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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日志

 
 

陈龙正:晚明士绅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2009-04-18 16:17:10|  分类: 江南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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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浙江学刊》2001年第六期,第133-139页

陈龙正:晚明士绅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冯贤亮

 

提  要:嘉善乡宦陈龙正是活跃于晚明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的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的言论活动对当时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江南地区。陈龙正在其闲居或退职期间,江南社会正经历着多方面的变动。作为地方上具有领袖地位的士绅,陈龙正在明末大灾与救荒举措、弭盗与地方防护和慈善事业的发展等方面,都有着非凡的建树。这对于探索江南地区历经多种变动或动荡而仍能持续发展的原因,是一个关键。因为即使就整个明清时期来讲,士绅们早已构成了整个江南地方社会的中坚,地方力量的强大更是其他地方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对陈龙正这样一位特殊人物在晚明的社会生活的剖析,为了解当时变动社会情势下士绅阶层的动向,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关键词:陈龙正,江南,士绅

 

 

 

 

一、引  言

在晚明的江南地区,尽管社会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发展的态势,但内忧外患已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深切忧虑。当时,明朝中央政府内争较炽,派系分立。山海关外满族的崛起与强大一直威胁着明政府在北方边境的统治权威。这时的气候似乎较为反常,因为从崇祯元年至崇祯十七年,江南以及全国其他地区,水旱蝗疫等灾就从未停止过。

作为地方上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乡宦,陈龙正也曾在中央政府机构有过较为活跃的言行,对晚明的动荡时局保持着深刻的认识。他曾努力倡行地方慈善事业,积极从事明末大灾期间的救赈工作;还与东林党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关注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而且在理学上也颇多独见,是晚明江南地区威望远高于县令的一位特殊人物。

早在十几年前,海外一些学者在研究明代江南社会经济时,已注意到了他的行为和言论著作。不过,对他的关注,基本上局限于引用陈龙正的自编文集《几亭全书》中的相关社会经济史料。日本学者溝口雄三则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在《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中对龙正的一生作了颇为深刻的分析,集中探讨了龙正在乡村的历史性地位,即“由于明末历史潮流的发展,在由官民上下到贫富上下的支点转移过程之中,毫不犹豫地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阶级观点的地主阶层的历史性地位。”[1] 这也是目前仅见较为全面评述陈龙正的著作。遗憾的是,国内学者大多只是转引了日本学者所用的一些有限的史料,并未出现专门的研究。

对于剖析江南这个特定区域社会长期发展的主要原因,研究个别代表人物的社会政治活动,是一个重要的锁钥。陈龙正正是其中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人物。尤其在明代,陈氏一直是江南嘉兴府嘉善县的大族,在地方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在今天,陈氏后人早已湮没无闻,遗迹亦无从查考。所幸流传下来为数不多的陈氏著作,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尚可为我们考察龙正在明末的社会活动,提供探寻的依据。

二、早年经历与宦途生涯

1、早期活动与东林党的关系

陈龙正,字惕龙,号几亭,嘉兴府嘉善县人。生于万历十三年(1585)。[2] 父于王,号颖亭,万历十四年(1586)中进士,曾任福建按察使。万历三十二年,安排龙正娶妻丁氏。[3]于王是万历中的“循卓名臣”。万历三十四年根据朝廷的谕旨,认为其“品著清廉,心存忠正”,赐祭勒碑,在嘉善县建祠。龙正少即聪颖,深受袁黄(了凡)赏识,认为其“孝思最深,所至不可量”。稍长,攻举业,与同乡吴远志相交往。此人“抱世外烟霞之趣”,对龙正以后的政治生活颇有影响。此后,龙正即拜无锡的高攀龙为师,“得复约身心之学”。当时他与同里魏大中为同学。由于高攀龙在东林党人中的隆崇地位,陈、魏二人就此与东林党人结下了深厚的渊源。由于晚明党争较炽,而东林党又颇受权监魏忠贤为首的魏璫排压,相信已被目为“东林党人”的龙正[4],其仕途生涯不会很顺利。直到天启元年(1621),龙正才中顺天经魁(榜名龙子),名列第三。天启五年,魏璫祸作,大中被逮,龙正前往无锡送别,并拜访高攀龙,“证学累日”。起初,龙正以文章经济自负,但至中年后“悔其无本”,一意反求身心修养之学,悟出关键在于“存诚”,推行则在于“爱人”。后人遂赞其所为都是“有体有用之学”。[5]

