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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日志

 
 

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江南的商品交换、消费与本末观念  

2009-04-23 19:16:30|  分类: 江南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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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江南的商品交换、消费与本末观念

冯尔康

    对古典小说《红楼梦》的研究中,有一个该书是否具有民主主义思想或思想因素的问题,这就需要了解《红楼梦》的创作时代有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或它的萌芽的问题,也即有没有产生民主主义思想或成分的社会条件问题。笔者这篇小文,就是企图给研究《红楼梦》时代背景提供这方面的某些资料,至于它同曹雪芹的创作的关系,则不是笔者所能描述的。这些资料能为研究者所利用,笔者就认为是很大的幸事了。

    曹雪芹逝世于乾隆二十七八年,时为18世纪60年代,他的写作是在乾隆时间进行的,他的创作的时代背景,当不限于乾隆朝,可以上推到康熙、雍正时期。所以本文论述的时间,以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的一百年为限,也就是康熙、雍正、乾隆前期。

江南[1]是当时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最显著的地方。曹雪芹的先人在这里生活了六十年,他本人也同这儿有一定关系,他的作品每每以江宁、苏州以及扬州为主人公托迹之所,以至使一部分人产生红楼梦故事究竟发生在南方还是北方的疑问。其实,这样的作品本无所谓南、北地域问题,不过既然提到江南地方,倒更需要了解一下江南社会,特别是作为它的特点的商品经济及资本主义萌芽的情况了。

一、           农业中商品生产的扩大

    首先考察农业单一作物区的发展趋势问题。

    江南沿海种棉,明代已有了一定规模,清朝前期进一步发展。两江总督高晋经过两次调查,于乾隆四十年(1775)作出报告,他说松江府和太仓州地方,“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之七八”[2]。同时期,太仓州嘉定县人钱大昕说他的家乡,“种棉花者,亡虑十之七”[3]。这就是说,乾隆间,松江和太仓的农田,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种植棉花,几乎成为单一的产棉区。江南其他地方也生产一些棉花,如苏州府的常熟县种植较多[4],不过都没有松江、太仓发达。

江南农民把棉花称作“花”,棉田叫作“花田”。“用花以代名,实重之也”[5]。因为棉花在农民生产、生活中占重要地位,所以生产者才这样看重它。

松江、太仓、苏州农民植棉,不是为了自家消费,甚至也不是为自己进行纺织,而是直接出卖。明末清初太仓人吴伟业写当地棉花出售情景:“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黄鸡突嘴啄花虫,狼藉当阶白如玉。市桥吹火五更风,牙侩肩摩大道中。二八倡家唱歌宿,好花直属富家翁。”[6]农民生产的棉花由牙行作中介,被外来商人贩载各地。乾隆中基本上还是这种情形,钱大昕说农民收早花时,“市牙估客频停驂,得钱捆载渡江去,吾庐依旧空沉沉。”等到收二遍时,“卖饧老翁打鼓过,倾筐换取目耽耽”[7]。农民边收棉花边出售。在上海,棉农卖花,天不亮就挑到市上,当地称为“花主人家”的牙人用竹竿挑着灯笼,招徕卖主,这个灯就叫作“收花灯”[8]

    苏州府出产蚕丝,太湖沿岸尤盛。湖中诸岛“以蚕桑为务,地多植桑,凡女未及笄即可育蚕”[9]。震泽县民“视蚕事綦重,故植桑尤多,乡村间殆无旷土。春夏之交,绿阴弥望,别其名品,盖不下二三十种云”[10]。吴江县“桑麻被野”[11],“桑麻万亩”[12]。江宁的丝织业在乾嘉时期有较大发展,它所用的原料,上好的是浙江海宁的,其次是镇江府溧阳县的[13],再次才是本地产的[14],可见镇江、江宁二府也生产蚕丝。当然,江南蚕丝生产,比起棉花种植,规模与数量要小得多。

