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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村到城市——社会史和文化史视野下的城市生活研究  

2009-05-15 19:44:14|  分类: 学术动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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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村到城市——社会史和文化史视野下的城市生活研究

李孝悌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社会史与文化史的脉络
      我今天要讲的第一部分,是“城市生活研究”中社会史与文化史的脉络。我希望把我所读到的关于西方学者讲中国社会史的这些研究,放在更广大的西方学术的脉络来考察。而刚好William H. Sewell,这个由社会史转向文化史再回到社会史的法国史学家给了我很多理论上的启发,这跟我过去两年在中国大陆做的田野调查,和文学性比较强的文化史和城市史,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一直在想,我要怎样去调和这个差异。
      整个社会学,从创建之初,目标就是致力于建立一门像自然科学这么精确,可以用法则来解释人世现象的科学,这对50年代社会史发展有极强的影响,其中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是两个影响最大的人物。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社会史是西方学界一个最主要的史学学派,它反对以前的政治史的研究,所以开始研究下层,研究社会生活。
      到了1970年代,社会史出现了所谓的“文化转向”。之后,在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在历史科学里面,“文化”基本上取代了“科学”这个范畴。可是,文化这个概念基本上和社会一样,是非常神秘的,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而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反驳社会史学家的强烈的自然科学或所谓实证主义的倾向,Clifford Geertz把“文化”抬举到空前重要的位置,觉得真正建构人类经验的,不是普遍的社会历程,而是所谓的一种“文化”。他的书有几个面相,可是在最后还是要与自然科学对抗的。他有一个重要的论证,在人的世界里,文化是一种程式化,人除了有一些动物的本能,这些基本的程式决定你一生的行为,而文化程式的不同也是造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
      文化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不同,社会学对社会史影响最大,而对文化史影响最大的是人类学和文学。从1970年代开始文化转向到1980年代,这一取向对整个文化史的研究影响非常大,如同洪水猛兽。有人批评,说你们研究的是轻薄短小的东西,这么片段的、琐碎的诸如小脚、麻将等各式各样的东西,这到底有何意义?与社会史学家所关心的这些基本的组织、人的生活、他们的经济处境,究竟有什么关系?你们的道德究竟何在?你们的研究越来越支离破碎,你们的关怀在哪里?文化史学家其实在各个方面都面临这个质疑:你把一切都解构了,你们所建构的历史是真正符合我们所了解这个历史吗?

社会史与文化史视野下的乡村与城市
      Elizabeth J. Perry(裴宜理)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一书序言中分析民众叛乱时认为,一个地方不断地发生叛乱,一定有一个结构性的因素或传统,可他后来对这个观点进行了修正,他用了一个非常大的分析架构,就是生态环境。他认为生态环境恶劣的结构性因素是造成某个地方成为千年盗贼的渊薮最重要的原因。Perry的研究明显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但他并不是结构决定论者,他最大的贡献是分析不同的团体在同样的环境之下为何会有不同的选择。比如在捻乱中,同一区域里的民众,有的选择保家卫国,有的选择去做土匪。所以,在同样的结构性因素下,人的反应并非完全被外在制约,也不是只有一种反应。这些人不管是选择做叛乱者,或是选择到上海帮佣,或是选择贩卖私盐,或是做别的选择,都是基于生存考量的合理性选择。这些人是有选择权力的,而这个个人性的选择会影响到结构带来的制约性力量。
      其实,我们熟悉的文化有个从下层的东西慢慢增加到对整个社会史的研究的过程。对于乡村的研究,一直是西方汉学、西方社会史研究的传统领域,后来才逐渐转向在文化史视野下研究城市。李欧梵关于“上海摩登”的研究,以及学者结合社会史和文化史来对明清的江南城市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士大夫文化的研究,都是当时在文化史视野下城市研究的范例。

城市是什么?
      在中国这样一个组织结构限制严密的社会中,城市到底代表什么东西。其实,我刚开始做城市研究时的一个很重要的背后原因,就是想要逃离各种组织的束缚,幻想着在城市中可以找到更多的自由空间和选择的权力。这是我在对中国乡村考察后产生的特别强烈的期待,因为在乡村,各种组织结构,宗教宗族力量,封建道德等往往把人束缚得无处遁逃。
      对西方人来说,城市意味着什么?马克斯?韦伯也曾提出过“城市到底代表什么”的问题。城市象征更多的自由与选择,可能有更多的商业活动,也可能有更多的艺术活动。但是,这些只是一个大背景,也是处理乡村、处理聚落、处理民众时都无法回避的参照系,这也是我一再要问的问题。这跟我刚才讲的Perry(裴宜理),或者我用的Sewell的这些理论,其实背后的关怀是有一些关系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做了文化史,就以为文化是完全逾越的,就可以忽略其背后的结构性的因素。
      还有一个问题是城乡的差异。如果悲观一点说,从社会史学家,从卢汉超或是David Strand对北京黄包车的研究,你也许会觉得,今天中国的城市跟乡村没有差别。特别是十年前,我认为,那时进入中国的城市,大概和进入中国的乡村没有什么差别。难道城市真的没有意义吗?Sewell认为城市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出现。城市有统治,有文字,有宗教,最重要的是有各种各样的文化成分,而正是文化的差异导致城市和乡村生活迥然相异。具体到中国的城市,我们可以试着问几个问题,在城市里,各种人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一样?士大夫抑或现代上海人的生活品味是不是一样?他们的感观经验是不是一样?他们是不是能有更多的耳目之娱?反过来说,城市是不是能给你更多建筑上的美学选择,因为建筑性是一个结构,结构会限制生活的可能性。
      我们一方面想探讨城市生活中的各种的特殊经验,拿来跟乡村作比较,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想到,城乡在中国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也许真的也没那么大,或者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我们在城市中间看到的各种生活的可能性,在乡村里面到底有多少?差异的一个关联是连续性,中国的乡村跟中国的城市之间,到底有多大的连续性?而这些做中国城乡研究的西方汉学家们,一直觉得中国是整合性相当高的。整合性的因素当然有很多,其中市场是很重要的因素。因此,从不同角度来探讨中国的城乡、中国城市与乡村的整合,城乡的连续性,这也是我们在未来的探讨里需要面对的问题。
      我不断强调中国的城市生活,我觉得,它是非常特殊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做明清的城市生活研究的时候觉得如此感动的原因。这感动不是自我陶醉,我不觉得明清城市是那些文学作品建构出的虚幻世界,中国旧时代的城市有一些特殊性的东西,是我们传统研究所没有看到的,我们要把社会史处理的一些面相带回来,再来看中国的城市,这样的整合之后,我们再去看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都将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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