崇祯登基后,不动声色,将魏璫一举排除。长期在阉监严苛压制下的东林派人物终于有了舒气的机会,与之有关联的人在政途上开始有了转机。

    根据清人的记载,龙正在50岁时,即崇祯七年(1634)终于身登甲戌科进士。[6] 由于龙正及第处三甲之末,按例不能马上为官,需要有守部三年的见习期,龙正即告假返嘉善,对家乡利弊诸事,都慨然而论。[7]

2、宦途经历与晚明政局

崇祯十年2月,龙正谒选为中书舍人。[8] 在很长时期里,他跟一些与嘉善有着密切关系的政府官员,如李陈玉[9]、吴春枝[10]、钱士升[11] 等,过从甚密,书信往来也很频繁。

当时的政坛较为复杂,“中外争为深文以避罪”,而“东厂缉事尤冤滥”。在崇祯十一年五月,天象出现了异常,崇祯下诏修省,其中有“哀恳上帝”语。龙正上《养和》、《好生》二疏,大略是说“回天在好生,好生无过减死”,“狱情至隐,人命至重,故不贵专信,而取兼疑;不务必得,而甘或失”,因此,一方面要对“民间死罪细求疑情”,另一方面“辅臣不专票拟,居恒则位置六卿,有事则谋定大将”。这些言辞实际上也暗怀了对东厂的不满,使崇祯有所震动。没过几天,崇祯果然下谕东厂中领导人物王之心“不得轻视人命”。当年冬天,京师戒严,崇祯下诏要求诸大臣推举能够担当督、抚之任的贤才,御史叶绍颙就举荐了龙正。无独有偶,此后不久刑部主事赵奕昌上疏请求访寻天下真贤才,崇祯让他推举人选,赵奕昌也提名龙正。遗憾的是,崇祯并未采纳这两人的意见。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龙正一直居于冷曹,没有得到提拔,但仍好言事。十一年崇祯要举行郊天礼,龙正提出“正郊期”,认为十八日辛未是个合适的时间。在崇祯让众大臣讨论的过程中,龙正又上更为详细的《效祀考辨》,得到了崇祯的采纳,决定就在这一日南郊。次年二月,京城大风飞扬,“天黄日眚,浃旬不解”。龙正应诏条奏,大意是要崇祯“听言省刑”。在此时龙正提出了“乞休”的要求,没有得到批准。十二年十月,天象异常,出现了彗星。这在古人心中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冬至时候,雷电雨雹不断。龙正就进言,认为“事天以实,不以文臣”,“事天以恒,不以暂”,这就要“求言”、“恤刑”。[12] 这些都体现了龙正要求慎刑省罚、重视人命的思想。

崇祯十三年(1640),奉命册封辉府,因假归乡。十五年又到北京,应诏陈言,进《生财》、《平寇》、《御边》三疏,俱得优旨;但《垦荒议》投阁未进。[13]

由于李自成等人为首的农民军对王朝的打击越来越大,龙正在十五年的上疏中特别指出:“勦寇不在兵多,期于简练歼渠”,不能专靠勇猛,而要多藉善謀,多行招抚之道。对此他作了详细的解释:贼初淫杀小民,苦贼而望兵,兵既无力,民反畏兵而从贼;如果到民之望贼,那么国家就不可收拾了。[14] 龙正的看法可以代表当时大部分士绅对国事的共识。该年夏天,面对江山的衰残,崇祯再次下诏求言,说:“拯困苏残,不知何道?”龙正上言指出:拯困苏残以生财为本,但财非折色之谓;而“设处”、“搜括”、“加派”都是聚敛的名目,由此“民日病,国奚由足”,所以应该加意北方地区的垦荒,申明累朝永不起科之制,减却江南转运之困,尽除民间加派之弊。但是当时中原地区颇多残破,百姓有田不得耕,龙正所言只是执常理而已。不久,他又进呈《用人探本疏》。对陈龙正的奏疏,崇祯似乎还比较满意。[15]

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朝局稍转,龙正进《剖析伪学》疏;十月,闻李自成军攻破潼关,即为词《衣带间》,表达了他对国事的忧虑。[16]

