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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日志

 
 

土火之争:清代江南乡村的葬俗整顿与社会变革  

2009-04-18 20:38:11|  分类: 江南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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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火之争:清代江南乡村的葬俗整顿与社会变革

冯贤亮

 载《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五辑

 

内容提要: 清代江南地区曾存在数量不可胜计的义冢群,虽一开始由政府颁定地方广泛设置,但时有荒废,而绅商富室主持的慈善组织,维系着大量义冢,却弥补了官方能力的不足,给当时江南的城乡地区提供了许多公共墓地,并以义举的形式,常年维护着地方环境卫生。在这个过程中,火葬自始至终存在。由于江南土地珍稀,下层民众贫乏无力的,多从火化。从而官绅倡导的土葬与民间盛行的火化,时常产生冲突,官方的屡次示禁,既体现了以维护儒家伦理道德一方的不满,也深刻说明了火化习俗的长久顽固性。本文分析了火化之风盛行的原因及地区差异,指出咸丰朝前后,江南的义冢的存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个主要变化是,公共卫生意识也被纳入了官绅提倡土葬的理论中;另一个重要变化,则是同治以后,由于咸丰太平之乱造成了城乡无主荒山、荒地的大量存在,给官方提倡土葬,在每乡每圩建设义冢,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也为消弥火化之风创造了条件。

关 键 词: 江南;火葬;义冢;社会变革

作者简介: 冯贤亮,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 200062

 

 

 

 

江南乡村的营葬,主要是土葬与火葬两类。虽然后者从宋代以来,一直盛行不衰,可以节省用地,又很卫生,但却经常招致地方士绅的唾骂,也会受到官方的惩戒,所以一直不能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土葬除了受到儒家伦理道德的约束外,风水思想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方面,因此停棺不葬与浮厝行为是很多的。其间,义冢的建设与推广,是土葬对抗火葬的一种有效举措,明清两代长期在城乡地区得以倡行。有关义冢的历史考察,学界已有不少成果刊布[1],但与本文探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2]。本文主要是从民众生活与环境保护的层面[3],着力分析清代江南地方政府与士绅群体为禁绝火葬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讨论民间善堂义冢的兴起对禁革火葬的促进作用,以及咸、同以后火葬之风的暂时消弱和土葬勃兴的原因。

 

一 火葬流行及其原因

   

一般来讲,贫不能葬,是火葬兴起的一大原因。但是,从松江到苏州,地方都较为富庶,火葬习俗却很流行。从方志记载的角度观察,这些地区的火葬记录相当多。在常熟、昭文地区,曾是葬地最为密集的地方,特别是虞山上的新、旧坟冢更是众多,过去要在这里找到一块好葬地是十分困难的。所以,贫穷人家往往只好火化,不过到清末,这种风习就很减少了。但贫穷人家还常在田塍营葬,后来因年深柩朽,就用瓦坛改埋骸骨。[4] 吴江、震泽两地,地方堪称富庶,但因风水思想多年不葬,或者因财力困难,“率从火厝”,都是较为普遍的事。[5]

    乡村地方的丧俗因地区的不同而多有差异,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各地的环境特质及社会发展程度有关。在著名的菱湖镇地区,丧事必须遍告亲友,由此送葬者从四方会聚到丧主家,再敦请地方上的“达尊”主祀后土、题神主。这种做法,当然不是指贫穷人家而言,他们多为“偷葬”。[6] 南浔镇也是如此,葬无定期,且多用“偷柩”法,亲友会葬者少。也有将灵柩火化,拾其骸骨贮于瓮中埋葬;或者等尸体腐烂后再检其骨殖置于瓮中。这种行为称作“揭生骨”。其中当然有因风水思想而历久不葬的。[7] 双林镇地方的贫穷人家,“偷葬”之风更为严重。火葬习俗十分流行。在家属死日,即就用土墼厝棺桑地,或一二年,或十数年,等棺木朽烂,在清明或冬至前一日举火焚化,检骨殖贮于坛中。有时甚至因僵尸未烂,火灼筋骨产生跳动的;也有揭生骨不用火焚的情况。地方政府多次严禁也无济于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既非无力营葬,也非过分相信风水所致,主要是“植桑惜地”,所以乡间“浮厝骨墩”弥望皆是。[8]

