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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日志

 
 

明清吴中地区的县衙与社会  

2009-04-18 16:15:43|  分类: 江南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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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明清吴中地区的县衙与社会*

 

 

The District Yamun and Society of the Wuzhong Are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冯贤亮

 

 

 

 

内容提要  县衙是传统中国地方行政展开的基础与重要空间,与县政建设及地方民生之关系密不可分。以苏州府为中心的吴中地区,在明清两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里的州县行政既很成熟,又较复杂。本文以县衙的考察为中心,扼要地分析了其内部建构与外在表征在明清两代的若干变化侧面,进而论述县衙与地方社会的内在关联,以及在当世民众心目中的感觉与评判,并藉此透视州县行政与社会关系的地区差异和时代变迁,从而对帝国后期的州县地位和作用进行重新评判。

关键词  江南  吴中  县衙  地方社会

冯贤亮,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200433

 

 

一、引言

 

县衙是传统中国地方行政展开的基础与重要空间,与县政建设及地方民生之关系密不可分。在这方面,直接针对衙门而引发的纯学术研究,尚属寥寥。而有关州县行政的考察,却为数可观,学者们的关注程度较高。其学术前提,是政治史与制度史的长期重视。在后来的学术变化中,法制史的再度兴起,导致了人们对于州县行政律法及其实践的兴趣,出现了像瞿同祖先生的《清代地方政府》这样的经典之作。[1] 当时与后来的相关研究,其实都未超过瞿氏。瞿氏虽以行政律法的实践为中心,却基本是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清代地方政府的常规制度及运作模式;考察内容涉及州县官、书吏、衙役、长随、幕友这些州县行政的主角,具体实践包括司法、征税、其它行政事务以及士绅与地方行政的诸多关联,资料极为丰赡,论析相当精审。后来的类似研究,大都受到瞿氏研究范式的影响,在瞿氏的论述系统与资料线索上作了若干扩展,实际并无大的突破。

关于明代的研究,杨联陞的工作较早,对明代府、州、县政府的权力运作及其特点等都有宏阔的探讨;[2] 在大陆,柏桦较早直接以明代的州县政治体制与官僚群体研究为题[3],同样是关于明代帝国广泛性的考察,何朝晖的明代县政研究也显得较为细致深入,都适当考察了明代州县衙门的设置与功用等问题。[4]

再如,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研究[5]、缪全吉的《明代胥吏》[6]、任道斌的《清代嘉兴地区胥吏衙蠹在经济方面的罪恶活动》[7]、唐瑞裕的《清代吏治探微》[8]、蔡申之的《清代州县故事》[9]、赵世瑜的《吏与中国传统社会》[10],以及瓦特的晚清帝国地方行政官员的考察[11]、白德瑞的清代巴县为中心的县衙吏役研究[12] 等,都是从广义的社会史角度,检讨了传统衙门中特殊群体的构成与社会影响,企图说明州县长官与吏役们在地方政府的实际运作。

其它更多的相关研究,大多是讨论行政制度、官员职责、地方防卫、赋役制度、乡村传统与经济开发等,当然与州县行政有相当的关联。特别是那思陆的州县行政研究,就直接以衙门的司法审判为题。[13]

从上述研究的总体来看,地方行政实践的研究,即考察具体运作与实践模式,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大方向;不过,许多论述,仍是明清州县行政的制度史重复、一些州县牧令与行政办公人员(包括幕僚的从政心得体会及少得可怜的小吏之记录)的一般性记录之复述,与真正的行政实践内容、制度在地方行政过程中的具体推行仍然是有距离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地方陋规的考察,其实已较多地触及到了地方行政实践的问题,胥吏、衙役、幕僚、巡检司、地方儒学等州县下层社会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侧而,昭示传统研究中对于中国地方社会的认识还有许多需要弥补与修正的地方,基本的研究素材,主要来源于州县幕僚的笔录,官修地方志书的记载,一些文人(包括官宦)的笔记与文集,甚至是带有写实意味的小说、戏剧等;直接来源于州县牧令的日常行政文集,仍然极少。