然而,龙正的行为却遭到了给事中黄云师的弹劾,认为他“学非而博,言伪而辩”。当时还准备讨论让龙正入吏部为官,御史黄澍表示反对,“以伪学诋之”。崇祯十七年正月,龙正被调任南京国子监丞。三月份,龙正回到家乡嘉善,上奏要求致仕。到五月初,龙正得到京师陷落的确信,“惊恸屡绝”,由此染病不起。明室结束了它在北方的统治地位后,一些宗室在南方的流离,却受到了明室遗民的拥戴,成立了几个政权。这段时期因清王朝尚未完成在全国的统一,就概称为南明王朝。七月份在南京建都的是福王政权,史称弘光朝。龙正虽闲居家乡嘉善县,仍被授官为礼部祠祭员外郎,但三次乞休,没有前去就职。弘光政权在风雨飘摇中维持了一年之久,顺治二年(1645)六月南京就被清军攻陷,龙正获知知交刘宗周的殉节,遂绝粒而死。龙正作为明王朝的遗民,矢节孝忠,被地方祀为乡贤。[17]

在龙正的短暂宦历中,虽几次要求致仕、乞休,拒绝为官,也曾表示“视宦途如云水”[18],但他在晚明中央机构和嘉善地方的言与行,充分显示了他并不是晚明政坛上的闲云野鹤,至少对于嘉善的乡邦利弊时刻保持着深切的关注。

三、对江南社会变动的关注

从今天的研究来看,陈龙正在江南的居留期间,对地方政事有着深刻的影响,也是与晚明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史密切相关的。至于龙正几次假归嘉善祖居[19],史料记载都不甚详。兹据现存的一些零星史料,概述其在江南的社会活动。

1、江南赋重

江南地区自唐宋以后一直是国家的财赋重地。明代后期有人曾作了这样一个比较:苏州府共一州七县,额田仅9万顷,岁征额粮达270万,带耗共税粮350万;而淮安府两州九县,额田达18万顷,岁征粮只36万。松江府只领有三县,岁输税粮则有120多万,北直隶八府十八州一百一十七县,岁输税粮也不过120万。赋税的轻重悬绝与地区差异,于此可见一斑。[20] 清初人顾炎武引明人丘浚的《大学衍义补》云:“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21] 明代民运白粮入京师,南方地区只存在于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22],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江南税粮的独重。起初,由于明初定鼎南京,与江南地近,故五府岁输白粮尚不见有何疲累;迁都北京后,则需北运,不但路途遥远,还受层层盘剥,民不堪负。[23] 北运由此成了江南人民的重负。

嘉善县地方的粮役,也以“北运”为重烦。龙正就曾指出:“三十年前,粮长愿佥此役,近甚苦之,盖因埠头横索牙用,每船扣银四十两,多者五十两,船户既受埠头之勒索,势不得不从粮长取偿,用是雇船之价,数倍于前,沿途需诈,复难限计。”[24]

粮长一般从富户中检选,明代苏州等五府北运白粮,都由地方较为殷实的粮长佥运,许多粮长为此破产。龙正提出可由乡绅充北运,不查报大户,从而“安富以保贫”,使富民不苦于供应,贫民由之获得更多的依赖。[25] 龙正的看法,代表了晚明大部分士绅和地方官员的共同意见。如丁宾也认为,一个县中如果富户较多,那么小民就不会受困;反之,富室荡然,则小民不会受福。[26]

2、嘉善争田

在明末的江南地区,还曾发生了以嘉兴府的嘉兴、秀水、嘉善三县为代表的争田事件。事件的肇始固然出于宣德五年间的嘉兴分县改革,但由此导致的疆界错壤和利益分配不均,最终引起争田事件在万历九年以后不断产生。经过万历年间四次大会勘,政府与民间达成了统一,为争田事件做出了一个定案。但在崇祯年间,三县百姓利用上京解运白粮的机会,互相进疏上告对方对于田粮的欺隐。这显然是民间对争田定案予以否定的一种表现,地方对于利益分配不均所体现的抗争行为十分强烈。[27]

由于争田的矛盾主要存在于嘉善和嘉兴、秀水两县之间,时居嘉善的陈龙正在崇祯四年即专门撰《复田说》一文为嘉善辩驳,认为过去田粮的开升已经一一查明,现在年久事远,嘉兴、秀水方面要想重新堪查丈田,不过是想“设难竟之局”。[28] 崇祯十年,巡抚邓金弘、乔可聘向深悉嘉善地方情况的龙正询及此事,龙正即表示处理三县争田纠纷,应当将“田在嘉、秀界内者输粮嘉、秀,在嘉善界内者输粮嘉善”,单纯丈量并不能清除积弊;因此更须先定三县疆界,然后各自丈量,“据疆辖田,按田征税”。[29] 龙正的说辞体现他对嘉善地方维护的鲜明立场。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争田确实已成“难竟之局”,许多事件的原委与真实早已湮没,所以在改朝换代以后,直到康熙年间,这些地方在田粮方面仍不时出现新的争端。[30]

