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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日志

 
 

试论明代的田赋折银和折粮银锭  

2009-12-28 21:59:10|  分类: 讨论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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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明代的田赋折银和折粮银锭

 

李小萍

 

《中国钱币》2009年第3

 

 

明代货币政策从禁银到用银转变的契机是田赋折银。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陆陆续续出土了一些明代的各类田赋折银的银锭。尽管数量不多,但清晰地展现了明代田赋折银的历史演进和折粮银锭称谓的变化。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折粮银锭的分析和考证,求证明代的白银在田赋制度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进一步说明白银货币是明代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最为重要的媒介。

 

一、田赋折银的演变

 

    通常认为明代的田赋折银开始于明代中期,事实并非如此,一些史料显示在明初就存在用白银折纳田赋的现象。《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九年(1376)太祖就“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①这是田赋折银的最早记录。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记载:(洪武十八年)“令两浙及京畿官田凡折收税粮,钞每五贯准米一石,绢每匹准米一石二斗,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两准米二石,绵布每匹准米一石,苎布每匹准米七斗,夏税农桑丝每十八两准绢一匹重十八两。”②这里讲到的是折色的比价,提到了白银一两折米二石。在洪武三十年(1399)又有了逋赋折银的征收记录:凡天下积年逋赋,皆许随土地所便,折收绢、布、金、银等物,以免民转运之劳”③。逋赋是历年拖欠的赋税,这里说的是用绢、布、金、银等物折合逋赋。但是,这种折合是用轻便价高的物品折换实物田赋,被称之为“轻赍”,并不是一种经常性的行为。

    古代国家税收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即田赋和徭役。

    明初的田赋征收采用的是唐代的两税法,按亩分夏秋两次征收,通常夏季征收不能超过八月,秋季不能超过明年二月,以征收实物为主,兼以钞钱金银绢布。用麦米交纳称为本色;用金银钱钞布绢等物品折换交纳,称为折色。自唐宋以来,江南地区就是全国的主要产粮区,也是国家财赋征收的重税区。江南财赋甲天下,苏松财赋甲江南,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常州等五府的税率在当时是最高。然而,江南日趋饱和的人口和耕地,加之官田和私田的混乱使得税收不能按时完成,出现的赋税不均和拖欠等问题。因而,田赋改革首先是从江南开始的。而这些改革是针对土地私有化的加剧,税收逋逃严重的情况展开的,不论是周忱的平米法,还是之后的十段册等,最终都是用折银来解决田赋征收的矛盾。换句话说,所有的改革都是围绕着田赋折银而展开的。

从明初征课以米麦丝绢等实物交纳,到用白银折纳,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总的说来,明宣德、正统年之前的田赋折换白银,大多是属于临时性的。宣德末年,周枕改革江南税粮变卖银两,成为正统以后逐渐形成的金花银的起源。成化、弘治以后,各种田赋折银明显增多。到嘉靖、万历年间,随着一系列的赋役改革和一条鞭法在全国各地的展开,从而使白银在田赋收人中占居了主导地位,可以说,田赋的白银货币化至此基本完成。

 

二、金花银与金花银锭是田赋折银的最初形式

 

    在明代银锭中有一种叫金花银的银锭格外的引人瞩目。金花银的本意是带有金光的上好的足色白银,即表示白银的成色。然而,明代中期的赋税改革将它演绎成田赋折银的化身,赋予它特殊含义。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原本普普通通的金花银变成了田赋折银的代名词?

    永乐年间,南京市场上出现一种特殊的有价凭证——俸帖,是一种官员领取薪俸的凭证。为什么官员把他们领薪(即禄米)的凭证拿到市场上卖掉?

    明代建国之初,有功的武将都得到了皇帝钦赐的土地。但在胡蓝之狱之后,那些武臣纷纷把土地还给政府,改领米作为俸禄。而禄米出自江南官田。因此,远在北京的武臣就要千里迢迢的来南京领取,而要将领到的米运回北京,又要支付运费和损耗费,得不偿失。因而那些武臣只能卖掉俸帖,减少损失。但事实上,出售俸帖也是无奈之举,武官并没有得利,反而受损不少。在米价低的时候,“俸帖七八石仅易银一两”。④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不论是纳税人还是食禄者都受到了中间商人的盘剥。因为纳税人受不了运送米麦的费用和损耗,是先将米麦换金银或帛,再到南京买米交纳。如此一来,两边受利的只能是商人。面对这样的情况,明皇室采取的解决办法是在江南实行米麦折银,这就是后来的金花银制度。

