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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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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末期江南地区的行业生活与互济行为  

2009-04-18 20:47:49|  分类: 江南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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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战线》2000年第二期

传统社会末期江南地区的行业生活与互济行为

——以苏州府为中心

 

冯贤亮

 

一  问题的缘起

传统社会末期的江南地区,存在着多层面的保障体系,如宗族、社会、行业等,形成了一个遍布江南的社会合作网,从而维系着明清时期乃至清末民初变迁社会的稳定。其中,行业社会及其地域空间上的自治、国家的调和与保护,显得别具特色。尤其对经济较为繁荣的江南地区而言,这种行业社会生活的内在自控与外在调和,体现了社会发展中经济因素起主导作用的地区的丰富内涵。它表明,一个社会推进到一定阶段,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地区在社会变迁中的适应性就显得比较突出,反过来也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相当有力的保障。因此,从整个社会环境来看,行业生活及其互济行为是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

以苏州府为主的江南碑刻史料为这种行业生活及互济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直观而可靠的资料。本文就是以这些碑刻资料为依据、通过许多个案的分析、对传统社会末期的江南行业生活及互济行为所作的初步探讨。

二  行业社会保障

一般来说,在社会处变动时期,其保障系统的功能会遭到扼制和破坏。但是,当社会重又恢复安定时,保障系统就可得以重新修复而发挥它的作用。

康、乾时期,苏州府长洲县的吴氏家族积累了大量田产,并置田一百多顷。嗣后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又建立了义庄,“以赡宗族,设公产义塾以仁邻里之志。”该义庄显然是属于公益事业性质的。到同治十年(1871)吴氏子孙吴文瀚撰《经理义庄公产述祖德以训子孙篇》碑文时,义庄的经营已历三十年。其间在咸丰庚申变乱(即1860年间的太平天国战争)时,义庄曾遭兵燹之灾,“所积余资米谷及器皿什物,荡然无存”。至同治年间,族人经数年便“次第修复旧规”。[1]可见,这种义庄性社会公益事业,虽然多为族人利益而设,但它毕竟发挥了社会保障功能,起到了维护地域社会内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与生产的作用。

与此类似的是,社会保障系统也体现了同样的特征。苏州府的聚善堂是专门料理麻油业的。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司董张殿荣等公议规条,捐资在吴县朱家庄设立公所,并在元和县二十三都乡一图“置地作冢”,以备埋葬之用。后也因咸丰庚申之乱而“星散”,公所被毁。行业人员渐次回来复业,但都贫窘不堪。于是,聚善堂重新“集议循旧,捐资赁房,暂作公所”,修理义冢,并在同治六年经过了地方官府的批示,通行全县“一体示谕”。同治十三年(1874),经同行业集资购屋,成立了办善处所,是为了周恤同行业。而且,“凡帮伙老病,送入公所医药;设遇病故,给棺埋葬,等属领归,量给路费”。这些都被政府赞为“义举”。麻油同业也公议:“相隔七十余家,方可开设油坊,以免争夺肇衅。”官方对此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立碑示称:“如有不消之徒勾串匪人,阻挠滋扰,许该董事指禀拿究。地保徇纵,并惩不贷。”[2]地方政府对行业的保护显得十分重要,也体现了行业对地方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性。

以皮革业为例,苏州府地区的裘业楚宝堂是皮业行“抽捐货厘”而设立的,轮流办理周恤同业之事。但在咸丰庚申之乱苏州府城陷落时,楚宝堂司事郭悦岩殉难,原业由其保存的簿据票折全部遗失。同治年间,皮业同行逐渐恢复生计,“均欲议兴”,即由朱恭廉、洪起文、吴文彬等人垫资在吴县购房买地,重行设立公所,“循旧抽捐济费办善”。但这毕竟是民间组织,常会受到地匪等人的阻挠,因此只好求助于地方政府,给予庇佑。苏州府即下令予以保护,并立碑以示。[3]