乌青镇地方,地界嘉兴、湖州二府,其俗必然带有两个地方的共同特征。在葬俗上,与上述乡镇有着共同的特征。政府指出,按照国家法律:“从祖父遗言而烧化者杖一百;若非祖父遗言而烧化者当引《刑律》‘发冢’条内;子孙于祖父母、父母坟墓熏狐狸及其尸者‘绞’之律”。如果不幸亲人殁于远方,暂时不能归葬,只好火化归乡,可以听其便。否则就要按律从重治罪。到民国年间,乌青镇地方停柩不葬者很多,火葬之风尽管有所减弱,但乡村之中仍有埋骨入瓮之举。[9]

再如嘉兴府,从事火葬最多的是窭户;[10] 秀水县十分流行堪舆之说,窭户多“薪葬”[11];石门、桐乡地区,还专门延请僧道帮助尸体火化;[12] 平湖县地方百姓,喜欢在寺僧给印的经疏上,写上祖宗姓名后再火化;[13] 海盐地区火葬风气更盛,即便政府设了义冢,也不能对此有所扼制。[14] 与此相类,海宁县贫穷人家火葬成风,使官置义冢成为虚设。[15] 到清末,火化之风因官府的长期力行禁革,已大为减少。[16]

湖州的风习与上述地方大同小异,葬时“焚尸揭骨”;[17] 有的地方的乡村百姓,虽经官府屡次予以示禁,但仍喜事火化。[18]

显然,江南的火葬风气一直很盛。当时人就说“吴越之民多火葬,西北之民多葬平地。”[19] 这种葬俗在万历年间达到鼎盛:“丧死则用僧道作道场,送葬则用僧道为引导。不惟愚民之家,虽士宦亦有为之者。”如果有人予以讥煽,则称“我固知其非礼,奈此先人遗命,不敢违。”[20] 火葬的流行,使人常有“习以成风”的说法。[21] 由于火化与佛家习俗有内在的关联,僧家大多以此为谋利之途:

 

或者乃以焚人为佛法,然闻佛之说戒火自焚也。今之焚者戒火邪?人火邪?自焚邪?其子孙邪?佛者外国之法,今吾所处中国邪?外国邪?有识者为之痛惋久矣。今通济寺僧焚人之亲以罔利,伤风败俗,莫此为甚。……然自宋以来,此风日盛,国家虽有漏泽园之设,而地窄人多,不能遍葬,相率焚烧,名曰火葬,习以成俗。

 

这段议论被顾炎武引录在《日知录》中,既表达了顾氏对火葬的批判态度,也反映了人多地狭的窘状给土葬带来的不利。[22] 江南土地珍贵,所谓“尺寸之地必耕”,家室非殷实的根本无力拥有一块好的葬地,如果不想加入“义葬”,只能火葬了事。官府屡禁而不止,也不得不承认“俗之难化如此”。[23] 还有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江南民间土葬多用砖石,费用较大,贫穷人家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只好“因循岁月”,最后“不获已而为火化”。[24]

然而,在湖州府等地,乡村盛行栽桑养蚕,以致田无隙地,到民国年间,刘大钧对湖州作了详密的农村调查后,不得不承认,地狭民稠条件下集约耕作的收益,仍然是差堪温饱,所以“耕地缺乏实为农民最大之苦痛”。[25] 有的地方农业人家虽然十居八九,但大多无田,靠作佣工为生。[26] 因此,土地的珍稀首先造成了火葬之风的基础。

同治年间,湖州知府宗源瀚给下辖七县的地方官吏,发了一道严禁火葬的命令,道明了火葬的地区差异及盛行的时间区别:“山乡较少,水乡尤甚;平日较少,清明、中元、十月朝尤甚。”有的“葬地虽买,葬费难筹”,有的“有地皆桑,无隙可容”,有的则相信“火化可以超生”;火化之风“在乡而不在城,在偏壤而不在镇市”;但是,“种桑而惜地,因惜地而靳葬”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27]

 

二 地方禁革事例

 