3、明末大灾

明末自然灾害的发生较为频繁,在崇祯朝的每一年间都有不程度的灾荒发生。在陈龙正的自编文集中,特别强调了“庚午(1630年)春荒”和庚辛年间(1640-1641)的水旱大灾。[31] 对于后者,许多史籍都有记录,但对前者,则并不明确。明末清初人叶梦珠也只是说该年“年荒米贵,民多菜色”。[32] 但是根据其他一些史志所录,可以发现这也是一次遍及江南地区的大灾荒。如在崇祯三年(1630)间的宝山、嘉定、崇明、武进、江阴、靖江、乌程、桐乡等地,都有春旱、饥荒、麦子歉收、夏秋大疫等灾荒的发生。[33]

庚午春荒影响到了嘉善等地在米价方面的大幅度抬升,乡村百姓的生活极其困难。村民有无力生存下去的,被迫将其子女抛于河中;有的穷民还抱着半岁的幼子,沿门呼号,“欲授人而人莫应”,于是就带到县城东门的罗星桥附近,投入河中。龙正叹道,另外没有看到或听到“馁病而死、弃捐而死”的不知还有多少。[34]

此后较大的灾荒就出现于崇祯十三、十四两年。先是十三年的大水灾对嘉、湖等地进行了无情的洗劫,接着十四年的大旱侵袭了整个江南地区,江南地方“泽以龟圻,水萋暵槁”。[35] 百姓四处流离,民食困顿,整个社会处于十分脆弱的境地,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暴乱事件。政府被迫采取了强硬措施。如松江府地方曾在万历年间的一次大灾时期,为防止动乱的发生,甚至贴出了“饥民必救,乱民必斩”的大幅告示。救荒工作更要求“禁抢第一,平价次之”,将禁止抢掠行为置于了首要地位。[36] 常州府无锡地方在崇祯十一年大旱期间,士绅为防止民变作了很多努力,时人即云“幸在江以南不致激成大变,若秦晋兖豫即揭竿斩木之徒由兹而起矣”。但在崇祯十三年的灾荒期间,当地还是出现了饥民抢掠富室的现象。[37]

比较而言,崇祯年间嘉善等地的救荒平粜是相当成功的。崇祯十三年的那次平粜,适值夏末,米价正高,嘉善县乡绅士民主要在城市进行了平粜工作,当时将每升四十文之价减为三十文,在组织上采取了分坊管理的办法,总计粜米达五六千石,由此“阛阓之民始有起色”。十一月,已接近地方向国家定期缴纳税粮的时间,龙正就向县令李陈玉提出要求增留米粮,以备地方救赈之用。崇祯十四年初夏,米价再次暴涨,龙正倡议推行平粜之法;对于乡民的救济,则采取“管区分任”,每区选出一二位乡绅或吏民,全面负责此项活动;同时仍要求“捐升半以备赈,留一斗以随时”,从而做到屋主能自救赁户,而田主能救助佃户。[38]

值得重视的是,龙正在嘉善县地区主持社会救济时,采取的方法是“写画逐圩地图”,一切浜兜村落尽收其中。[39] 这种救济方式,是以区和圩为单位、按地缘结合乡绅和富户表现其重要特征的。[40] 龙正救荒的指导思想不外乎历代以来在救荒方面总结出来的经验,如救荒须“六先”,即先示谕、先请蠲、先处费、先择人、先编保甲、先查贫民;另外,还有“八宜”、“四权”、“五禁”、“三戒”,规则极细。[41] 而其在救荒工作中最为得力的做法,就是将20到30个圩乃至30或40圩组成县以下各个灾赈区划,由籍贯该区的乡绅指导区内的“大户”、“富记”、“殷户”进行救荒。[42] 当时有人还认为,救荒工作并不是一府一县的私事,江南地区应该联合进行平价、闭籴、劝借等方面的工作,从而限制米价上涨和乱民哄抢,达到共同控制以获均利的目的。[43]