    棉花在松江、太仓的大量种植,使这里基本上成为单一经济作物区,苏州一些地方的蚕桑培育,也使它向单一作物区转化。一个农业地区,种植一种或一二种经济作物,是实现农业的专业化,它的生产物用于出卖,而不是自身消费,所以这是商业性农业。同时生产者必须买进食粮,使得经济作物区与粮产区互相开辟市场,扩大了商业交换。因此说苏州、松江和太仓的棉、蚕业的发展,是该地农业中商品生产发展的标志。列宁说:“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表现为农业的专业化”[15],又说:“富裕农民经营的已经是商业性农业……这种商业性农业已经变为资本主义农业,因为富裕农民的耕地面积超出了每个家庭的劳动标准……使他们要依靠雇佣工人来经营。”[16]说明农业专业化对于商业性农业的产生很重要,对于资本主义农业的发生也很重要。但是江南的农业专业化的发展趋势,是否意味着农业中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要视农业经营者的状况来决定,要看是否有富裕农民雇工进行商业性农业生

产来决定。

    其次考察货币地租的采用问题。

康雍乾时期,江南有的地主把地租征收实物改为收纳货币,其一般情形,请先看《货币租示例表》,然后作简单的说明。

货币地租示例表

由表可以看到两个特点:

其一,货币地租从官田向民田发展。在中国历史上,货币地租最早出现在官田上,私人地主采取这种形式则较晚。在江南,收货币租的,有基本上属于官田的学田,私人地主所有的民田上也出现了,而育婴堂、救生会、宗族义庄的土地,是地主集体所有,也是一种民田,它也部分地收纳货币租。货币租由官田向民田发展,这是规律,江南已出现了这个趋势,乾隆后期以后,有所显露[17]

其二,货币租在经济作物田与粮田的同时出现。前已说过,经济作物的生产一定程度地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出租非粮田土地的地主,需要进行生活必须品粮食的购买,这就要有货币,客观条件决定他们要收取货币地租,所以经济作物田上出现货币租比较早。从表上看到,花田地租收货币,就是这种原因;粮田也同时收货币,这是货币租发展的表现。

至此可知,康雍乾时期,在江南地区,实物地租在向货币地租转化,后一种形态呈现出某种发展趋势,但作为支配形态的还是实物地租。

货币地租的出现,以商业、城市工业、货币流通的较大发展为前提,所以江南货币地租的发生、发展是商品经济显著发展的产物,也是它的标志。

地租一旦采取了货币形态,“虽然直接生产者和以前一样,至少要亲自生产他的生活资料的最大部分,但是现在他的产品已经有一部分必须转化为商品,当作商品来生产。因此,整个生产方式的性质就或多或少要起变化。它已经丧失了它的独立性,已经丧失了可以和社会联系脱离的性质”[18]。交纳货币地租的农民必须把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这一部分就是进行的商品生产,因此它不仅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货币地租是封建地租的“最后形式,同时又是它的解体的形式”。它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引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式,也就是引出资本主义租地农业家所支付的地租”[19]。货币地租的出现和发展是一种社会进步现象,其积极意义值得注意。

康雍乾时期江南农业中棉花、蚕丝生产的扩大,个别地方向单一作物的发展,地租从生产物向货币形态的逐步转化,直接的结果是扩大了商品生产,刺激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货币流通,它的继续发展,必将有利于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有利于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

二、           城乡居民的棉布、绸缎个体加工业

《红楼梦》第十五回叙述贾宝玉随王熙凤往铁槛寺送灵,路过农家,观看二丫头纺纱。这种农民家庭手工业,是为自家消费,不是为出卖而生产,它是与农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组成部分,这是千百年相传的男耕女织的现象。贾宝玉看得心奇,乃因其为居于深宅大院的贵族公子,其实那并没有奇异之处。不过,在盛产棉、丝和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农户的纺织,就与二丫头家的有很大不同了。

江南的家庭纺织,宿有“布码头”之称的常州府无锡县是个典型地区,其基本情形,当地人黄卬在乾隆前期有一个简要的说明:

    常郡五邑,惟吾邑不种草棉,而棉布之利独盛于吾邑,为他邑所莫及。乡民食于

田者,惟冬三月,及还租已毕,则以所余米舂白而置于囷,归典库以易质衣。冬月则

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家无余粒也。及五月田事迫,则又取冬衣易所质米归,俗

谓种田饭米。故吾邑虽遇凶年,苟他处棉花成熟,则乡民不致大困。布有三等,一以

三丈为匹,曰“长头”,一以二丈为匹,曰“短头”,皆以换棉花。一以二丈四尺为匹,

曰“放长”,则以易米及钱,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

易,不下数百万。尝有徽人言:“汉口为船码头,镇江为银码头,无锡为布码头。”言

虽鄙俗,当不妄也。坐贾之开花布行者,不数年即可致富,盖邑布轻细不如松江,而

坚致耐久则过之,故通行最广[20]

