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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金民著《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研究》评介  

2009-05-18 13:17:31|  分类: 资料速递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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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金民著《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研究》评介

 

王昌宜

(合肥学院中文系  安徽合肥230601)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3期

 

 

    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多年潜心于明清史、特别是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2006年,他从自己1984—2005年间发表的论文中精选出与明清社会经济研究有关之34篇论文,定名为《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研究》,作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组织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之一,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9月正式出版。

    全书60余万字,收录独立成篇的专题研究论文32篇和学术综述2篇。按其内容,大体上可分为九个部分,第一部分5篇,为明清经济政策和贸易研究;第二部分5篇,为明清

江南丝绸生产和贸易研究;第三部分3篇,为明清江南店铺字号与会馆公所研究;第四部分3篇,为明清江南农业经济与宗族义田研究;第五部分2篇,为明清江南赋税研究;第六部分4篇,为明清江南城镇社会经济研究;第七部分8篇,为明清商人商帮研究;第八部分2篇,为文献与档案介绍;第九部分2篇,为明清经济研究的相关综述。

通读全书,不难发现,这是一部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和创新的力作。概言之,本书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成果和特色。

一、资料翔实,立论平允。梁启超曾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史学研究,资料是基础。该书扎实的史料功底,令人惊叹。作者以筚路蓝缕之功,搜罗整理了正史、政书、档案、文集、笔记、碑铭、方志等各类史料,特别是注意挖掘利用了许多不为前人注意的新史料。如:乾隆年间苏州人徐扬所绘之《姑苏繁华图》,是一幅以写实手法绘录苏州喧闹市肆场景的图画,作者独具慧眼地指出:“图中很多场景,或为文献所难以展现,或可补文献之缺失,成为记录苏州文化极为难得的有形宝贵遗产。”并结合文献,分析图中展现出的丰富的各类文化内涵,如苏州商业、科举教育、戏曲丝竹、婚礼习俗、园林艺术等,令人耳目一新。日本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清代苏州府太湖厅档案,南京博物院也收藏有同一衙门的档案,久为中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学者所知。然而南京博物院所藏,尚未见人系统利用,传闻异辞,难究其蕴。作者系统查阅了该批档案,并参酌以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档案,得睹太湖厅档案全貌,并据此分析此批清代地方档案在研究清代地方诉讼、江南社会经济特别是洞庭东西山社会经济等方面所具有的重大价值。

    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作者参考今人论著、论文,细心爬梳、认真整理,相互校勘补正,深入各个研究领域。在论述过程中,又注意处处以史料说话,以平实的作风铺排叙述,既让人耳目一新,又保证了内容的详实可靠,同时也使论点平允有据,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学术风格和治学态度。

    二、视角独特,富有创见。书中所收论文,既有对学界某些错误观点的纠正,亦有许多对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如明代徽商黄汴所著《天下水陆路程》一书中有段文字,杨正泰先生点校本标点为:“御史朱蹇昌,端州府人,嘉靖七年,奏定门摊客货不税,苏、松、常、镇四府皆然,于是商贾益聚于苏州,而杭州次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4页)。对此标点,人们多无异议,很多人甚至据此并进而理解为苏州等府不征门摊税,因而促进了该地商品流通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作者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经严谨考辨、深入探讨后指出,此处应标点为“御史朱蹇昌,端州府人,嘉靖七年,奏定门摊,客货不税,苏、松、常、镇四府皆然”。“其中的‘端州府’实际应为‘瑞州府’,‘嘉靖七年’实际应为‘嘉靖四年’。应该理解为,嘉靖四年,巡按御史朱蹇昌连同地方官府,将原来征收的客货店铺门摊等税更定为门摊税,只征门摊而不征商税。这样的改变,着落城镇铺户,依据贫富编审,确定等则,税额一定,相对合理,又简便易行,减少了烦扰,因而为经商者接受。不征商品税,特别有利于行商,促进了商品的流通。所以‘商贾益聚于苏州”’(《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研究》第129—130页)。从而得出与原点校本正好相反的结论,并据此揭示出苏州等地商品流通发达的真正原因。有关清代废除匠籍问题,学界既有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其制度本身,而作者则致力于探求废除匠籍对官民营业生产所起之作用以及此举在中国手工业发展史上所具有的地位,可谓独辟蹊径。江南重赋问题,历来倍受时人和今人瞩目。然而,重赋自形成之日起,人们多集中探讨重赋产生缘由和达到的程度,而探讨江南重赋实施的后果和为实施这种政策朝廷和地方采取了哪些配套措施,以及地方和百姓付出了怎样的代价的篇什则较少,而作者在这些方面的努力,既深化了原有问题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又有着添补空白的意义。通读全书,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三、兼收并蓄,视野开阔。当今,中外学术文化、教育交流频繁,海外和台港等地区的中国学研究方兴未艾,在某些领域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我们只有不断地以开放的、求实的态度,积极吸收海外和台港学界的研究成果,才有可能进一步扩展我们自身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该书大量引用了许多收藏在台港或海外地区,特别是收藏在日本的研究史料和相关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以《明清时期中国对日丝绸贸易》一文为例,作者把中日丝绸贸易放到世界历史的总体发展和统一性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超越中、日之外,还探讨了葡萄牙、荷兰等国在其中所起之作用和影响。这种以局部置于总体考察的总体史观研究方法,需要广博的知识,更需要眼界高远,视野开阔,反映出作者的“全球史观”。此外,该文中还引用了木宫泰彦、百濑弘、矢野仁一、冈本良知、岩生成一、山胁悌二郎等6位日本学者及荷兰人包乐史、舒尔茨2人的相关论著。更为难得的是,书中引用的部分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尚无中译本,作者所用的是英文或日文原版。这既反映出作者对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现状的熟悉和了解,也表明作者具有放眼全球的开阔视野和非同一般的学术志趣。

此外,书中收录的部分文章,原发表于日本、韩国及我国港台地区,此次结集出版,为同行的查找提供了很大方便。综上所述,《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研究》是一本以实证为基础,在丰富扎实的史料和广泛参考中外论著的基础之上,综合运用多种方法的研究,是一部很见功力的学术著作。它的问世,必将推动明清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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