在积极参与全县赈灾,展开散粮等施赈工作时[44],龙正更努力救赈自己的家族成员,保持义庄的正常运作,设立了一定数量的“义田”,周济亲支之余,还“远支困乏者”,做到“遇事量给,以昭勿绝”。[45] 这种做法,对于其他大族,乃至全县,起了倡导作用。

4、地方捕盗

明末的江南地区相对北方而言,似乎要安定得多,但崇祯年间的频繁灾荒极易使地方产生变乱。令地方政府深感棘手的是,由内部萌生的变乱——盗匪开始猖獗起来。[46]

龙正给当时的嘉善县令李陈玉的信中,特别指出要提防那些水路要害地方,因为这些地方向来就是盗贼的渊薮。[47] 龙正认为,在嘉兴、湖州二府接壤之地,湖州若发生盗患,嘉兴仅能震恐,难于援手。因为在水多之处,盗贼逃脱十分容易。例如,明末的叶朗生盗警,就使整个嘉兴府人心惶惶。叶朗生等人为首的变乱,声势十分浩大,“招艘数千”,哨集于太湖,后又转行嘉兴南湖等地聚众行劫。在天启七年(1627)八月间,叶朗生因被同党出首而遭捕获。[48]

嘉善县地处嘉、松、苏三府的交接地带,是嘉兴府西北的周边地区,盗匪丛生。西部的三店地方,“弃乎秀水、嘉善之间”,也是一个盗贼渊薮。龙正指出,这里的盗贼已到了“白昼劫客舟,毫无顾忌”的地步。失主们报诉至嘉善县,而盗贼已遁至附近的秀水县,“隔属不能关”;上告之秀水县,则“秀水从无失事,不代理嘉善被劫之民”。三店是嘉善到嘉兴府城的必经之路,秀水人很少去嘉善,因此遭劫的多为嘉善县客商士民。这种状况在崇祯年间已有十多年,表明了盗患的昌炽。[49]

在龙正给李陈玉的第六封回信中,还详述了这样一件著名的盗案:崇祯年间的嘉善大盗薛二寿,不但行盗,而且强占民妻,“赌博醅横,诸恶毕臻”,十分嚣张。[50] 尽管薛二寿后来被捕获,但捕盗缉寇已成为当时的最重要之事。龙正认为:“当今大机宜、大利害,惟在寇横民竆。”[51] 将盗寇横行之祸与人民贫困之忧并提,以致使其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大抵敝邑(指嘉善县)未愁外寇,专忧内变。”[52] 他还向礼部尚书钱士升提及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即地方官衙的部分公务员也介入了寇盗的行列。他说:嘉善邻县的寇盗,“行劫无虚日,至有一日之间劫数家、劫数舟者”;官方不敢收护,百姓又不敢鸣官;原因就在这些盗寇与衙门捕役“相为表里,久益鸱张”。[53]

当然,龙正也有其细密的捕盗措施:首先,要提倡推广保甲法,这是弭盗安民的传统政策。[54] 其次,由于嘉善县内变之患大于外寇,因此防御宜以“固结民心”为要;清查饭店及各寺院,使其不得容留外来杂人;访查核实“屠狗之家”,使“弔狗掏摸一切诸小盗”,无法藏身;编定乞丐头目,使强壮的乞丐不得“逞雄攘臂”;除此之外,对穷民要加强安抚,防止他们作乱。在龙正看来,所有这些措施的基础在于推行王阳明所撰的《十家牌》法。[55] 另外,关于控制僧寺,严防盗贼,龙正的说明也较详。他认为:“迎名僧讲经,易伤风教;迎名僧住持,易酿盗贼”;强寇往往会借寺院为匿身之所,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城市,则更为可虑。[56]

龙正还向李陈玉指出,尽管乡兵巡检的设置对于弭盗是很有益的,地方乡兵武装的主要职责也在捕盗,但役务却很繁重,所以当时乡里民兵多情愿“纳觔”,希望免去巡役之苦。[57] 在给巡嘉道叶香城的信中,龙正进一步表示了他对弭盗的看法:“惟拔麾下一二忠良精巧之人,嘱令默访积窝并其渠魁,置之重辟,余则听令自新。严设十家牌法,互相保举,庶几盗贼可息,民生可安。”[58] 他认为,捕盗缉匪是“目前最要之事”,其他诸事“无踰于此”。[59] 他又重申:“固境内之人心,清外来之奸细,足以御寇矣。搜所部之奇才,因敌人之间谍,足以荡寇矣。清奸之要,惟我民既固,彼自无所容。而因间之妙则又必先得奇才,然后可委而用之。”[60] 先得御盗寇之人材,乃是关键。如崇祯年间的嘉湖参政蔡云怡,即是其中典范。他曾被誉为“十三省第一宗师”,在任不久,即计擒宿盗巨魁,除却十余年的积患。[61] 所以,消弭祸乱关键是在选任贤能,由此“天下安而江南在其中矣;江南安而乡邑在其中矣;乡邑安而身家在其中矣。”[62]