明末嘉善乡宦陈龙正认为,江南这种的火葬是“习俗已成,恬不知痛”,必须予以严禁,否则丧家与土工都要按律治罪,总甲邻里知而不报的要连坐。[28] 清代道光年间,给《日知录》作集释的黄汝成仍在说火葬在江南的盛行,虽称“至为惨伤”,但对“长官不为禁止,士大夫不知动色诫论,习为故常”的世态表示了无奈。[29]

政府的严禁,一直不能从根本上消弥火葬之风。清代对于江南地区的火葬控制是十分用力的,也采取了许多措施,地方官员多以“捐锾置地为己任”,增广“福田”,以期消弭江南盛行的“火化水沦之风”。[30] 晚至同治年间,政府还在不断饬谕禁止火葬,要求对违令的人按律治罪。[31] 而乾隆年间所修《崇明县志》收录的一篇《戒火葬说》,直到民国年间,仍为编修地方志者所采用,兼以教化,说明了火葬问题的长期性,其主要内容是:[32]

 

晚近以来,习元人火葬之恶俗,煎尸肉,灭肢体,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何辜而遭此惨劫也?昔仲尼畜狗,死犹以敛盖埋之曰彼尝致力于人也,人之于父母,曾不得比于毙犬,悖理伤教极矣!当始死时,家虽贫必多方极力棺殓之,奉堂朝夕供祀之,曰我不忍委父母于壑也。曾几何时付之一炬,试问前日之拮据殓者何心哉?伏读《大清律》云:凡发掘人坟墓、开棺见尸者,绞。卑幼发尊长坟墓,开棺见尸者,斩。残毁他人死尸及弃毁水中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于他人且不可犯,于其父母乎?圣朝孝治天下,火葬久有厉禁,恶俗犹相沿不改,抑思亲棺几何?但得片土寸壤,措诸地可矣。不然,即义冢一环,免其暴露,不胜于析骸粉骨乎?人心灭,天理绝,律法所不容,圣贤所深戒其说出于异端,万万不可从者,愿为邑之孝子慈孙戒也。

 

很明显,土葬对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一项高昂的消费。

浙西杭、嘉、湖地区一直流行淹葬之风,为了杜绝此风,清初湖州府德清县的唐灏儒发起了“葬亲社”,此后,很快被嘉兴府桐乡县的张履祥推广,在乌程县的青镇、桐乡县的乌镇(两镇只隔一条小溪,清代以来概称乌镇)经常举行。张氏指出:“火葬一事,历代所禁。然而不止者,一惑于桑门之教,一惑于风水之说,一诿于贫而无财。”全面深刻地说明了火葬盛行的原因,接着就表达了对阻葬的痛恨:“风俗之恶,至于沮葬极矣。已不能葬其亲,复禁人之葬其亲,推此志也,必尽人而不得葬也。……谚曰‘三吴无义,死无葬地’。”[33] 参加葬亲会的,当时有64人。[34] 会费是每人5钱,最少也要交2钱半。[35] 生活于嘉庆六年到同治四年间的桐乡人陆以湉,对桐乡地区存在的这种葬会也有说明:[36]

 

分八宗,宗八人,立宗首、宗副。凡社中有葬亲者,宗首、副传之各宗首、副,汇八宗吊仪人三星致葬家,八宗宗人之子俱会聚,即登社约曰:“某年、月、日,某人某亲已葬。”使未葬者惕然。以七年为期,过期不葬者不吊,所以示罚也。

 

咸丰粤匪乱平定后,葬会由镇绅沈宝樾、丁翔高倡行,刻有规条12则。大体是40人为一会,十年为满;每会出钱800文,共得32千文,葬费基本充足;一年有四会,以社庙为会所。葬亲会在青镇盛行后,桐乡濮院等地皆仿而行之。[37] 浙西葬亲会的发起,解决了土葬中基本的经费问题。但尽管如此,土地的不足,仍然滞碍了土葬的推倡。

由于浙江地方的火葬之盛,迫使中央政府在同治七年再次发布禁谕:“火葬之习,久干例禁,浙江杭、嘉、湖等府尚有此弊,实于人心风俗大有关系,亟应严禁,以挽颓风。”时任湖州知府的宗源翰在这方面费了很大力气,发布了《应禁六条》简明禁令,到处张贴,俾州县城镇乡村遵守:[38]