上述行业之变迁皆因一朝之间的变故而起。在王朝兴替之际,变化则更多。然而,可以发现,无论社会如何变更,社会经济的发展仍然是基础,政府出于对行业生活与互济作用的依赖,仍会出面禁止任何侵犯行业利益的行为和言论,从而体现了社会对行业生活的重视。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肇造,清政府的政令示谕都已失去了法律效力。旧行业就需要重新向新政府申请保护,以新的法律制度的形式确保其行业地位和在社会中的功用。事实上,民国政府并未因朝代的更替、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忽视行业生活的重要性,仍然采取了种种措施给予行业以保护。苏州府吴县的面业公所,坐落于旧长境元一图宫巷中,是许大坤在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购地创建的,专门用于面业同行议事和办理赙恤等项善举;其所有契据都缴县保存,并经府、县两级“勒石有案”。其间,与同一公所的酒馆业因争执所有权问题,涉讼经年,直到大理院三审终结,共同管理酒馆业。但入民国后,城厢各业公所的旧朝示谕均已失效,只好向新政府重新申请。民国元年(1912)吴县知事孙锡祺审理此案后,即予批准,并布告立碑。[4]可见,社会对行业的保护并没有因改朝换代而终止,而是呈现了连续性。

吴县的巧木公所也是如此。它是由红木巧木一业合组而成,在道光元年(1821)于憩桥巷邀工修建,也经地方政府“立案给示,勒石遵守”。但辛亥革命以后,同业四散,经常发生“外来椐匠攒入,紊乱行规情事”。于是,由公所司事张金荣等出面,向新政府呈送新的行规,“禀送来县,再行察夺施行”。[5]

商品经济是江南社会在传统社会末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社会保障系统为之提供了十分必要的政治保障。行业与公所一样,是由绅商阶层为了共同利益而建起来的;为进一步维护行业的利益,确保行业的稳定和正常发展,义庄、善举等事业的推行则产生了极为良好的互济效果。这种社会合作与互保,成了当时江南地区重要的社会生活内容。苏州府普济堂是由长洲、元和、吴县三县筹资而建的社会慈善机构。在雍正十一年(1733)以后,院中病老日增,常存的有一百五十多口,而费用缺乏。它曾靠“盐宪谕商捐济”,及“淮商协济”,得以获得一定的经费来源。而松江府的普济堂也因经费问题,要求以前拨给苏州府普济堂毕汉白等人名下的入官田房予以归还,并请求政府发簿劝捐。显然,如果常州府溧阳、江阴等县也象松江府一样要求将以前拨入苏州府普济堂的田产予以归还的话,那么苏堂是根本无法维持下去的。地方政府即判松堂经费将另行查拨,而苏堂经费不足,也须议增资产,因此,示知军民士庶董事地方及催甲佃户等,将毕等名下入官田房永归苏堂收租取息,“以充留养茕鳏之用”,“永遵定案毋违”。[6]可见,商人参与社会慈善等事业,是出于互济的需要,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使其更易获得地方政府的保护。

三  行业生活与互济

从性质上而言,行业具有较大的排他性和自保性,这是行业生活的必然产物。在同治九年(1871)春天,苏州府长洲县以织宋锦机为业的沈友山、王承忠、孙洪、戴梅亭、吕锦山、朱沛和等,为遭同业的曹阿传和顾廷等另创行头、“借神勒捐”,要求地方政府予以“究治”。到光绪四年(1878),曹阿传已身故,但有王沛等人“结党成群”,“喊歇停工”,又要“倡捐勒索”,致使同业“受累”。以沈友山等为代表的机业最终获得了官主的承认和保护;而以后如在办事苏州府的长洲、吴县、元和等地,有象王沛等一样再另设“行头行规”,改立名目,“妄行派费,诈扰同业”,允许机业人员“指实禀县”,予以严办。[7]

同样,在外地开办公所,也存在着利益冲突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能够获得当地政府的承认和保护,从而排斥其他行业对本行业生活的侵入。同治十一年(1872),由苏州商帮的沈时丰等人发起,在上海老北门内措资筹建了珠玉业公所。然而,自建立之日起,一直受到南京帮商人的“缠讼”。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间,当地政府判定苏、京两帮商人“各立市场”,并以“给示晓谕”,声明苏帮将公所暂借与京帮进行贸易,“限期五年”,要求京帮商人“从速措办地方,为乔迁之地”;如果逾期,苏帮可以“禀道勒迁”。苏帮又凑了二万六千二百洋元,在原公所对面购得旧屋,连地一亩五分,“建设市场,专为苏州各帮珠玉业贸易之所”。上海县地方政府在宣统元年(1909)作了批示,下令该处市场“系苏州珠玉各帮筹款建设,专为该帮贸易之所,不许京帮入内摆摊”。[8]