本文主要考察江南核心地带吴中地区的县衙及其在明清两代的若干变迁。衙署是州县的基本行政空间,也是一种象征,代表国家权威。对于州县行政的研究,这应该成为一个基本出发点。吴中地区的县衙,因其在帝国后期的发展变化、行政功能的成熟程度,本身具有了作为研究的重要意义,更加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二、吴中地区的县衙

 

传统江南的核心地区在太湖平原,而太湖平原的中心,毫无疑问在苏州。

苏州与松江、常州一样,在明代人的视野中,就是“三吴”地区。[14] 不过,范围更广的说法,曾有“吴中”一词。据嘉靖年间人们的看法,“吴中”包括了环太湖周边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十分明确。[15] 这个概念,在明清两代成为人们的一般共识。所以康熙年间刊行的《吴中开江书》,仍以太湖为中心,包括了传说不一的“三江”地区。[16]

在明清时期,苏州与松江、常州三府属于国家划定的“南直隶”,清代初期还是正式的“江南省”的一部分。而且,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这三个府往往并称,尤以苏松并称为常。清代雍正二年以后,从苏州府新析出的太仓直隶州成为一个与府平级的行政区,由此,“苏松太”形成的新词汇延用至清末。而本文所说的吴中地区,即以苏州府为中心。

明末清初,常熟人顾祖禹曾分析天下州域形势,认为苏州府“枕江而倚湖,食海王之饶,拥土膏之利,民殷物繁。田赋所出,吴郡常书上上。”是江淮以南形胜最重要之区。南面相邻的松江府,形势也很重要,所谓“雄襟大海,险扼三江,引闽越之梯航,控江淮之关键。”而且“居嘉、湖之肘腋,为吴郡之指臂。”[17] 至于北面的常州府,“北控长江,东连海道,川泽沃衍,物产阜繁”,而地近南京,所以“翼带金陵,为转输重地,脱有不虞,则京口之肘腋疏,而吴郡之咽喉绝。”[18]

这些地方的属县,形势自然紧要,经济地位甚高。至于县级政府主要官员的常规职责,《明史·职官志》与《清史稿·职官志》都有比较明确的解释:知县主掌一县政治,包括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等,“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一县之中,除知县外,还设有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征税、户籍、缉捕诸职,典史则掌稽检、狱囚;若无丞、簿,典史也可兼领其事。

而作为权力的象征,衙署的建设,在一般人的印像中,应该宏大、坚固、威武,但在明清时期,却并非完全如此。《大明律》有明文规定,地方有司官吏“不住公廨内官房,而住街市民房者,杖八十”。[19] 这种做法,无非是“严出入之防”;至于公廨的公用器物,如桌椅床凳之类,如有丢失、毁坏,则要“以毁失官物论”。[20] 但在实际工作中,与制度规范多有违背。除了高级的府级城市外,一般的州、县小城市中的衙署,大多较为简陋,许多还借用民房、寺庙作为暂栖之地,时间上甚至长达多年。 

譬如,苏州府首县之一的长洲,在正统二年通过县衙的重建,胥吏的住房环境才得到改善。[21] 江阴县衙,在弘治八年,由于知县黄傅的努力,经过全部整修,其形制终于基本完备。[22] 清代咸丰十年的太平天国战火,使江南的许多县衙遭受重创。常熟的县丞厅、典史署都被毁圯,其他许多官廨废后再无重建。时常熟、昭文两县同城而治,守备公署被烧毁后,一直未建衙署,只能暂栖民房。[23]

无论是对中央而言,还是对一般的州县衙门来说,明代官方一直认为豪华的县衙并无意义,所以“改造衙门,欲其壮观;增修公廨,取便安居”,都不是紧要的事。[24] 柏桦的研究表明,明代中国绝大多数的州县衙门是在洪武年间兴建或重建的,建筑格局在此际发生过根本的变化,与前代有明显的区别,所以亦可称为“洪武定制”;其主要特点,在于建设正厅,以此为中心,包括正堂、左右厢、堂前廊廨、池塘树木等等。[25] 但实际上,明代州县衙署的建筑格局,各地都有不同,并非一律。