    然而,一种制度的形成不是一躇而就的,金花银也有一个逐渐形成而定制的过程。事实上,用银纳税在明初就已经出现。根据《大明会典》卷三十、户部十七、库藏一记载:“各库所掌,最大者金花银,即国初所折粮者,俱解南京,供武臣奉禄……夏秋麦米共四百五万九百一十九石一斗一升二合,每石折银二钱五分,共折金花银一百一万二千七百二十九两七钱七分八厘一毫”。这里已经说到金花银是折粮银,运解到南京国库是作为武臣的俸禄。

    宣德五年(1430)九月,工部右侍郎周忱被派往南直隶苏松地区总督税粮的征收,在了解当地重赋实际状况后,针对江南赋重役繁、负担不均、拖欠税粮达数百万石的情况,开始进行赋税改革,创行“平米法”。所谓“平米法”,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加耗”,即正粮每石加征“耗米”,将耗米并入正粮一并征收,对田赋加耗作了适当调整。通过对耗米的增减从而调整了官田和民田的负担。二是折征,以改变征收方法来使官民田土和税户负担均平。主要方法是,使科则重的田土缴纳负担较轻的折色,包括银、布等轻赍之类;而科则轻的田土缴纳“重等本色”,以此将各种不等的科则加以均平,从而使重赋官田赋税得以减轻。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周忱改革之初,折换米麦是处于钞、布、绢、银等并列时期,其中的田赋折银,是带有一种临时性特征,是属于轻赍的范畴。应当指出,这里讲的白银就是指金花银。“江南巡抚周忱,请减重额官田,极贫下户两税,准折金花银,每两当米四石,解京充俸”⑤。换言之,金花银在周忱田赋改革中已经广泛使用,尽管是临时性的征派。之后,因为收效甚好,被广泛推广于江、浙、江西、湖广、福建、两广等省。

    金花银正式成为田赋折银是在正统元年(1436)八月,明政府采用副都御史周铨建议,命南直隶、浙江、湖广、江西等不通舟楫的地方,将税粮折为布绢白银征收,上解京城充作俸禄。这在《明史·食货志》中有明确记载:“正统元年,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万余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其后概行于天下。自起运兑军外,粮四石收银一两解京,以为永例”。这段话告诉我们几个信息,一是金花银是在正统元年开始征收;二是征收的地点是在江南诸省产粮区;三是米麦和白银的折价是一石比二钱五分;四是金花银直接入藏皇室内库;五是金花银成为一种制度,通行于全国,以粮四石折白银一两的比例,上解京城。这表明金花银制度在正统元年开始被正式确立,金花银也渐渐演变成一种田赋折银的代名词。

虽然明代距今只有几百年,但留给我们的白银实物却是屈指可数。尤其是在明代广泛铸造纳税的金花银银锭更为少见。   

杭州曾出土两件明代二十五两的金花银银锭,现藏浙江省博物馆。这两个锭形状相同,弧首束腰,两首微翘,锭面中间钤有对称的两个戳记,一个是金花银王公惠;另一个是金花银金花银。它的造型和戳记与南宋银铤有相似之处,而有别与其他的明代戳记银锭,而且从地域性上看,同是杭州出土,应该是有一定的继承关系的。上海博物馆有大小三件明代金花银银锭,分别是五十两、二十两和十两,其形状束腰,两端微翘,铭文“金花银”为戳记,砸打的位置或上或下或上下二个,显得随意。正统元年之前的“金花银”银锭是以五十两为单位的,如前引“最大者曰金花银,乃国初所谓折粮银也”。而这一套三件金花银银锭的重量如同钱币的面值一般,大小有序、排列整齐,与国初的金花银在重量上不符,但在形制上保留了宋元银铤的遗风。在坊问见过一件五两的金花银锭,形制铭文与五十两等上述金花银完全相同。19843月上海金山县松隐乡牌楼村明墓出土一件五十两金花银银锭,其形状也是束腰形与上述几件金花银十分相似,锭上铭文除“金花银”之外,还有“欠二钱”。因此把这种弧首束腰型的金花银锭看作是正统元年前后,江南地区上解内承运库的金花银较为合理。