 

    一火葬奉特旨严禁,有再犯者,以违旨谕,从重治罪;邻佑地保知而不首,邻佑议罚究处,地保责革;

    一僧道有劝人火化及为作道者,枷责驱逐;

    一开棺折骨装坛者,照“毁弃祖父母、父母、子孙尸骸律”治;买已用之棺者,一并治罪;

    一傍棺已久者,限三月,极迟半年以内举葬,违者照律究办;有功名者斥革;

    一惑于风水,任意停棺者,照律究处;

    一恶棍多方阻葬者,严访拿办;密报者有赏,切勿隐忍。

 

针对消弭火葬而广为张贴的《应办六条》详细章程中,每一条内容都在劝导和旌扬地方绅士富民的义举或善堂义会的代葬义冢,在政府不可能全部承担义冢事务的情况下,宗源瀚还作了这样的承诺:

 

捐地在五亩以内,钱百千以下者,由县给印匾;地五亩以上,钱百千以上者,由府给印匾;地至数百亩,钱至数百千,通详大宪给印匾,荣其门闾;有特捐巨资者,更可详请奏奖,以示风劝。其力不能捐赀捐地,而实心经理代葬棺骸甚伙者,亦一体给匾奖励。

 

这仅仅是对民间捐置义冢而言,其效果在当时还是明显的。所以,当民间兴起善会,对经济困难的民户在丧葬上提供帮助,才能将火葬之风逐渐驱除。王卫平的研究也表明,由地方社会主持,广泛散布于江南地区的施棺局、代葬善堂等,在解决停棺不葬问题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39] 实际上,其相同作用,也很明显地体现在抵制火葬之风上。如盛湖镇地方,乡间无力之家大率火化,嘉庆年间有人设立善堂,施以巨瓮经办掩埋,这种火化风气得以稍息。[40] 黎里镇地方火厝之风也很兴盛,有好善之士发起“掩埋局”,专司葬埋之事,使这种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抑制。[41] 震泽镇地方也是在嘉庆初期,当地人布施巨瓮以作掩埋之用,使火化之风得以稍微改变。[42] 城市地区的善堂,大多为行业商人公置,其义冢的设立,主要针对同乡行业人员,“凡帮伙老病,送入公所医药;设遇病故,给棺埋葬,等属领归,量给路费”[43] 咸丰以后,大多在同治年间,这种善堂义冢在城市地区设立较多,同样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保护,被认为是“义举”,值得旌扬。[44]

 

三 咸丰以降的变化

 

在整个明清时期,义冢建设时断时续,一般都要求每图每圩建立一二所义冢。明初是以官方的命令,由上而下地举行,不过因日久而荒废。明末曾经有一段复兴,以松江府地区表现较为明显。[45] 此后,清初到咸丰朝以前,义冢荒废甚多,环境由兹也受到一定的影响。至于影响到什么程度,史料尚无明显的指陈,但在灾害发生期疫病等流行这些状况来看,还是比较严重的。有意思的是,咸丰时期的太平天国之乱却给义冢复兴带来了全新的契机。

太平天国战乱后,江南地区田地大量荒芜,昔日繁华的市镇大多被焚毁,乡村更是人烟寥落,所谓“连阡累陌,一片荆榛”。当时政府对此的应对措施,是将垦荒作为第一要务。[46] 南浔镇,其四乡荒田达到十分之三,乏人垦种,以致污莱满目。而湖州本部山田荒旷的就更多了。[47] 再如嘉兴府城乡地区,在咸丰兵燹之后户口流亡、田荒不治。[48]

很明显,土地的空旷在咸同粤匪之乱后大量产生,为火葬的禁绝创造了很好的契机。一方面,官方禁止火葬的要求能够与实际的社会条件相契合,另一方面国家为表彰“粤乱”时期的殉难,民间要处理大量的有名、无名的尸体,都需要作大规模土葬的处理。

咸丰五年任桐乡知县的戴盘,恰逢地方大旱,他带头捐钱50万,并劝谕乡镇殷商捐钱,扩大育婴堂,为贫民下葬提供棺材与墓地。他说:“死者之于生者,其父母耶,其兄弟耶,其夫妇耶,子媳耶,皆关骨肉之至。亲生既同其室,死不能敛其形,甚至为鸟鸢所食,獾貉所残,蚊纳所姑嘬,断未有不伤心惨目者。”所以,大力疾呼“古人掩骼、埋胔为仁政之大端”的意思。[49] 他的行为,得到了百姓的称赏。