在苏州府的吴县,以红木作专营大小梳妆粉镜文柜等生意的孙明友、潘洪富、匡章正等,建有公所,遵循行规,与同业议定捐资办理善举等事,并在光绪十九年(1893)经苏州府及吴县、元和、长洲三县备案,同业恪遵,并无异议。不料,向做红木玻璃灯架挂镜插镜机架行业的徐阿四、陈安玉、强老虎等,与孙明友等人的行业“不相关涉”,而且“既不同行,又不出捐”,居然“搀做洋镜小亭等物,在店售卖”,侵犯了经营梳妆粉镜文柜生意的孙明友等人的利益。孙等上告当地政府说:“窃思红木业,各做买卖,身等亦不能越做灯架,岂容徐等乱章做卖?”并认为不能越业经营是“昔时议定之规,并非觊觎生妒”。而在光绪十九年(1893)政府所给的印示中,载有议规十三条。当地政府即裁定,凡红木作各同业人员,务必遵照章程十三条,“倘有外来同业,阻挠乱规,有碍善举情事,许即指名禀县,以凭提究。”[9]另外,当地的水灶业历年较远,久未整理,以致在民国六年(1917)间“城外有人违间添开”;而城内的公所要划分界限,店多人众。该业的赵行豪、黄荣炳、宣彩文、徐文淦等人就向当地政府提出,要求“同业悉照旧规,只准顶替,不能添开”。[10]可见,即使是同一业行中的不同分派或分工,如有越行行为,也会引起同行的不满和指责,甚至诉诸司法。行业生活的自保与排他的特性十分明显。

在行业内部,为了规范行业生活,维护本行业及其业员的利益,大多定有细密的行规条约。如苏州府吴县的纱缎业,曾在雍正元年(1723)制定了一些行规条约,并通过地方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11]作为行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互济是维持行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无论是对外的援助或进行某项善举,还是在本行业内推行各项福惠措施,都是为了维护本行来发展的需要。

苏州府的面业公所在光绪四年(1878)因茶叶间壁王阚姓盗卖面业内备弄一条而集会商议,即向县里通禀存案,“给示以碑”,予以保护。后因公所坍塌,要重修大殿,面业同行即公议由陆阿东负责向行友劝以公助,每位助以丕洋八角的包括陆阿东在内有46位(其中一位捐助的是一元),捐助五角或三角的共计214人。公议还决定“众友现做每日捐钱一文”。[12]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因苏州府等地疫病流行,面业同行中传染得病而且身故的很多。面业公所即邀同业集议,将应办的一切同业善举认真处理,并将房屋倾圮的地方重加修葺,“所需经费仍由业等按月抽助,并有外募”。[13]

同治七年(1868),在苏州府吴县木渎镇经理布店的陈熙鼎等,因同业伙友大多无力经营,或年老失业,贫病难持,一遇病故,棺殓没有着落,或病故后孤寡无所依靠,衣食难周,就在该年经同业各友公议规条,创设了布业公所,“办理赒恤无力同业生养死殓各善举,公捐经费办善”。这样一直持续至光绪年间。[14]

苏州府的布业商人戴志诗、李邦达等,因同业自遭兵燹后,“孤苦无告者居多,甚至半为饿殍”,于是在同治五年(1866)秋集合同业公议,“各伙友愿于辛俸内,每千捐钱十文,店主人亦复照数捐助,抵充办善经费”;积集一年,仍是经费不足,再行劝募,“各庄各坊交易内,每千捐钱两文”,汇存于公所,“按期分给月米钱文,兼助丧葬等费”;并在吴县城中街购屋,置立了尚始公所。所有这些,都在同治八年取得了官方的认可,立碑予以示禁保护。[15]

道光年间,苏州府长洲县的王有源、俞士胜、陈秉孝、钱廷荣、邵全寿、刘纪煜等人原籍溧水等县,一起在苏州府开办水灶业。后因异乡人在苏州府的帮伙较,而适有染病身故及患病无力请医调治,也很多。于是,经过同业吴培基等公议,捐资设立了公所,以解决上述诸问题。[16]吴县的盛泽米公所在乾嘉至道光年间,发展较快,不亚于平望等镇。但在咸丰庚申间,久遭兵革,“疮痍未复”,境况是“远不逮前”。于是,在同治七年夏,“为久远之计,爰聚同业,劝集捐资”。到同治十三年,基本完成了米行公所的建设。[17]

