再作过细的划分。

1.杭州府

杭州府的行业显然没有苏州府来得丰富多样,构成行业的生产基本以纺织业、葛夏布业、锡箔业为主,当属其地域特色。

当地的丝织业一直与苏州府齐名,地方政府同样对此采取积极的社会保障措施。仁和县是外地各路商贾前来杭州贩运紬缎纱绢的主要地区,投寓店家、经营业务都要通过牙行人员同机户“讲就价值、开定货色”,并托牙人转付机户买丝,以便按照预定货样完成织纺任务。在康熙年间,地方上一些地棍“欲谋吞商本”,商人多次呈请示禁,但这种情况还是“旋禁旋起”。到康熙五十年(1711)六月,一批地棍冒充牙人,诓骗商人;个别机户甚至“领银花消,不交货物”,引起了商人们的强烈不满,向地方政府呈控。政府为维持丝业的正常进行和货商的合法利益,下令以后商人机户交银定货,必须“三面公同立票”方可;牙人经纪不得折扣私交,机户也不得领价花消。此令同时下达至34家商号。[55] 按照一般情况,政府的这种禁示在实际的丝业经营与买卖中,是不会完全得到遵行的。康熙五十五年(1756)杭州府对商牙机户等所作的再次禁示,表明在这方面的“勒石永禁”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成为具文,没有很大的实际效用。[56]

杭州府的机织业拥有庞大的机户队伍,机户的地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日渐提高。在道光年间,个别机户为获取所谓“行首”地位,开始进行侵害其他机户的正当利益。他们“巧立名色,敛钱聚众,任意妄为”,一些机户稍不满他们的意愿,“即遭倾害”。故此,机业就愤起上呈杭州府,要求勒石永禁,以给予行业稳定的保障。杭州府也表示,从示禁开始,所有一切“行首”名目永远禁革;如有不法棍徒怙恶不悛仍蹈覆辙,充许受害机户“控禀”,从重治罪;地保如有徇纵,也要一并严办。[57]

另外,为了保持机织业的正常发展,实际上是为保护机户的利益,仁和县地方曾禁止机匠的罢工挟制行为。按照当时绉纱业商人的呈告,当时的绉纱业被机匠们聚众把持,不但停工挟制,而且不准收受学徒,禁运客货来杭州府接济。这样的做法无异于让绉纱业坐以待毙。在这种情况下,绉纱商铺也要面临倒闭的危险。绉纱商铺在钱塘县是最多的,商人们就先到那里的地方政府去呈告,同时要求仁和县予以禁止这种把持破坏行为。[58] 机匠对机织业极富影响力的把持垄断,依然会威胁到杭州府地区的正常经济生活。因此机织业同行与商人的共同要求,再次得到了政府强有力的支持。

与苏州府地区一样,杭州府的行业内部也有着共同的互济行为。这种行为主要体现在公所或会馆的建立与维护上。杭州府绸业天下闻名,绸业同行曾在嘉庆年间开始为行业内部互济工作建有观成堂一所,这就是以后绸业会馆的前身。光绪年间,观成堂再次得到重修。入民国后,一方面继续予以修护,另一方面因洋绸业的发展,同业人数大增,每次会聚或数百人,或数千人。绸业同行决定重建绸业会馆,为行业的互济创造更好的条件。[59]

当然,由于行业的发展与外来商户的增加,必然在旧有行业系统上产生新的枝节,即不同的商户会插手同一行业,从而在同行业中形成新的纷争。杭州府地区锡箔业的商派分化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就锡箔分地销售的情况而言,宁、绍、台、金、衢、严、温、处八府作为东路地区,一向归宁帮贸易;而嘉、湖、苏、松、扬、镇、南京、徽州为西路地区,则归绍帮贸易;因杭州府为省城总会之区,所以宁绍两帮可以“并相交易”。太平天囯战争之后,当地关于这方面规范的碑记已经荡然无存。到光绪年间,杭州府仁和县根据锡箔业商民的共同呈请,勒石刻碑,重新确定宁、绍两帮的贸易规章。[60]