除了知县的办公大厅及其生活空间外,县衙之内,还须置备佐贰杂职官吏、幕僚与各科胥吏的办公场所及生活区,收银库,仓库,甚至监狱等。建筑格局多呈四方形,带有封闭性,而且以南北向为中轴,依次而建各类厅堂官房。缪全吉根据明代地方志收录的衙署图画,认为一般州县衙署中的大堂前,仅有房科吏舍,没有班房;而三班衙役的说法,明代却已常见。[26]

下面,仅就吴中地区随意检择若干个县衙,以作讨论说明之例。

常熟县的历史较为悠久,在这方面的建设比较成熟。县衙在虞山东南一里。据地方旧志云,宋代治平年间(1064-1067)规制已甚为完备;元元贞二年(1296),升县为州,县衙不变。明洪武二年(1369)改县后,又开始增广廨宇。永乐初,仅重建了谯楼。[27] 到宣德九年,主簿郭南署县事后,作了较大规模的修整,所谓“栋楹朽败者皆易之级砖屋瓦,缺落者皆葺之,由是百废兴起,焕然如新”。[28] 弘治二年(1489)的一场大火后,到十年,由知县杨子器重建钱钞库,设两廊,立六曹吏房及架阁库,县宅内堂改名今雨轩。此外,典史厅(原县丞署旧地)、幕厅一间(为正厅的西耳房)、佐贰官分理政务的小厅二处6间、后堂西偏的6间厨房、土地祠、监房(包括门房3间、重囚房5间、轻囚房6间、女囚房1间)等,也在此时得到重建。[29] 规制又臻完备。

所以,自明代弘治年间的大规模修整后,后世基本保持不变,堪称“严邑巨瞻”。康熙时期,也不过是将县丞公署改建于清权坊右而已,少有更置。[30] 咸丰十年的太平天国战火,同城而治的常熟、昭文两个县衙的大部分被毁,有的只能暂栖民房。[31] 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常熟夙称繁难,每一任知县“大率岁一易,坐席未暖,即捧檄欲行,不暇为经久计”[32],可能也是后世未能长期完善的原因罢。这种情况,在吴中地区的很多县都较类似。

比较而言,震泽县作为县级政区,历史较短,于雍正二年(1724)从吴江县析设,故此县作为新县衙署的样例,或可得到一些普遍性的认识。

震泽县的衙署,与作为政府公共建筑的仓庾,或置县时始建,或本吴江县旧地分属。其具体情形,在乾隆年间当地政府公修的地方志中,记述较详。县衙初建时,租赁民房作为办公、生活之居。雍正八年,知县邓圭在北门内轸角圩的济农仓废址上,建立县衙。当时,上级政府拨下公款3224两,费时约六个月才建成。具体规置如下:[33]

前面为大门(三楹),外设屏墙,挨次为仪门(三楹);

中为公堂(三楹三轩),堂前竖有戒石,两边为廊;

东为吏、户、礼承发房,西为兵、刑、工房;

六房之后,有周庐,以居吏胥;

仪门之西南,为监狱;东为寅宾馆、土地祠;

堂之西北为丰盈库,库后是知县廨,有门有堂,北面是楼(门、堂、楼各五楹);

西为敬畏堂(三楹)、幕房(十三楹);

东南为公厨,也是知县临吏民、接宾僚与公余宴息之地;

四周有墙,共计98丈;监狱的墙周长40丈。

县丞署未建,县丞赁民房以居。

其它还有两处衙署,都是明代就有的,乾隆年间仍保持较好:

平望巡检司,在平望镇,始建于宋,明代洪武二年巡检王信重建;清康熙二十三年巡检王之佐再建。

震泽巡检司,在震泽镇,宋代始建,明洪武四年巡检李进重建于庄河桥北(清代无考)、天顺六年巡检王纲改建于观音桥西、万历四年巡检夏濂重建。

历史更短的,当以松江府地区清代新增的一些县为代表。譬如,金山县衙原在金山卫城内,晚至雍正八年,才由知县高泽莱领帑创建,有大门、仪门、甬道、皂隶班房、东西六房、承发房、大堂、简房、库房、川堂、三堂、侧房、燕室、书斋、厨房、土地祠等,都是一般县衙的常规结构。[34] 奉贤县衙的建设更晚,原在青村城内,到雍正十年,由知县徐必昌领帑建造照墙一座、大门三间、东面皂班房、西面快班房、土地祠、监狱等,与金山县衙大致相仿。咸丰十一年被太平天国战火焚毁,同治年间重建。[35] 川沙厅署,则在乾隆二十九年得到详建,同治元年、同治十一年先后得到重修,也因战火焚毁之故。[36] 在清末改县时,县衙的设置不过承继以前的厅署罢了。[37]

衙署的修建,都应在国家律法规定的范围之内,无论何时何地,“有所营造,应申上而不申上,应待报而不待报,而擅起差人工者,各计所役人雇工钱,以坐赃论。”非法营造,处罚相同。地方城垣若有坍倒、仓库公廨但有损坏,“一时起差人夫军人修理者,不在此限”。[38] 这些规范,无不说明,政府对于衙署的建设,实际并不十分重视。这是相对政府的其他建设工程而言的。

 

 

 

 

三、衙门之内

 

衙门的整修翻新,历来都是由知县主导具体工作,不同时期的不同知县,衙门重建的原因或重心都有不同。风水意识,也时刻成为重建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子。比如,顺治十年,嘉定县衙中新建的“牧爱堂”因“形象家言城隍庙高于旧治,嫌以阴压阳故”,较原来的中堂高出三分之一。咸丰五年,不知出于什么缘故,也用形象家言,在重建的“今我亭”前植木杆,而且每夜必须悬灯。[39]

历任县令的改建举措,可以透视其为政思想,即便是粉饰,也希望表达其正面的从政形像。如许多县衙中经常出现的“岁有堂”、“牧爱堂”、“赞政厅”、“可近堂”、“乐民亭”、“亲民堂”等,最具代表。衙署的每一次重修、改建或扩建,基本出现于新任知县的初期政治工作中,既有恢扩旧政的意思,也有新政新貌的期许,更有再建官府声威的目的。这在咸丰朝之前的重建过程中,表现颇为明显。

除知县为主的衙署建筑外,佐杂官署的建设也很重要。在嘉定县,主要有:[40]

典史廨:大门内左偏。同治五年知县汪福安重建。

县丞廨:旧在仪门左折北。乾隆三十四年移驻南翔镇;四十三年,县丞刘弈冲即云翔寺左马公讲院建廨。嘉庆三年,县丞李光垣重修。咸丰十年被太天军毁后,未建。

巡检廨:旧在南翔镇。乾隆三十四年改诸翟司,驻诸翟镇。里人沈世浩建廨。咸丰十年被毁;同治六年重建。

地方公廨、仓库的维护,常常比县衙显得还要紧重。《大明律》明确规定,这些官房“但有损坏,当该官吏随即移文有司修理”,否则罚笞40。[41] 内外各衙门、公馆、廨宇、仓廒、库藏并局院造作之处,以及一应在官房屋,如儒学、铺舍、申明亭之类,但有损坏,都应该及时报告上级政府,进行修理;否则除了上述惩罚外,还要“计所损之物着令陪[赔]偿”。[42]