到同治年间,宗源瀚看到了义冢复兴的最佳时间,开始向所管辖地区号召广建义冢。他比较了同治前后这种社会条件的变化,指出:[50]

 

国初大儒顾亭林谓宜每里给空地若干为义冢,以待贫民之葬,除其租税而更为之严禁。此在承平时尺地有主,能说而不能行。近年则荒废无主之田地山,各庄各圩皆有,前人不能行之事,吾辈适遇可行之日。千载一时,机不可失。但得官绅董事肯用心力,酌量多寡,每村每圩指出荒地、荒山若干,禀定作为义冢,并各庄自行捐赀,择董经理,贫不能葬者,悉为代葬。

 

他不但要求各地政府在每乡每里留出若干空地作为义冢,而且说明这也是前任巡抚明文规定各地政府要做的大事;地方官可以会同绅士,查明无主荒地,多设义置。宗氏的想法是正确的,在其它地区的文献中,我们也确实能够证明,同治年间是义冢复兴的重要时段;而且,在民间,还出现了许多专门为祭奠咸、同间殉难死亡人士而设的义冢。

譬如,宝山县霜号三十八图的东勇墓,收埋咸丰十一年五月间大场镇死于太平军战事的地方百姓[51];嘉定县外冈镇北七图的保元堂,同治五年由知县汪福安倡建,祭祀咸同间殉难里人[52];昆山县光区九图江圩的申迁义冢,是同治九年敦善堂司董朱惟沅、蒋泰咸因太平乱,昆山、新阳城乡居民避至申江旅次病故,由上海辅元、保安各善堂代厝的公地;而新阳县天区三图南黄圩的抚恤局义冢,是在同治二年克复县城后,根据上级要求,为病故的难民而设,无主棺柩葬在普育堂的空闲地上[53];同治八年后崇明县一片凋弊景象,知县林达泉为此清除陋规,发动建立义冢、设同仁育婴堂等,深得百姓爱戴。[54]

显然,这个时期,土葬压倒了火化,占了当时丧葬的主流。义冢在此时表现了极大的作用。而绝大多数义冢,都附属于善堂、善会等慈善机构,其最难以解决的日常经费开支,一般都靠各自拥有的固定田产,生产所入或出租收息,作为基本的收入。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义冢透着浓厚的慈善气息,但在无形中起到了环境卫生方面的保护作用,特别是在灾荒时期,使许多户外路毙尸骸及无力掩埋的,都得到了良好的归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疫病的流播与扩散。如所周知,善会组织首先在江南的出现,是由士绅阶层推动的。[55] 从而,官方、民间社会与大族集团,可以构成江南城乡地区社会救济的完整体系,更可以互为补充。[56] 也由于江南的村庄和小市镇并没有正式的政府组织,那里的管理和秩序维护,就完全落到了士绅们的身上,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这方面的不足,甚至是提高了效率。[57] 明清江南坟茔义冢的存续和重建,是上述内涵的重要标示之一。

 

四 善堂义冢的勃兴

   

在禁止火葬的过程中,善堂经营的义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义冢的建设,一般集中于城镇,乡村较少。慈善机构最难以解决的是经常性的经费开支,一般都拥有固定的田产,靠出租土地收取租金,作为基本的收人。而同治以后义冢在乡村地区的大量勃兴,使官方的禁约有了现实的社会基础,施棺、掩骼、埋骴等慈善事业的普遍化,使官方能力的不足得以弥补。下面检择若干个地方的义冢,以作说明。

吴江县的义冢,本名漏泽园,始建于明代弘治年间,清代从震泽县从吴江析置,能确定的明代义冢还有23所,基本都在乡村地区,面积也不大。不过,五都以下各义冢,在清代已被荒废,清代重建后,与部分旧义冢并存。(详参表1)[58]

 

表1                                 清代震泽县义冢统计

 