2.湖州府与嘉兴府

湖州府现存关于行业方面的资料并不是很多,因其与嘉兴府地区较为接近,行业上也有较多共同性,实际上可将这两府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在湖州府地区,最出名的是蚕桑业。明清时期浙江省的75个县中,产蚕丝的就占了58县,有30几个县完全是以养蚕为业。[61] 特别在太湖流域的杭州、嘉兴与湖州三府地区,蚕桑已成为那里的专业性商品作物。湖州府已发展成为专业化的蚕丝业发展地区,甚至取得了比农业生产更为重要的地位。[62] 所以明人王士性特别指出,浙江十一个府中只有湖州府最富,原因就在于“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63] 有人认为“农桑为国根本”,是民之命脉。[64] 实际上,赋税制度与地理条件的优越都是形成湖州地区蚕桑发达的主要因素。蚕桑业的盛行为临近地区丝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丝织业成为了明清时期浙西一带甚至整个太湖周边地区人民的主要生计。[65] 丝业的发展也使政府得益匪浅,对于丝业经营的保护政府十分关注。地方上对任何破坏丝业正常进行的行为或事件,一般都会厉行禁止。在清代,织工往往会因各种原因起来对抗行业规范,聚众停工索价的情况时有发生。光绪年间,乌程县就曾为织工停工滋事作了谕禁,认为织工把持行市“大干例议”,城乡织绸工价本身应有所差别,不能一律平等,而且向有章程规定,凡有罢工滋事等的发生,政府决不宽宥。[66]

会馆公所作为行业的最高组织机构,完全体现出了一种行业内部的互济特征。湖州府德清县的宁绍公所,与其他地区的公所一样,也是为了同业人员举办慈善事业、保障行业生活。地方政府对此自然十分赞赏,所以对公所的任何欺诈扰害等行为都要遭到政府的严惩。[67]

在嘉兴府,对于一些政府认为不能成立的行业,是坚决予以禁止的。这体现了政府行为在行业生活中的绝对权威。如嘉兴府秀水县的新城镇,河港密布,便利于乡农进镇销卖草柴;而镇上需柴人家可以随时与之交易,堪称两便。到嘉庆时,一些人就在镇上四栅设立稻草柴行,企图垄断渔利。很快,政府就下令镇上禁止经营稻草柴行,如有“不法市侩敢再籍完季钞,邀截乡人稻柴”从中渔利的,地方百姓可以据实指名禀县进行查处。[68] 康熙年间新丰镇上有一班专营丧葬的“土工”,谋买“索扛”立为行业后,凡地方有死葬诸事,就横行勒索,甚至纠党逞凶,地方富户百姓都不敢抗违。对此,康熙四十二年政府曾作了“土工分坊坐日索诈之禁”,后来在雍正年间再次立碑示明严禁,以期永除土工业之弊。[69]

对于正在经营中的行业,政府也会加以各种限制,其内容是多方面的,主要的一条就是限定工价不得随意涨跌。嘉兴府秀水县香作业的工司,共有300多人,他们是地方香铺业得以维持的基本资源。道光以前,工司们已经对香铺逐年勒加工价,到道光年间又希图有所加价,甚至以停工相要挟。香铺业被迫求助于地方政府。政府一方面要求工司应当安分守业,不得再图增价,一方面表示准许香铺业随时可以对工司的“霸勒停工”行为加以指控,政府不会宽宥。[70] 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嘉兴府出面再次为香铺业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保障,重申对于作司们的禁令。[71]

带有行业领导性的机构会馆公所,嘉兴地方政府也是极力予以保护的。实际上许多会馆公所完全是在得到政府的许可和支持的情形下建立的。乾隆年间,嘉兴府对于秀水县重建江西万寿宫会馆,曾给予勒石刻碑,特别申明非江右商民的闲杂人员“一概不容出入”,所有房屋、田产都由会馆妥为稽管。[72]

在行业内部,规章制度十分详细而明确,完全是为了维护本行业的全体利益。嘉兴府桐乡县的青镇,在民国时期曾订有十三款有关丝绵商业的业规,要求青镇所有经营蚕丝业的,不论业务范围大小均应加入丝绵商业公会;而公会会员必须绝对遵守会章及同业业规。[73] 理发业商业公会也订出了业规草案,共有十四条,也是出于整齐行业的目的。[74]

3.松江府

    在苏、嘉、湖、杭四府中,依赖蚕桑业的行业占据着大多数。苏州府也有一定的棉织业,集中于昆山和嘉定(清代属太仓直隶州)。[75] 松江府则是以棉业为主的行业占着重要地位。这基本上是江南各府行业的大致差异。

    松江府上海县地区,地处冲繁,需用船只数量极多,政府为了加强管理,防止出现“揽夺构衅”等情况,设置了专人予以稽查管理,不许有人另立名目,私自索费;并革除了“帮差贴捐埠规”等恶习。政府机构中的差役如果“暗地朋充”,必立拿究办。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间,根据民间的呈请,政府下令严禁船牙经纪不准勒索船头“黑费”,重整船行管帮埠规。[76]