另外,每个县衙内都设有监狱,一般位置在衙署的西南角。明清两代,这种监狱的变化较为显著。在嘉定县,监狱原来有两处。一称羁候铺,在拱星桥北大街,嘉靖二十二年知县张重创建,名称“回生寄”,至清代康熙四十二年被裁;二称白新所,也称外监,位于县治大门内右折北,乾隆二十三年知县介玉涛就主簿废廨改建,用于羁禁窃匪,其要犯之未便收狱者也暂羁于此;四十六年署县陈率祖、知县于一芳先后重建,咸丰十年被太平军战火所毁。而清代一直保留的监狱,位于在县治内大堂右面,始建于洪武三年,由知县胡永安创建,嘉靖年间知县杨旦在旧军器库增建监狱,共有官厅3间、萧王堂1间、邮亭1座,前监房东西共有6间、后监房3间;监狱围墙周长47丈、高2丈2尺。雍正二年,知县路云登增建监房3间,同治三年知县汪福安重建内监,并在东城二图的没收官房临时设有羁候所,题名“省悟堂”;同治十年,知县陆鸿达移省悟堂于大堂左偏。[43]

至于县衙的行政职员,明代的制度规范与实际配备都已较为齐整,分工明确,官吏与杂役人等的数量,不能说很多。如嘉定县衙中的正式职员,只有31人,嘉靖以后有30人。[44] 与明朝相比,清代的州县吏典要简省一些。明代有吏、户、礼、兵、刑、粮,每房司吏1名,典吏2名,工房司吏1名、典吏3名,铺长司司吏、承干、发科、典吏各1名;而清代的仅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及承发科、典吏各1名。[45] 具体而言,衙署之组织,还有快、壮、皂三班,三班隶役充之;六房则胥吏充之,各有职掌;此外有幕客,由县令延聘,负责刑名、钱谷、征比、挂号、书启之务。其他如司阁、签押、稿案、用印、挂号、跟班、办差、管仓之役,以供驱使奔走的,就是所谓的“长随”。[46]

各地知县,按规定属正七品,每年可支取俸银45两;养廉银数各县不同,以清代的苏州府与太仓州所辖而言,吴县1800、长洲县1800、元和县1800、昆山县1000、新阳县1000、常熟县1000、昭文县1000、吴江县1200、震泽县1400、镇洋县1000、崇明县1200、嘉定县1000、宝山县1200两。[47] 俸银的配额是制度规定的,实际上,各地知县在不同时期的俸银是不同的。据松江府附郭县华亭地方政府的统计,清代的政府开支较为复杂,并非一成不变。知县的俸银最初是45两,但后来减至44.874两,到清末则减少到32.529两,比县丞还少;而且知县还不能领取闰月银,这与县丞、典史、巡检司的规定是一样的。[48] 据同治年间的政府统计,同一时间各地知县的俸银也有不同,例如苏州府吴县44.938两、长洲45两、元和45两、昆山41.129两、新阳43.27两、常熟44.158两、昭文44.372两、吴江45两、震泽45两。[49]

除知县外,县衙配备各部门的佐贰杂职及其下属吏役人员,较为繁杂。

明代嘉定县政府的常编工作人员至少就有31人,但是除这些县衙的正式工作人员(包括知县、县丞、主簿、典史)之外,还有像儒学、医学、巡检司、地方驻军、漕粮官等常设地方政府机关及其人员配备。[50] 到清代,嘉定县属于太仓直隶州,像知县、县丞、儒学教谕、典史等这样的地方一级行政人员就设有9位,而同时、同级的镇洋、宝山、崇明因所处地理位置不同,人员配置则更多,分别有9、27、88位。[51]

 

表1                  清代震泽县佐贰及儒学吏役及每年工食银统计

类    别

 人

 品级

 工食俸银

(两/人)

 养廉银

(两)

 备     注

 

县丞

 1

 正八品

 40

 60

 与典史、巡检养养廉银皆自乾隆元年始

 

 

 门子

 1

 

 6

 

 

 

皂隶

 4

 

 6

 

 

 

马夫

 1

 

 6

 

 

 

典史

 1

 未入流

 31.52

 60

 主管巡捕事

 