义冢多数是有固定场所的,如有临时措置,主要是为了应付突发性灾难和变故。上述震泽县与吴江县本属一地,部分义冢划归震泽后,吴江保留的义冢数仍较大。从表2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吴江的义冢已有不少是在同治年间增置重建的。[59]

 

表2                       光绪初期吴江县统辖义冢统计

 

散布于城乡地区的大量,多数是由众善堂、诚是局、仁仁堂、同善堂等善堂负责管理,基本上是由地方绅士捐资建成,拯生瘗死,官方赞其“最为善举”,经常性地得到旌扬和保护。[60] 从这个意义上讲,义冢是民间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再以苏州府常熟、昭文两县以施棺、埋葬为主旨的善堂为例,可以为证。详参表3。

 

表3                    清代常熟昭文地区的施棺埋葬善堂统计

 

但在咸丰朝以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城乡义冢的大量重建或创置,是在同治朝出现的。

仍以吴江县为例,除了上述善堂,其它名目的善堂举办义冢活动,也有各自的规范。同里镇的“代赊兼葬会”,是在道光年间候选训导、附贡生任酉创立代赊棺木,不久因太平之乱,全部废弛。到同治八年,任酉的儿子任艾生与叶嘉棣、金凤标、、王偕达、黄嘉锡、朱元善、叶邦骥、严上镛、庞怀籍、潘洪树、张钰等,再次重建,除了代赊棺木还有代葬;当时,叶嘉谷还捐了里果圩田1.81亩,作为善堂公产。善堂对其制度作了一些规定,主要有这样几条:[61]

 

一、棺费以愿钱凑办也。凡棺价,每具五千文,小者减半。愿钱每会出钱五十千文,各同志书愿时先收十愿,付店定棺,用去五具,再行持票收愿补足,轮流接济。

一、给棺须由司事查明也。凡取棺者,须凭会中之人经手,到司事处报明姓氏、住居、年岁,实系贫苦、病亡,并无别故,司事根查无异,填票给棺。如来历不明,根不给发。用棺必兼埋葬也。凡取棺时,会中代雇脚夫,抬至丧家,其棺木根不牵眼,丧家自备铁钉,成殓之后,有坟者饬夫代为安葬,无坟者代理寄冢,立石记认,统由司事督同,以期实济。葬费由会给发,不取丧家分文,如有不愿葬,概不给棺。

一、经理须有专司也。凡司事十二人,内公举一人经理收愿、给棺等事,十一人随时襄理,始终毋懈,以冀久远。

一、零费须有承认也。凡司事督葬,或遇风雨,或出远途,须办船饭,及雇工,收愿,工食,应用纸张,刻字等费,按月会数,由十二司事办认,与各愿无涉。

一、给棺须有限界也。凡取棺者,无论世居、寄居,总归本镇十三圩之内,其余离镇各圩,及在客寓舟次者,因经费不敷,未能遍及。

 

嘉定地方在光绪六年的义冢统计结果也表明,当时存在的义冢都是由善堂经营的,而且都在同治年间得到重建,散布于乡村地方,规模也大。详参表4。

 

表4                        光绪六年嘉定地方的施棺收埋情况

 

光绪年间宝山县地方志的义冢,经统计,大多数由民间捐置,义冢按用千字文编的圩号来设;每处义冢从3分到10亩不等。其中位于五十六图的洪号义冢,是罗店镇西面的义园,在道光初年由潘静照堂捐置,面积仅为9分,专门收埋女骸。[62]

男女分葬是很多地区义冢的一个基本要求,屡屡在文献中予以明示。昆山、新阳地方的义冢,在这方面有较多的规范。如位于字区八图里拱字圩土山庙东偏的万笏冢,由邑人汪中鹏募置,奉例免科,前面男冢,后面为女冢;在拱辰门外天区十二图宙字圩的永安二阡,是乾隆39年里人祝懋庭捐置的,以“贤寓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邱”14字分左、右号编排,收埋原则是“左男右女”;同治九年后,在昆山境内光区九图江圩设置的申迁义冢,收埋时也要“分别男女,照册编号”;西越河口西岸宇区十一图列字圩的永安三阡,以“怀新桥右,卜得佳城,玉山分秀,娄水环清”16字编东西号,收埋时区分男、女、童、孩、眷属及男女莫辨者,更为细致。[63]