松江府曾在清初为保护地方行业生活的正常秩序,与苏州府联合,一起严禁布业经纪假冒布号,以杜绝由此导致的“各商衅端”。[77] 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布业的发展,使部分商号极为兴盛,其招牌也成了一种赢利资本。而苏、松两地的布业又甚多,难免出现冒滥。所以松江府在顺治十六年(1659)所作的禁令,并不能在实际上得到真正奉行。政府被迫屡次示禁,并立碑刻石,希望获得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关于这方面的另一则碑文可以说明这一点。[78]

与嘉定县踹匠对抗染行的活动有所不同的,是娄县地方踹匠的“齐行”行为。也许与松江地方的风气有关,踹匠在“齐行”时,发生了“倡聚抄抢”等行为。这种行为不但对染行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也威胁到了社会治安等问题。所以康熙年间枫泾镇上发生的这次踹匠闹事,引起了地方政府的极大关注。在处理过程中,除了按一般法律规定的秩序作判决外,踹匠所抢一切赃物“照追给主、取领报查”。对踹匠们下达禁令后,政府特别申明:如果以后保长对布坊管理不严,要与踹匠一起“尽法责惩”;参与聚抢的踹匠还会被驱逐出境。[79]

    当然,对影响到社会安定的问题,只要与行业有关,政府照样可以出面加以干涉。

康熙年间,上海县地方曾为仓米白粞是否仍可让百姓平价零粜等问题,进行立案察办。依照常年旧例,地方上除征收糟米及春办白粮起运外,存下的米粞都是可以由百姓按时价零粜;铺户所籴,也是按民间的成例,并没有什么“使费名目”;就是糟米出现“缺兑”,一般也在邻境采办,不会涉及到铺户。但是康熙年间发生的牙行领发米粞“苛派各铺使费”等情况,全部违反了民间的约定,铺户为保护本铺利益联合而起的争讼,迫使政府出面,以官方权威的姿态,不许牙行染指仓米白粞粜籴等事,凡有任何滋扰到米铺正常经营的行为“一应概行禁绝”。[80] 也许是米行业触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稳定米行经营必定也是政府应予更多关注的事务。上海县米行业由于受到地方政府的保障,业务经营比较顺利。一些与此有关的新制度如果遭到米业同行的反对,当然反对的理由必然是损害了米行的利益,那么政府会根据米业人员的要求予以禁止。以白粮而言,其中有“禄粮”一项,是要征收定额的糯粮,但当地不产糯米,所以也就从未“派及铺户”。但在雍正六年(1728)冬季办理漕粮时,开始下令由米铺代办此项粮额,结果到第二年冬天,仍分派铺户采办,使米铺颇觉不满。于是米铺业同行又起来上告,经过松江府、苏松常镇太粮储道及江苏布政司的批示,认为“粮米例应官收官兑,何得派累铺户”,以后上海县采办白糯,再不行派累铺户。[81]

在竹木油麻业方面,政府曾禁止行政人员以修葺府衙的名义“横取赊买”竹木油麻材料。这表明,该行业也是常受侵扰的,否则政府就没有必要根据行业人员的呈请予以立碑示禁。碑文中要求以后“凡用松板油麻,俱现银平买,不得擅行票取,如违必究”等,得到了木业、竹铺业、油麻铺行、松极板行及钉铺行的一致赞同。[82]

由于松江府地滨大海,许多城镇都是重要的航运码头,政府巡船较多。在顺治年间,出现了巡船抢掠竹木业的行为,地方政府当即出面予以严禁;上海县与华亭县的竹木商号及闵行、新场、周浦、高桥四镇商号也联合具名立碑。[83] 为重整行业内部生活,油麻业在同治三年(1864)正月间齐集行业公议,准备将桐油、苎麻两项发售时“按件抽厘”,作为创立一个公所的基金。次年九月即建成了一个油麻公所,座落在上海县大东门外二十五保七图太平弄。计有42家行商共同参与了此事,为公所的成立提供了必要的资助。[84] 在咸丰六年以前,油麻并无设立行规,也没有“司事”。在同治初期因“店业渐增,生意渐广,公事渐繁”,必须要有公所来统一行业生活,会议公事。同治时曾经制定过一份章程,但在公所成立后,章程需要有所修改,从而进一步规范同行业人员的生产与生活。在同治十年,经上海县政府允准,新的章程便被制定下来。“凡出售桐油一件,加规银二分;苎麻一件,加规银一分”,按月由公所人员汇收存储,公所的所有日常开支可以由此得到保障。[85]