 

 攒典(吏)

 1

 

 6

 

 

 

门子

 1

 

 6

 

 

 

皂隶

 4

 

 6

 

 

 

马夫

 1

 

 6

 

 

 

儒学

 训导

 1

 从八品

 40

 

 旧为未入流,乾隆三年定级;原额俸银为15.76两,乾隆元年增至现额

 

攒典(吏)

 1

 

 6

 

 

 

斋夫

 1

 

 12

 

 

 

门子

 2

 

 7.2

 

 

 

资料来源:乾隆《震泽县志》卷十二《官制》。

 

震泽县在乾隆年间提供的一份佐贰杂职与儒学人员及其下属工役人员的名单,数量虽不过20人,每年需支付的工食俸银与相关养廉银的数目为342.92两。(详参表1) 但是除这些人员配备外,县衙中还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还有承发、门子、皂隶、民壮、马快、禁卒、轿伞扇夫、库子、斗级等吏役,在清代的常规人员就达101名,每人每年俸银全部统一,均为6两,总计达606两,为数颇为可观。[52]

县衙工作人员的工食俸银,各地虽稍有差异,但大体趋于一致。上述嘉定、震泽两县提供的,在吴中地区属于一般的情况。为了应付这些开支,知县需要在正常的地方赋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钱米,留存在官衙里,由负责钱谷的主簿管理,以应付日常所需。

县衙经济生活中,具体的开支还要复杂,要预算衙门各部分官吏的工食俸银外,还要准备好春秋各项祭祀活动与四季经常需要付出的杂支经费。所以,仅据光绪年间吴江地方政府的预算,这部分开支就达到了2680多两。吴江县的方志编纂者,将地方存留的银两(包括闰月银)具体开支,分别作了罗列。(详参表2) 不过,像知县、县丞、主簿、典史项下面的详细分配,未予标明。这与其他地方的做法,略有不同。

 

表2                 清代吴江县地方存留银两之支配细目

支    配    项

 俸工等费银

(两)

 遇闰加银

(两)

 合   计

(两)

 

官   役a

 苏州知府员下

 168

 14

 俸工银 1904.074

闰  银  113.2

 

知县员下

 1060.4

 60.2

 

县丞员下

 76

 3

 

主簿员下

 69.114

 3

 

典史员下

 67.52

 3

 

儒学教官员下

 131.2

 7.6

 

汾湖司、同里司巡检员下

 331.84

 22.4

 

文庙各坛

 文庙

 24.051

 

 俸工银 70.219

闰  银  0.03

 

火神庙常雩礼二坛

 2.189

 

 

社稷等五坛庙

 10.947

 

 

专祠十三庙

 28.461

 

 

厉坛

 3.284

 

 

县学香烛

 1.287

 0.03

 

杂支各款b

 厅事义民3名

 18

 1.5

 俸工银 584.377

闰  银  11.255

 

巡盐巡捕民壮10名

 72

 6

 

看守各上司公馆门子

 3

 0.25

 

年底新书银

 28

 

 

乡饮酒礼

 7.5

 

 

江宁府场屋

 3.755

 

 

协济文场

 4.694

 

 

协济武场

 3.333

 

 

苏州府税粮总书造册纸张

 4.197

 

 

司府算造会计并造册纸张工食

 15

 

 

习仪、拜牌、接敕、行香

 4

 

 

水陆各营船械

 237.347

 

 

府贡坊仪

 4

 

 

县贡坊仪

 14

 

 

旧举人会试盘缠

 20.687

 

 

孤贫柴布112名

 144.864

 3.505

 

资料来源:光绪《吴江县续志》卷十《赋役三·赋额》,光绪五年刻本。

说    明:a:俸工银项内原列驿丞二项,乾隆二十年裁;原列太湖同知俸工并增编民壮工食一项,于咸丰七年奉文改归太湖厅坐支,原编银两统归地丁解司。 b:杂支项内原列有仙船水手一项裁撤;孤贫银两不足则由司另编增给。另,原文中有小计数,本表据正文内容统计,对其中的计算失误作了修正。