然而,两个行业之间即便性质并不完全相同,也常有互助的情况。如苏州府吴江县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由政府出面为职监胡寿康等“设局捐济绸缎同业”的善举专门立碑,以示支持与保护。当地政府要求各地保及绸缎同业以及消紬各庄人等永远恪守:“所有职监胡寿康等经置房屋作为公局,捐厘助济绸业中失业分苦、身后无备及异籍不能回乡,捐资助棺,酌给盘费,置地设冢等善事。”并指出,如有地匪人等借端滋扰,以及年轻尚有可为不应周恤而妄思资助、向局混索,允许当地“指名禀候拿究”;地保如有徇纵,“察出并惩”。[18]同年四月,湖州府乌程县也奉苏州府移文,对胡寿康等的善举予以保护,并立碑晓谕:“凡遇苏庄运贩绸匹,务按销货数目扣存汇交公局,以襄善事。”[19]

四  国家与社会

通过上文对行业生活、社会保障等问题的解析,可以引发更为深层次的思考。那就是,在传统社会末期江南地区,国家与社会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即国家为社会提供了某种政治的保障,而社会则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必要的努力和奉献。

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在此体现得较为明显。行业在维持内部运转、平衡同业力量的同时,是十分需要外在政治力量的支持,尤其是在社会的变迁阶段。清末苏州府的吴县、长洲县和元和县的漆作业,在进行其公益事业,维护本行业的持续发展时,诚恐受到地匪棍徒等阻挠势力的破坏,只好呈请地方政府的保护。[20]在改朝换代后,为获得新政府的重新确认与保护,又联名请求政府给示布告,以免“无知之人未悉置器与漆作分设公所,任意混杂,不守行规”。[21]而国家对地方有利于稳定和发展的事业或行为是十分推许的,并采取了种种措施,甚至刻碑立石,以示佑护。在许多清末民初的碑刻资料中,可以很清楚地得出这种认识。如苏州府石作业的吴锦山等人,都在元和、吴县和长洲境内“安分营生,从不预别事”,后将他们在元和县九都四图半边街绣花弄坐南朝北的一所平屋,捐作同业议事之所,并在其间开办小学堂,所有开办经费,先由吴锦山、王仁山等捐垫五百洋元;而常年用款则三县地区石作业中每做一千文生意,即提出捐钱二十文,每工再捐钱四文,“按月责成石作汇交一次,以资挹注”。但是,在开办伊始,惟恐“该处地痞流氓藉端滋扰”,就“上叩宪威,给示保护”。地方政府立即刻碑公示,指出该公所附设蒙小学堂,并办理各项善举,“系为培植子弟,保卫同业起见”,予以保护。[22]

但是,当国家的行政人员侵犯了行业的利益,行业便会起来进行对抗。这在行业生活中,表现也是十分明显的。如在乾隆年间,浙杭等地的绸商葛金章、蒋永茂、姚源发、方恒源等在苏州府吴县的北亨三图地方,公建了钱江会馆,为贮货公所,并向当地政府言明不可为“当仕公馆”。但在乾隆三十九年,有不少官吏都来借用。在乾隆四十年,署苏督粮厅的刘姓官员又来借馆,会馆董事有点畏势,“徇情借与”,不料该官还带来了家眷,借了房屋三十多间。许多绸商只好将货物搬出,使“贮货无所”,严重影响了行业的正常生活。更糟的事,在苏州府的省会官长较多,“一官移去,一官复来”,竟是“习以为常”。于是,绸业同行便联合起向苏州府提出了抗议,最终使之下令“嗣后如有当仕借作公馆者,许即屏绝。倘该地方与办差人役混行勒借,一经举禀,定拏究治。”[23]

由此可以发现,国家政府与行业社会的关系处于一种比较微妙的状态。行业生活显然不能没有国家的支持,特别是当它不能完全以自己的力量来维持其正常发展时,如有地匪棍徒等危害行业生活势力的干扰,就需要政府以政治强迫的手段维护本行业全体人员的利益。而当其他行业与本行业的利益有所冲突时,则更要国家的支持,以保持其正统地位。但是如果国家政府的行为触犯了行业的利益,影响了行业的正常发展,那么,行业就会联合其他同业,甚至和不同的行业暂时进行联合,与国家进行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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