在同一时期的嘉善县,知县江峰青为了扩大义冢建设,发布了《劝捐田亩新设各区义冢条规》,对义冢在乡村的分区建设(每区捐建一二处)、义冢的具体管理与运作、义冢的建设工费、义冢的收埋原则与规范等,都作了详密的规定。最终,在仅有20个区的嘉善县内,新建了各种义冢约达共计175亩,都由士民捐置,且各立有碑石。[64]

离嘉善西面不远的桐乡县,光绪年间的义冢统计则表明了它的不同。详参表5。

 

表5                                桐乡县新旧义冢统计

 

显然,光绪年间的桐乡义冢基本属于官方建设。县学教谕危山的《义冢记》,颂赞了以县令为首的地方政府在建设义冢上的贡献,是这方面的另一个说明:[65]

 

坟冢所以藏遗骸也。……浙之桐乡为县地,环百里,民蕃赋重,高原树桑麻,下隰种禾稼,尺寸无旷者。至于坟垄,惟诗礼巨族营之。而闾阎小民半无葬域,亲死往往焚其骨,弃于河,求圣人所谓“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之礼,懵然不知也。或有暴棺于尘,客死于兹者,皆无所归。县尹乐亭张公见焉,既怜悯而且有所愧,乃与其丞顺昌邓君四会陈君簿丰邑于君,各捐俸赀,谋得邑人胡渊隙地一区于县之北隅,前树坊牌,中立石主,题之曰“义冢”,下令凡有孤贫商旅之无依者,听归于此,仍属予记其事。……俾刻于石,且有望于后之为县者,尚思有以继其志云。

 

江南西部的湖州府以低丘山乡为主,义冢数量没有前述一些地区来得庞大。作为附郭县,乌程县的漏泽园有8所(一在定安门外骆驼湾;一在岘山傍;一在青塘门外;一在临湖门外;一在苏湾;一在白雀吴村;一在赵湾村;一在南浔南栅笺字圩)。[66] 再如归安县,比较大的义冢,主要有县城东南塔影漾六里桥四十九庄的仁济堂义冢,占地18.4亩;双林镇义冢,在东栅水境寺傍,由里人公置养字一圩,包括田、荡、地也只有4.6亩,直到道光以后才增置了几十亩山(在府城南门外的横山)。[67] 再如长兴县,漏泽园原在县城厉坛的东南,后迁到城北二里许的;广孝阡,有3处新置,都在城郊外,收埋无主棺骸。在城北吉祥门外还有3处义冢,一在蜈山北,计山6.02亩;另二处在蜈山之南,共山13.172亩。新建的大义冢也有3处,一在合溪镇,一在撒网山,一余山冲;其它还有8处小义冢,散处于广大的乡村地区。[68]

 

五 余  论

 

    无庸置疑,官方采取的土葬、民间经营为主的义冢以及其它一些掩骼埋胔为主的组织,对地方环境卫生的保护,都很有裨益。其间,也体现了当时人的一些公共卫生意识。

江、浙两省交界的枫泾镇上,有一瘗埋会,堪称这方面实践的代表。其义冢地包括嘉兴府嘉善县的四中区冈字圩和结字圩、松江府娄县的十一图始字圩,由民间成立于嘉庆二年。据《瘗埋总录》记载,当年收埋枯骨就达1600余甏;嘉庆五年至十六年,收埋枯骨1714具;十九年,收埋枯骨162具;道光元年,收埋枯骨807具;道光三年大水灾,捞瘗292具尸体,埋于冈字圩;十九年,在收埋关帝庙旁厝棺113具于结字圩;二十九年水灾,捞取厝棺瘗于嘉善县的陶庄、干窑两处;咸丰十年粤乱期间,民多跳水自杀,捞尸240具埋于冈字圩;同治八年,有人捐四中区云字圩422号田3.08亩作义冢地;从同治八年至光绪六年镇南近乡共埋2680具路毙野尸;光绪八年又埋400具。[69] 这个义冢组织对环境保护的作用,应当是巨大的。

对此,光绪年间,嘉善县令江峰青在县境内发布的《劝谕贴土葬棺示》,可进一步予以说明。其中一段是这样的:[70]