 

 

 

 

四、社会评判

 

从秦代开始,中国的基层州县就有了等第之分,一般以人口多寡为区别;汉代还有以事务的繁简来分等的成例。然而,《明史·地理志》并无这方面的详细纪录,表明晚至清初,正史编撰者们没有在州县等级上过多地予以强调。因此,我们也无法更为深入地比较明、清两代在这一方面的大致变化情况,即如何看清这些州县在政区级次中的不同等第,以及明清帝国予以的关注程度之差别。

但在《明史·职官志》中,却载有吴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将南方各县按照缴纳钱粮的多寡,统一分作三等:粮10万石以下为上县,6万石以下为中县,3万石以下为下县。

洪武十四年十月,出现了繁简之例,即田粮赋役在三万石以上的县为事繁、三万石以下的为事简。[53] 这个样例,被采入万历重修的《大明会典》,言洪武二十六年又定此繁简则例[54],与前基本一致。嘉靖以后,由于地方事务日繁,上述分等又出现了细化。时人杨博认为应该将全国的府州县各细分为三等:“大率以边方残破、远方困惫、盗贼猖獗、灾殄颇仍、冲繁难支、刁疲难治为上,稍易者为中,易者为下”。[55]

由此表明,明代地方政府的地区差异与相应的州县形势,其实也有具体、实际的规范与运作。而清代全国清晰的州县等第区分,与明代就存在的成例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雍正六年三月,广西布政使郭鉷曾上奏要求必须明确政区分等的标准,认为州县要缺之必需贤员者,可以分为四等:地当孔道者为冲;政务纷纭者为繁;赋多逋欠者为疲;民刁俗悍命盗案多者为难。“就此四等之中有专者,有兼者,有四等俱全者。”[56] 这个要求,后来就成为地方职官缺分的正式标准。概括而言,冲、繁、疲、难四条俱全的为“最要”或“要”缺,具三条的为“要”缺,具二条的为“要”缺或“中”缺,具一条或没有的为“简”缺。

上文所提供的清代知县养廉银的地区差别也与此相关,可以概见各县的地位,而县衙的状况更可窥见一斑。但是,衙署建设经费的不足与国家律法的限制,多有制约历任州县衙署主人扩张办公与生活空间的企图或可能,其本身经济收入的低微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而且州县陋规的长期存在与地方官吏的频繁流动性,使衙署秉具国家权威象征的同时,又使更多的民众产生敬畏与疏离之感。

我们认为,明清中国地方知县的薪俸普遍较为低微。但尽管如此,一些官吏仍希望励行节俭,当时有人就指出“衙内多一日宴乐,外间即多一日愁苦”,意义十分深刻。[57] 但不良州县行政的事例实在不少,多因“知县不能约束书吏,致酿重案。”[58] 成化五年,长洲知县余金到任,“群吏以其儒者,颇易之,作奸如故。公以理教戒,率者居半,因稍加惩艾,即皆改行焉。”[59] 大多数衙门的工作人员,经常存在这样的认识,即所谓“官看三日吏,吏看三日官”。[60] 如果官不久任,一切的因仍苟且就会导致太多的弊端。[61] 明朝自嘉靖以后,“其贪墨奸佞依阿卑谄者,安享荣禄。即有论劾,行贿得解,职任如故,旋复升转。以故今之大臣,实难展布。上为内阁劫持,下为言官巧诋,相率低头下气者以为循谨。千金双璧络绎道路,即以雄才大器著声矣。”[62] 讲的是京官,地方官就更厉害了。