他对织布的原料、从业人员、产品、交换以及对从业者经济作用都有所说明。下面以此为线索,就这几方面情况一一进行了解。

关于原料。农民生产的棉花,随收随卖,待到纺织时,所用之花,绝大部分不是自家生产的,而是返销的。农民卖出的棉花,一部分被商人贩到江南以外地区,一部分则留在了本境内,但有府县的转移,是以不产棉的无锡也有棉花可织。有一种商人,专门向从事纺织的农民和城市居民出售棉花,如钱焜在无锡北门外开设棉花庄,“换布以为生理”[21],即用棉花收购布匹,把布卖给商人,再收进棉花,和生产者换布。黄卬说的乡民生产的长头、短头两种布匹,“皆以换花”,就是同钱焜这类的棉花庄商人进行交换,获得原料,从事再生产。这样的以布换花加工,在无锡以外的植棉区亦复如此。如松江府的华亭县,“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且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间”[22]。这是以纱易棉,只纺纱,还未织成布。

棉布的生产者,大部分是男女农民,他们在农事稍一间歇之时,就进行纺织,如常熟、昭文的农民在秋收之后,“男女效绩,夙夜不遑”。当地人周桢撰《纺纱词》,写农人纺织极其辛勤:“西风夜起棉花落,似雪弦头弹得薄。家家彻夜纺纱声,芦芭壁满灯火明。手冷频呵响乍稀,怀中儿醒呜呜啼。机空且莫叹无裤,换来朝炊满身露。”[23]钱大昕咏词云:“促织初鸣河射角,篝灯一缕光犹弇。黄纱夜纺

车闹,抱布贱售忧如淡。”[24]可见农民白天黑夜勤于纺织。城市居民织布的也不乏其人,如长洲县,对于纺纱织布,“家户习为恒产,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25]。华亭县人“俗务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26]

江南棉布的生产,技术很高。纺纱,一般用手摇纺车,上海人用“脚车”,一人同时纺三支纱,织布的,一人一天生产一匹,少数人可以织成两匹[27]。华亭“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28]。大体上说,由于生产者的勤劳和熟练的技术,一人一天可以织成一匹布。又因广大农村和城镇居民从事纺绩,所以生产量较大,像康熙时松江,当“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29]

收购布匹,有本地的商人,但采买较多的是外地来的富商大贾。西北、北方以及关外商人,“挟资千亿”,来江南购布[30]。在明朝末年,山陕巨商到松江,投奔本地人开的牙行,由牙行代为收购布匹,及至清朝前期,他们熟悉了江南情况,遂自行设庄采买,所以称为“坐庄”。他们由于长途巨量贩运,安全没有保障,就雇用保镖保护货物。如上海居人姚大汉,能“挟弹射物,百不失一,尝为布商护其货,往来秦晋间,盗不敢近”[31],以是保证贩运的正常进行。江北的商人也过江买布,江阴出产雷沟大布,“淮、扬各郡商贩麕至,秋庄尤盛”[32]。宝山县罗店镇因出产棉花、纱布,“徽商丛集,贸易甚盛”[33]。江南的棉布,通过各地来的商人和苏商,运往外地。

苏松是明朝以来的重赋区,一个府的钱粮比云南、贵州、广西、甘肃等省的还要多,小自耕农的赋役负担沉重[34],佃农则要交纳高额的地租,有的农民还受着高利贷的盘剥。农民为了维持生活,只有进行纺织,正如黄卬所说“以布易米而食”,即织布出售买回口粮。当时当地人对于纺织业在农民经济生活中的这种重要地位看得非常清楚,康熙、乾隆、嘉庆诸朝编写的《上海县志》,指出该县农民,“田所获输赋偿租外,未卒岁,室已磐,其衣食常恃”织布[35]。官员尹会一在奏疏中说:“江南苏松两郡最为繁庶,而贫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资者,不在丝而在布。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一日之经营,尽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36]