康熙三十九年(1700),松江府铺行因衙门胥吏常常借公务之名搭厂,沿海各哨篷厂以及演武迎喜祭旗等厂需索木竹芦席、彩红绸幔等物而备受扰害。次年,松江府就订出14款禁厂条令,并立碑明示,以保障地方铺行的正常经营。[86]

    政府对于行业的社会保障可谓颇尽心力。在很多行业方面,这种社会保障起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松江府地区还为行业活动提供了许多便利。就茶商而言,因当地不产茶叶,都要到浙江省去贩买。在赴浙购茶前,茶行商人均需至北新关纳取“茶引”,方可前去采买。由于一路上要经过许多关隘盘验,再到松江府“零拆货卖”,获利其实并不很多。但是他们仍然受到地方衙蠹市狯的盘剥,所谓“缴销残引”,从而将承行钱、差使钱、备文钱、受引钱、依议钱等名目转至茶商身上,使茶行受害颇深。于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间,政府就公开禁止“缴销残引”等弊端,以杜绝胥棍的“勒派”。[87]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县地方的水木、雕锯、石匠等业人员,在县城内的二十五保五图得字圩三十二号,捐资共建一个“鲁国先师新殿”,作为同业人员“敬神集公办事”的一个公共场所。后来遭地方无赖的干扰,政府曾在同治年间采取过保护性的措施。不过这次列名要求保护的多系上海籍工匠,并没有包括江浙籍外来工匠。所以在同治七年间,地方政府重新为水木业的重整规条工作,颁布了新的示谕,对工价、材料等作了新的规定,要求所有该行业的人员共同遵守。[88] 同时颁定的还有一份“水木业同行议定规条告示”,共制定了八条规则,要求水木、雕锯、石作各帮工匠必须“互相遵循”。[89] 这些规定实际上是为在上海的江浙籍工匠制定的,但是在经刻碑后,却遭到许多“悔议”,有的甚至上控到政府衙门。在同年八月间,上海地方政府被迫再施保障新措施,发给水木同业木印一颗、行单刻板一块及捐簿一本,作为行业的信物。[90]

对于行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调和,制止可能发生的麻烦。乾隆十六年(1751)间,政府已经为“引课”问题作出了决断,要求松江府所属七县按照所分定的疆界进行行销,“不得藉长、元、吴等县通融盐酱之例”,越境贩运必将侵害“引地”利益。嘉定行销范围为苏州府的长洲、元和、吴县、吴江、震泽五县及常、镇二府属县;松江府所属的华亭、奉贤、娄县、金山、上海、南汇、青浦七县按照所分疆界“只许本地酱坊计缸销引”,不得再与长、元、吴等县通融“行销之例”。政府在下达禁令后,于次年即刻碑勒石,以示永禁。[91] 不过政府对行业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存在倾向性的。对行业保障的基本原则,依然是在于维持行业的正常发展。上海县曾在同治年间,为本地的宁帮烛业避免行头的“需索诈扰”,提供了有力的保护。[92]

五 行业生活与政府调控

鉴于常州、镇江二府资料过于缺乏,不能从整个江南地域范围加以考察,暂将本章中探讨的内容作为全部区域的考察结果。

1.地理环境和行业生活的构成

很明显,江南地区的行业存在着地域分异。丝绸业主要分布在杭嘉湖苏四府,棉织业集中在松江府以及苏州府的昆山、嘉定(清代隶于太仓直隶州)。地理环境对这种分异起到了决定作用。

以棉织业而论,发达地区存在于东部沿海,是因为昆山、嘉定与松江府接壤之地,地势较为高昂,不宜于五谷种植,却极适于木棉的生产。明代人对此特别注意,周忱在巡抚江南时,为这些地方确立了一种制度,即可以用上交官布的办法代替税米,每官布一疋当米一石。由此“官无科扰,民获休息”,颇得地方百姓的称誉,所以在弘治末年这些地方已相当“殷富”。[93]

但是在常熟等地,因地滨大海,官营船业在这些兴建颇多,专门为船业提供原料的油麻、竹木等业随之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了。

丝绸业、粮食业等的发展,基本上都与地理环境的差异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是与江南地区存在的农作物生态分布格局相一致的。[94]

2.国家控制与行业自治的互动

在传统社会末期的江南地区,国家与社会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即国家为社会提供了某种政治的保障,而社会则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必要的努力和奉献。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在行业生活和互济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国家往往利用低层行政人员如地保(或称乡保)等人来有效地处理商人行会,当这些人本身出现敲诈、勒索行业的行为时[95],他们便不再被行业视作一种保障,更高的县级行政长官,成了行业的投诉对象,并以此来压制地保等人,规范他们的活动。

 