5、善会活动

从明末以来存于江南广大地区的善会组织,构成了民间救济的最高形态。如以社会福利为目的的结社——“同善会”,自万历到崇祯年间,全国就有十几所,曾展开过大量的救济活动。[63] 这种以济贫为主要目的的善会组织,都是由当时的地方精英们所促进,而不再是由政府主办。[64]

仅以“同善会”为例,它是由著名乡绅发起,流行于江南地区的慈善组织,常年举行救赈贫民的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注目。[65] “同善会”虽创始于高攀龙,但具体措施则详于陈龙正。[66] 这种善会的作用是多方面的,甚至还带有辅助乡约的教化功能。龙正就指出:“官府讲乡约,有劝有戒……,这会(即“同善会”)只当是讲乡约的帮手。”[67] 他在明王朝阽危之际,仍然于地方上定期主持“同善会”,发表了51次“讲语”。[68] 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具有与乡约类似的社会秩序整顿的功效。

而且在救荒过程中,“同善会”也有其特殊的作用。龙正认为,苏州府等地在施行煮粥救荒时,因没有充分考虑到其中的弊病,所以出现了哄斗杀人的情况;而嘉善县之所以可以施行“粥担法”的原因,还在于“同善会”等慈善组织常年进行赈济贫民的活动,饥荒年岁能够核实贫户推行“散粮之举”,所以即使在极荒年月,仍可特设“粥担法”救赈流移贫民。[69]

在江南地区还存在着大量的类似于“同善会”功能的掩骸会、育婴堂、放生会(或称放生社)、养济院等善会组织与团体,它们的活动已经不像“同善会”那样基本以城市为中心,而是普遍渗透于乡村社会的自治团体。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慈善组织便不单单是以社会福利为宗旨,而且已经完全介入了地域社会的各个领域,属于地方社会自身的问题了。[70]

四、结  语

在明清时期,中国社会中的中层阶级,占据着社会中经济与知识力量的最大部分,包括退职的官吏、举监生员、城乡地主、部分商人以及乡村中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皆可概称士绅或乡绅。当然有些退职官吏凭借其以前宦途的影响力,完全可以左右地方政治,如晚年与官场若即若离的陈龙正即是其中的典型,所以这类人物的行为或能力事实上可与现任地方官员们同观。

而且,今天的很多学者,已将“乡绅”研究看成探索整个明清时期社会历史的关键。[71] 无论是在动荡时期,还是在承平时代,士绅们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地方行政官员们的施政和决策,在社会力量远较其他地区为强大的江南,更具有这样的趋势。

陈龙正的一生及其丰富的社会政治活动,完全体现了一位在王朝末期忧生伤世、矢节忠义的士绅形象。他的宦途不能说是顺利,他的社会活动并非如一些东林党领袖人物般的影响巨大,至少在当时是如此。然而有意思的是,清人给他的评价却很高,目的并不在于他为官的政迹,而是他的社会思想及其活动。最应令人关注的,是他晚年在江南的生活,在崇祯朝的最后几年内,他给后人留下了相当丰富的言行录。其在国变后药粒俱废、誓不延喘的行为,更为后人所重,认为“就义从容……明道踵王文成,而得正偶高忠宪,先生死生之理备矣。”[72] 而且,龙正从任中书舍人至拒任弘光朝的礼部祠祭员外郎,不应该说在政坛上完全没有活跃的表现,见诸其《几亭全书》等著作中的时论奏议是最好的证明。当时人乔可聘就赞道:“顷来直言极谏,责难于君者,惟黄石斋(道周)、陈几亭两人。”[73]

陈龙正的言行,是晚明江南地区国家意志宣扬的代表。本文的论述,则进一步揭示了晚明这位著名士绅在江南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可以这么说,陈龙正的社会政治活动,代表了晚明江南地方整个士绅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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