苏、松、常、太的农民和城镇居民用并非自己种植的棉花纺纱织布,卖给商人,行销全国,他们进行的是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基本没有投资,以成品布匹换取原料棉花,维护简单再生产,因此可以认为它是个体棉布加工业,棉花商、布商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它的生产。

农民的个体棉布加工业,还是农民的家庭副业,但是不同于以前的家庭纺织,它紧密地联系着市场。过去农民用自己生产的棉花织布,主要是为本身消费,纵或有多余的出卖,其数量极其微小,因而这种家庭副业维持农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起着维护封建制的作用。江南个体棉布加工业,原料来自市场,成品又回到市场,它是商品生产,促进着棉花种植业、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即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但是农民又以棉布加工而得以维持其农民地位,保持旧的生产方式,所以他们的家庭棉布加工业并不能促进他们从传统的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它的进步意义是有限的。

“机杼之盛,莫过于苏杭”[37]。苏州的丝织业,历史悠久,至康雍乾时期仍居于重要地位。丝绸的主要产地在震泽、吴江和吴县,交易很盛,“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来者,摩肩连袂”[38]。吴江的盛泽镇“以绵绫为业,商贾贩缯,远近辐集”[39]。“居民以绫绵为业.户口万余”[40],“衣被十余省”[41]。丝绸产品,大量的出于家庭织造,乾隆时编纂的《吴江县志》和《震泽县志》记载:“绫绸之业,……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绩,日夕治丝,故儿女自十岁以外,皆早暮拮据以糊其口,而丝之丰欠,绫价之低昂,即小民有岁无岁之分也。”[42]一家一户织挽绸缎,借以糊口,个体家庭丝织加工业成了人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宁的丝织业,在乾嘉时有织机三万多台[43],从业人员相当多,所以包世臣说当地人“以丝为生”[44]。其生产方式是,绸缎商人开设帐房,用机户为其织造,织挽之前,要加工丝料——纺丝、染色、络丝。其络丝,交个体户进行,所谓“络工,贫女也,日络三四窠,得钱易米,可供一日食”[45]。因此江宁的丝料加工,是在大商人支配之下,城乡人民在自己家中分别进行加工的[46]

苏州、江宁丝绸业的发展,同棉织业一样提供了商品,活跃了市场经济。

       

三、           棉布字号、丝绸帐房的经营与丝棉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在封建社会中,商业和商人的职能是所谓通有无,把生产者的产品转移到消费者手里。康雍乾时期的江南丝棉织业商人中,却有一部分超越了这种职能,已在起着直接组织生产的作用,因而使与它联系的部门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前已述及,在苏松经营丝绸、棉布的商人坐庄收买,运销各地,在他们买进卖出之间,有的对商品还进行了一番加工。乾隆间修成的《长洲县志》记载:“苏布名重四方,习是业者,…… 谓之字号,自漂布染布及看布行布,一字号常数十家赖以举火,惟富人乃能办此”[47]。透露了这种加工的事实。

棉布字号要对布匹进行加工处理,是当时的生产方法和消费者需要所决定的。城乡居民家庭织布,成品是元白布,他们急于出售(夜织以备次日晨炊)和缺乏工本,不可能对它进行再加工,这样坐庄收购的都是元白布,没有经过漂白,也没有染成花色,更不讲究光泽,因而不能适合各种消费者的需要。比如布匹大量销往山陕黄土高原,这里尘土多,若布质稀疏,黄土易于附着,为避免这个缺陷,必须把棉布碾踹压光[48]。因此棉布字号收进元白布之后,组织对它进行加工,染坊、踹坊遂发展起来。

雍正帝上谕和福敏奏疏说江浙人仰食于湖广、江西的那个时期,“所称产米多者,乃在湖广、江西二省”[72]。湖广和江西以其丰富的稻米产量,可以部分供给江南人民的食用。江南的输入米,确系来自长江中游,乾隆元年(1736),学士方苞说他生长的安池,流寓的江宁,“皆湖广、江西上游米粟所汇聚”[73]。江宁人吃的是湖广、江西大米,苏州亦然,吴县人沈德潜诗云:“吴民百万家,待食在商 。转粟楚蜀间,屯积编涯隩。商利权奇赢,民利实釜灶。”[74]