对衙门,普通民众往往心生畏念。民间还有所谓“气死不可告状,书役之畏人可知”的俗语[63],多少能体现时人对于衙署的不满。民众与衙门的关系,曾有“望官衙如在天上”的俗谚,聊示两者之间心理上的巨大隔膜。地方百姓难见官府是很正常的,乡村有事,经常委托粮长出面办理,所以乡村百姓“有终身不识城市者”。明代后期松江华亭人何良俊曾说:“忆得小时见府君为粮长日,百姓皆怕见官府”。到明代中后期,百姓“十九在官,十一在家;身无完衣,腹无饱食,贫困日甚”,而国家逋负日积,“岁以万计”;即使缙绅之家,也是“差役沓至”;征租索钱的胥吏,日夕候于门前。[64] 官府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即便是在较为富庶的地方,譬如无锡县,当地乡村百姓“望官衙如在天上,见差役则畏惧避匿”,他们向官府纳粮输税也是通过一些中介人完成的。[65] 类似的例子,还有清前期昆山人龚炜所讲的情况:以往看到村民言及官吏,俱有怖色,认为此风最好。[66]

县令代表了皇帝的权威,但又称“父母官”,表示与百姓可能发生的密切关系。而在百姓的心目中,这样的“老爷”是高不可攀的,官府衙门也并非是他们可以自由出入的地方。由此“衙役”成了两者的媒介。“衙役”虽地位低下,但长期受“无为而治”思想指导下的地方官,绝大多数不会亲任工作,具体事务都由“衙役”承担,他们自己多注重舒适的生活和自我的修养,因此导致“衙役”层的滥用权力和政府腐败的产生。[67]

地方赋役工作的繁难,明代人早已作了这样的评论:“苏、松、常均称烦剧,苏为最,松次之,常又次之。”[68] 吴中吏治之难,吏治中存在的众多弊漏,为时人所深识。昆山人归有光就说过,因江南是财赋乐土,衙门中的胥吏多“以期会鞭笞,集赋税”,所谓庶政严切;也因吏治烦剧,衙门中各部门的杂务,“一切以意穿凿”,专求声名政绩,所谓“庶务号为振举”。[69] 衙门中吏胥的形像,文献中的记载大多是声名狼藉:“衙役多是无赖之徒,方来充当,此等小人,十无一良,好酒、赌博、嫖荡,不顾自家姓命,一入公门,即指官诈民,犯事亦不畏法,借官府责他过去,图赖索钱,虽经革退,仍要请绅衿说情复充。总之,官府是他奇货,百姓是他鱼肉。无往不受其害。”[70] 清人陆世仪也说:“明末废弛,吏缘为奸,风俗弊坏,相沿至今。”[71] 清初的上海地区,“讼师衙蠹,表里作奸,赋役繁兴,狱讼滋扰,郡县胥吏,得以狎侮士林”。[72] 榷酒、榷醋的滑吏刁民往往因缘为奸利,堪称“秕政”。[73] 差役借势扰民,胥吏舞文乱法,是明清两代中国地方政府存在的普遍情形。[74]

作为传统中国政治统治和意识控制最重要的空间层面,县一级行政的有效展开是国家与社会稳定的依赖和前提,其机构的运作与行政职能的展开,广泛牵涉地方社会诸多层面的利害关系。衙署与地方社会经济之关系,显然至为密切,具体反映完全可以从衙门的维护与建设情况透视出来,进而我们也能据此进一步考察一个地方的社会总体状况,以及政府重视程度的地区差异。

本文所考察的以苏州府为中心的吴中地区,比较中国其他地区而言,州县行政更为成熟、行政实践又较为复杂,特别是在近世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处于领先位置。对这些地区县衙及相关行政的考察,可以从一个独特的侧面揭示了传统时代中国地方行政的效率等问题,包括简单有序的行政机关、行政的效能、社会的控制。因此,州县治所与各类衙署的设置及变迁,应该成为我们考察传统中国地方行政的重要基础之一,并且其作为一种象征,在当世民众心目中的感受及功用,从国家权力下达的最低端与地方基层行政的起点两个方面,都可以透视州县行政与社会关系的地区差异和时代变迁,从而对帝国后期的州县地位和作用进行重新评判。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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