 

善邑浮厝之多,甲于天下,往往棺木朽坏,尸骨散乱,惨不忍睹,幸而子孙仁贤,收骨安葬,庶几妥遗骸、无后虑矣。乃因避湿之故,而俗尚浮葬,又以爱亲之过,而概用砖椁,虽葬而仍厝。

 

江峰县在强调土葬的同时,也十分清楚地指出了浮厝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在嘉善县諟安坊有一个“施棺长寿会”,由邑人钱颂清、郭彬等创立于道光二十年,此后遭遇兵燹,兴废不一。光绪年间,县令江峰青写了一篇《长寿会施棺序》,对此会大加褒扬,同时指出了一些环境问题:

 

嘉善为古迁善乡,人多好善,凡育婴、恤嫠、义塾、掩埋诸善举,城厢内外及各乡镇,俱有之。自予下车以来,东关外诸绅董,创建乐善堂,城内缙绅创建辅善堂,今西关外钱君晴岩、查君卧云、吴君泗海、汪君少梅、章君云霄、周君衡淇等,念贫人死丧无以为殓,捐资兴复长寿会施棺善举。呜呼!嘉善蕞尔邑,何好善者之多也?官斯土者,亦顾而乐之矣。虽然,为善而不思,究竟与未为善同;为善而滋其流弊,与不善同。夫施棺而给以美材,则无此点金之术,势必仅与薄槥,而乞棺之家又必不能停丧,又多无土可葬,又无力购砖瓦,棺以薄槥,载新丧而暴诸城下,弃诸田岸。夏秋之际,烈日熏蒸,农人力作之余,汗流气喘,腠理开通,尸气触人,必为瘟疫。瘟疫行而施棺又多,施棺多而瘟疫不止,人第归咎于疫气流行,孰知为善者实阶之厉乎?又岂诸君子好善之本心哉?今与诸君商定,先捐置义冢地一所,每给棺一具,随发葬费钱六百文,今其即葬义冢,不准浮厝,编号登册,后可查迁。如欲另葬,亦即于领棺时报明葬处,登注备查,查有领棺不葬者,即将经手之人送县提究,如当时声明不愿速葬,是必尚能自给,即亦不准领棺。夫死不成殓,可惨者仅一人也。以尸气酿为疫气,则生者亦致之死也。

 

江峰青对义冢的设置十分欣赏,既作了一些规范,又亲自表率,捐了50两作为经费。在他的影响下,这个长寿会再次振兴起来。光绪十二年,陶庄、洪溪两镇响应江氏的号召,都举办了施棺会,董事谢昌年、周又炳、顾光耀等人,也强调了环境问题是他们举办施棺会的主要原因之一[71]

 

陶庄、洪溪两镇,四达衢通,万家辏集。每见流离者夭瘥中道,尸竟横陈,贫乏者块立一身,死无归殡。某等从旁目击,触处心悲,爰集同人兴此善举。

 

如果对尸体处置不及时,还会促发瘟疫的发生;即使是火化,清代还有人认为其间产生的秽恶之气,也是产生瘟疫的重要根源。[72] 注重公共卫生的观念,在嘉道以来已经较为普遍,尸体的处置已不再是一个伦理的问题,还是一个卫生问题,关涉民众的健康和生命。[73]

总之,近世江南的火葬风气屡禁不止,与官绅倡导的土葬此消彼长,长久对抗,总难消弥。不过,同治年间的变化,确使土葬赢得上风,使火化之风暂时改观。所以,风俗的变化与政治影响、社会变迁、地方传统都有密切关联,当政治的影响与社会变迁的条件占优势的情况下,很容易在短时期内引起传统的变革。一旦形成优势,将使旧传统逐渐退出历史的主要舞台。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以官绅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对正统价值观的普及作用。然而,清代江南的情况表明,这样的风俗整顿,有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也无法真正得到改变。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火葬并非真正“恶俗”,但它在传统时代却屡遭禁革;土葬虽非最佳,但其经营的社会成本较高,对环境也非真正有利,却在过去得到大力倡行。直至今日,山乡地方的土葬还很盛行,而水乡地区却真的得到了改变,基本为火葬所取代。这是一个大变化。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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