江南买米所需的货币,为出卖布帛等物所得。有的商人把江南的棉布运往长江中游出卖,又有的贩来湖广、江西的稻米。嘉庆十五年(1810),湖广商人邵大志、熊正达等人自称:“向或自船自本贩米苏卖,或揽写客载运货来苏,是米济民食,货利□利,苏省之流通,全赖楚省之运转”[75]。这就是说,长江中游向长江三角洲供应大米,后一地区向前一地区输送手工业品,主要是布匹。乾隆初年,苏州布政使规定:崇明的“商人每年载布前往江宁,易米三万石”[76]。这是以江宁作为交易中转地,把太仓州的棉布运到江宁换米,再经江宁将布匹运到长江中游换回食米。因此,长江中游与长江三角洲的米布对流,互为市场。

江南和关东也互辟市场,据包世臣讲,自康熙二十四年以后,“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馀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77]。嘉庆中人谢阶树说:“关东每岁有商船二三千只至于上海,曰‘沙船’,其大可容二千石。其人皆习于海,其来也,则载豆麦杂粟,一岁二三运以为常,而其去也,则仅易布帛棉花诸货物。”[78]乾隆时苏州元和商人杨元利驾船到辽东贩豆,遇风漂到朝鲜,他和朝鲜人交谈了关东豆价,以及关东量器为苏州的二点五倍的情况[79]。令我们注意到江南与关东粮食交易的实际数量,可能要比记载的多。事实表明,江南、关东两个地区间,也是棉布和粮食的交流,不过这里的粮食不是稻米,而是杂粮。

江南和闽粤贸易,一方提供棉花,一方供给蔗糖和材木。上海人的记载说: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棉花:“楼船千百,皆装席囊累累”[80]。或者说:“海舸贩来红木段,洋行收去白花衣”[81]

江南的植棉业、棉织业的发展和长江中游的植稻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同关东的粮食种植业、闽粤的种蔗业的发展也有一定关系,双方交换商品,互相开拓市场,共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活跃了当时的商品经济,也使棉布商和米商成为商人队伍的重要成员。但是发展并不平衡,江南植棉业、棉织业以及丝织业发展得较为迅速,手工工匠、商人和植棉的农民需要大量的商品粮。湖广和江西产米虽多,然而该地农业尚未发展成商业性农业,提供的商品粮尚属有限,像江南每年以上万石计的需求,还有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需要,它就难于满足了。清政府给江南米商指定采买地点,就是供求关系紧张的表现。这就要影响江南植棉业和手工业的长足发展。

江南消费、娱乐事业也随着农业专业化、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因此而促进的交换的兴旺而发达起来,它被统治者视作“淫糜”,屡加摧抑。最有名的是康熙中江苏巡抚汤斌在苏州的禁淫祠。因当地打牌、歌妓、礼佛、迎神赛会盛行,汤斌厉行禁止,据说出现了“寺院无妇女之迹,河下无管弦之歌,迎神罢会,艳曲绝编”的现象[82]。其实这只是暂时的,禁止不可能长久生效,因为这是商业发展的结果。比如苏州五通祠,不仅成为娱乐场所,还是商人寄托心愿的地方:“商贾市肆之人,谓称贷于神,可以致富,借值还债,祈报必丰”[83]。雍正帝干脆承认奢华现实,并且讥笑汤斌等人的徒劳之举,他说江苏的转移风俗,“前如汤斌等及几任巡抚亦有为此举者,皆不能挽回而中止,反致百姓之怨望,无济于事,如苏州等处酒船戏子匠工之类,亦能赡养多人,此辈有游手好闲者,亦有无产无业就此觅食者,倘禁之骤急,恐不能别寻生理,归农者无地可种,且亦不能任劳,若不能养生,必反为非,不可究竟矣”[84]。他把酒船、戏子、匠工看成是养活人的职业,当然不便禁止了。但这种认识在统治者内部仍有反复,如乾隆朝江苏巡抚陈宏谋、布政使胡文伯先后发出布告,禁止奢华和开张戏馆。但是最后还是要回到雍正帝的承认现实上来,如乾隆时《吴县志》的纂修者就以穷人从事服务业,可以减少治安问题,认为富人的奢侈也有好处,所以说:“今之为游民者,无业可入,则恐流而入于匪类,幸有豪奢之家驱使之,役用之,挥金钱以为宴乐游冶之费,而百工技能,皆可效其用,以取其财,即游民亦得赡余润以丐其生,此虽非根本之图,亦一补救之术也。”[85]或如钱泳所说:“治国之道,第一要务在安顿穷人,昔陈文恭公抚吴,禁妇女入寺烧香,三春游屐寥寥,舆夫、舟子、肩挑之辈,无以谋生,物议哗然,由是弛禁。胡公文伯为苏藩,禁开戏馆,怨声载道。金、阊商贾云集,晏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此原非犯法事,禁之何益于治”[86]。他只认识到这些是穷人的谋生之道,而没能揭示这些职业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