图10.7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长、元两县同人公立《奉各宪永禁机匠叫歇碑记》

 

行业在维持内部运转、平衡同业力量的同时,十分需要外在政治力量的支持,尤其是在社会的变迁阶段。清末苏州府的吴县、长洲县和元和县的漆作业,在进行其公益事业、维护本行业的持续发展时,诚恐受到地匪棍徒等阻挠势力的破坏,只好呈请地方政府的保护。[96]

在改朝换代后,为获得新政府的重新确认与保护,又联名请求政府给示布告,以免“无知之人未悉置器与漆作分设公所,任意混杂,不守行规”。[97] 而国家对地方有利于稳定和发展的事业或行为是十分推许的,并采取了种种措施,甚至刻碑立石,以示佑护。在许多清末民初的碑刻资料中,可以很清楚地得出这种认识。如苏州府石作业的吴锦山等人,都在元和、吴县和长洲境内“安分营生,从不预别事”,后将他们在元和县九都四图半边街绣花弄坐南朝北的一所平屋,捐作同业议事之所,并在其间开办小学堂,所有开办经费,先由吴锦山、王仁山等捐垫五百洋元;而常年用款则三县地区石作业中每做一千文生意,即提出捐钱二十文,每工再捐钱四文,“按月责成石作汇交一次,以资挹注”。但是在开办伊始,担心“该处地痞流氓藉端滋扰”,就“上叩宪威,给示保护”。地方政府立即刻碑公示,指出该公所附设蒙小学堂,并办理各项善举,“系为培植子弟,保卫同业起见”,予以保护。[98]

尽管如此,行业总是会遭受各种所谓脚夫、地棍、流徒之类的“滋扰”与侵害,政府也总在屡经禁示后不厌其烦的发布着内容大致相同的各种禁谕。在改朝换代后,清政区为了体现其“盛朝加惠于商民,以彰宪天垂恩于万载”,按照明代所定的成例,重新予以饬立新碑,表示对行业的保障不会因朝代的更替有所不同。康熙年间松江府的竹木商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到政府公开保障的允诺。[99] 实际上,行业接受互助是以限制为前提的,所以行业人员在接受互助的同时也接受了控制。[100]

3.行业生活中的对抗政府行为

但是,当国家的行政人员侵犯了行业的利益,行业便会起来进行对抗。这在行业生活中,表现也是十分明显的。如在乾隆年间,浙杭等地的绸商葛金章、蒋永茂、姚源发、方恒源等在苏州府吴县的北亨三图地方,公建了钱江会馆,为贮货公所,并向当地政府言明不可为“当仕公馆”。但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有不少官吏都来借用。在乾隆四十年,署苏督粮厅的刘姓官员又来借馆,会馆董事有点畏势,“徇情借与”,不料该官还带来了家眷,借了房屋三十多间。许多绸商只好将货物搬出,使“贮货无所”,严重影响了行业的正常生活。更糟的事,在苏州府的省会官长较多,“一官移去,一官复来”,竟是“习以为常”。于是,绸业同行便联合起向苏州府提出了抗议,最终使之下令“嗣后如有当仕借作公馆者,许即屏绝。倘该地方与办差人役混行勒借,一经举禀,定拏究治。”[101] 而作为行帮组织的牙行或牙店的介入,无形中在国家与行业之间形成另外一种特殊的力量。由于它们与政府的税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往往由官方批发印信,私充的可能性较少。对行业而言,这种牙行或牙帮的存在必然会有侵扰的危险,要求革除的呼声也是从未间断过。[102]

 

图10.8       乾隆三十七年《吴阊钱江会馆碑记》

 

总之,政府与行业社会的关系处于一种比较微妙的状态。行业生活显然不能没有国家的支持,特别是当它不能完全以自己的力量来维持其正常发展时,就需要政府以强有力的手段维护本行业全体人员的利益。而当其他行业与本行业的利益有所冲突时,则更要国家的支持,以保持其正统地位。但是如果政府的行为触犯了行业的利益,影响了行业的正常发展,那么,行业就会联合其他同业,甚至和不同的行业暂时进行联合,与国家进行对抗。另外,本章涉及的几起踹匠闹事案例,几乎都发生在康熙年间,这不应是巧合,可以推测为康熙年间在江南地区染布业中发生的连锁对抗活动。对照政府的禁谕,这在性质上似乎已转为地方社会与国家政府间的变乱和控制关系。如果联系清初政局未稳下的江南地方社会,盗匪案件的频繁发生,康熙初年“奏销案”的突然出现[103],不同地区的踹匠在康熙年间不断闹事,显然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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