江南的所谓奢淫,主要表现在:

酒馆茶坊。苏州的茶馆,开始设在寺观庙宇,到乾隆前期,已遍于里巷[87]。常熟县在康熙以前,几家茶坊酒肆,还怕饭菜卖不出去,雍正时期起,酒馆增多,生意兴隆。迨后,县西的何家桥,县东的新巷,以及慧日寺前后左右,“茶坊酒肆,接拣开张”[88]。在无锡,康熙末年就出现“遍地清茶社”的状况[89]。茶坊、酒楼以及家宴,多很豪华,费用很大,所以陈宏谋说苏州人,“一席费至数金,小小宴集,即耗中人终岁之资”[90]。茶馆酒肆,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人们洽谈商务和其他事务的场所。

戏园。苏州的戏园,起初是“商家会馆藉以宴客”,为数无多,乾隆初它就散布于城厢,白天黑夜都进行演出,还有演唱传奇的赶到场集上表演,观众不仅是富商巨贾,还有城乡男女居民[91]。康熙中博学鸿词科的汪琬就说苏州有两个特产,其一为梨园子弟[92],可见戏园业的兴旺。此外,有钱人还挟妓在苏州虎丘山塘、江宁秦淮河上冶游。

衣着。雍正时常熟人陈祖范说:“往时履袜之属出女红,今率买诸市肆矣”[93]。为讲求穿着,到市场上购买新产品了。苏州城里,人们不管身份地位如何,有钱就可以打扮,“冶容炫服,有一衣之值至二三十金者”[94]。生于康熙四十五年的昆山人龚炜,在其所著《巢林笔谈》卷五《吴俗奢靡日甚》中写道:“予少时,见士人仅仅穿裘,今则里巷妇孺皆裘矣;大红绿顶十得一二,今则十八九矣;家无担石之储,耻穿布素矣;团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编户僭之矣。”可见雍乾以降,当地人衣着变化的迅速。

第宅园林。苏州园林,名闻天下,由来已久,乾嘉人张士元说:“吴俗好为美观,势家富室甲第苑圃,往往穷极壮丽。”[95]钟琦说:“苏松所属地方豪族以奢靡争雄长,宴穷水陆,宇尽雕镂。”[96]像康熙时户部尚书王鸿绪在原籍松江的赐金园,佳丽自然,博得康熙的欣赏,南巡时驻跸其中,亲书“松竹”匾赐之[97]。正因为园林发达,嘉庆中修《松江府志》就用了两卷的篇幅描叙它。

宴饷宾客,征歌逐舞,衣着华丽,雕梁画栋,是官僚和乡绅享乐、交际的需要,但这两种人,是封建社会各个时期、各个地方都有的,哪里这种人聚集得多,哪里就有这种奢华。但是商品经济发展、商人增多,就给这种“繁荣”添加了创造者。他们后来居上,才把这类消费大大扩展了。这一点,当时人看得很清楚。乾隆前期,长洲知县李光祚说:该地“一切唱楼酒馆与夫轻舟荡漾,游观宴饮之乐,皆行户商旅迭为宾主,而本地士民罕与也”[98]。酒楼戏馆成为商人活动的场所,他们用以洽谈贸易,接交官吏、士绅,也是他们生活享受的需要。江南消费服务业本身也是商业,但它发展的前提却是商业性棉花种植业和丝棉纺织业的扩大。

五、           商品经济发展下的观念形态

重农抑商的本末观,千百年来相传。江南丝棉织业的发展,是所谓工商末业的兴盛,植棉业虽属于农业,但当时统治者的观念,因其不生产粮食,也被当作末业,所以江南经济是末业的发展,它的繁盛,被人视作“是末富,非本富”[99]。确实,就人们的谋生之道来说,“人心趋末富,其权加本富之上”[100]。但是重农抑末的观念是否因而有所改变呢?就笔者所见资料,不仅康雍乾时期,即稍后的一段时间内,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还是在支配着人们。乾隆五十五年(1790)状元、吴县人石韫玉在《放舟吴淞》的诗中咏道:“愿依芦荻移家住,漫说江湖破浪行。此去吴淞三百里,有田决计便归耕。”[101]这是仕而归农的思想,还是想把仕和农结合起来。约在乾隆年间,吴江县分湖人袁琏因家道中落,弃儒经商,发财后,“买田分湖上,筑室种树,课子弟力耕,农隙课之读书,其不耕者仍遣服贾,贾还复读,不数年而贾者耕者接踵入泮矣”[102]。这是耕、读、贾三者结合,而归之于读,是“以末起家,以本守之”论者的一种内容。在武进城里有个开豆腐店的张金麟,一天对家人说:“吾在城数十年,饱食暖衣,农务荒矣,图目前之安,而不思经久之计,非所以贻后人也。”于是下乡“创置田园,建造房屋”,把妻与子打发回乡耕读,其年老也返回乡里[103]。一个豆腐坊的小本经营者,经济比较稳定,尚且预防亏本而留后手,富商大贾经营不善,顷刻荡家,当然更要购置田产,以便败而有所归。就是这个原因,江宁、上元两县的人,“重本富,期久远”[104]。江阴“大率商贾习俗,富则教子弟读书”[105]。金匮(今无锡)人钱泳主张:“凡买产业,自当以田地为上,市廛次之,典与铺又次之”[106]。其原因就是田园为务本的产业,店铺是从事工商的末业。末业已经给江南人民生活带来好处,给这个地区造成繁荣局面,但是鄙视工商的观念依然占据支配地位,可见要产生一种新的观念是极其不容易的,它不可能因经济基础的某些变革而立刻发生相应的较大变化。

就本末业的观念来讲是如此,但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人们的思想也非一无影响。特别是在对金钱的看法上,人们的思想就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乾隆时武进人钱惟诚说:“今不重布帛菽粟而重金钱。”[107]就是说在一部分人中把货币看得比粮食、布帛还重要,因为“得金不患无粟”[108],商品多了,有了钱可以购买。金钱,真正可以挡饥、挡寒的了,货币势力增大了。钱泳记叙过一个故事:“吾乡有富翁,最喜作刻薄语,尝谓人曰:‘钱财,吾使役也;百工技艺,吾子孙也;官吏搢绅,亦吾子孙也。’有人诘之者,富翁答曰:‘吾以钱财役诸子孙,焉有不顺命者乎?’语虽刻薄,而切中人情。”[109]人情以钱财为贵,是进一步认识到货币的威力。这个富翁的所谓使百工技艺、官吏搢绅都成了它的子孙,是深知有了金钱可以购买百工技艺的生产品,可以驱使官吏缙绅为他办事。钱可通神,人们早有所知,清代江南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的作用进一步显示出来,因而加深了人们对它的重视,对它的追求。但是,当时人对货币作用的认识也还是有限的,对比一下同时代的西方人的观念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展了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欧也妮·葛朗台》中写道:“钱像人一样是活的,会动的,它会来,会去,会流汗,会生产。”又写道:“金钱控制法律,控制政治,控制风俗,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金钱“会生产”,说的是何等生动啊!有了金钱,可以开办工厂,雇佣工人,制造商品,增殖新的财富。金钱“会生产”认识得是多么深刻呀!它比之清代江南人的见识显然高了一筹。究其原因,乃是在法国金钱已经控制了一切,或者也是巴尔扎克在同一部小说中所说的:“法力无边的财神,现代人的上帝”。金钱在中国的江南还没有取得这个地位,人们自然也不能有巴尔扎克那样的认识。

综上所述,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了较明显的发展,商品生产在农业和丝棉织业中都有了增长,市场交易随之扩大和繁荣,人们的消费也在上升;与此同时,丝棉织业的生产关系出现了变化,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然而人们的观念形态对变化着的经济形势反映得要慢一些。

(原载《清史论丛》第七辑,中华书局1986年,原题为《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江南商品经济中的几个问题》;此文系笔者1962年研究生毕业论文稿加工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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