    以银两折换实物,其优点是易于征收、运输和保管。成化、弘治开始到嘉靖年问,田赋折银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江南地区的官田和民田一律征收金花银,这意味着金花银的征收范围扩大,金花银的数量也成倍增长,据史书记载,江苏苏州府嘉靖年间的金花银占正粮总数的30%,占正耗粮总数的20%。万历六年(1578)又强令每季增加五万两为买办费,因此,就金花银一项收人每年就达一百二十万两。由于当时的银锭多为民间铸造,形制和铭文都不规范,不利于征税。于是在嘉靖八年(1529)户部尚书李瓒提出:各处解到库银率多细碎,易起盗端,乞行各府州县,今后务将成锭起解,并记年月及官吏、银匠姓名。得到明世宗的批准。万历十年又旧话重提,工科给事中傅来鹏、御史顾而行条议银库四事,其中一事是州县起解银两,每锭皆凿官吏、银匠姓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嘉靖万历年及以后的上解银锭一般都有详细的铭文,内容多为地点、时间、用途、重量、银匠、监铸官员及押运官员名等,并且采用刀刻,文字较长,记述清楚。明代中后期的金花银锭也是遵循这一原则,在银锭的表面钤刻详细的铭文,时间、地点、重量、用项、官员及匠人等一应俱全。形制采用扁状的马蹄锭型,而且,出于便利贮藏运输的需要,将白银都铸成了五十两的大锭。也许是要上解皇室内库,所以铸造极为完好。

    19794月北京海淀区明代武清侯李伟夫妇墓出土四件万历年间江苏吴江县上解内库的金花银银锭。铭文是苏州府吴江县万历十三年京库金花银五十两正解知县江钟廉吏冯应祥银匠孙德”,其余三件铭文内容相差无几。“京库”是指皇室的内库,解银官是吴江县知县江钟廉,据《吴兴县志》(乾隆)记载:万历十四年,江钟廉字寰维,四川南充人,丙戌进士,即上解,我们通常把这种上解的银锭称为解银,即各地解送到京城的银锭。正统元年以后,原用于收贮坑冶课税的内承运库改以专贮金花银,由太监掌握,其银自给武臣禄十余万两外,皆为御用@在万历皇帝的定陵中也出土了8件江南地区上解的重五十两的金花银锭。

    金花银在英宗正统元年后,不再是江南地区折粮银的特称,随着用银折纳田赋的推广,各地缴纳者也如此称呼,这时的金花银已演绎为对所有折粮银的通称,进而成为政府财政的一大收入。1956年定陵出土的45件江西、江苏、浙江等地区上解皇室京库的田赋折粮五十两银锭,其铭文除了金花银之外还有京库银、京库米银、征完解京府银、京银、京折银等。这些铭文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字,不论是京库还是京银,实质上都是同一种东西,都是指上解京库的京粮折银,也是金花银称谓的延伸。这些银锭分别来自于江西、浙江、江苏三省,其中有来自江西省分宜县、都昌县、星子县、安仁县、万载县、建昌县、安福县、高安县、东乡县、万年县、庐陵县、峡江县、临川县、宁州、宜黄县、乐安县的19件京库银。来自浙江浦江县、湖州府、桐乡县、归安县、杭州府、乌程县、长兴县、德清县、金华府、嘉兴县、衢州府、仙居县、温州府、江山县等地22件;来自江苏长州县、常熟县的4件金花银。名称有京库米银、京库银、京银、金花银。而且,我们发现这些银锭除了四件来自江苏的金花银是万历三十五年和三十八年的外,其他来自江西和浙江诸府县的上解京粮折银几乎都是在万历四十六年和四十七年上供的。显然是万历后期的金花银或者叫京粮折银。

近年也发现一件福建上解的金花银银锭,其形状与上述两类金花银银锭截然不同,束腰,锭面平整,两端不翘,其铭文是福建建宁府崇安县征完万历十五年分京库金花正价银五十两足万历十六年三月日知县林一焕承行吏刘星忠银匠郭元。这里的金花银演绎成京库金花正价银。由此可见,金花银的种类是多样的,各地、各时问段也存有差别,并且有五十两、二十两、十两、五两之分。这与史载金花银的存在范围、铸造数量、使用广泛等是成正比的。在明代中后期银锭上还有谷价银、秋粮折银、粮银等其他折粮银的称谓,都是由金花银派生出来的。

 

三、钤刻粮长铭文的银锭揭密了民收民解的粮长制度

 

    在田赋折粮银中有一种刻有粮长字样的银锭甚为引人注目,目前仅发现两件,铭文分别为直隶常州武进县景泰五年秋粮折银五十两委官县康叔器典使邵叙粮长高升解纳粮长张深匠作口口袁州府万载县粮长王梁朝送纳嘉靖十四年分各府禄米银五十两正提调官知县许候银匠辛光显。前者是一件直接反映官府委派解官和粮长等征收和解运的秋粮折银银锭。其铭文还显示了它的征收是在景泰五年由南直隶常州武进县委托县官康叔器、典使邵叙监收,粮长高升、解纳粮长张深解纳的。后者是一件在嘉靖十四年江西袁州府万载县为各府(王府)征收的禄米银,铭文显示是由粮长王梁朝送纳,提调官知县许候监收。是一件典型官俸米折银的银锭实物。

    何谓粮长,这要从明初的田赋政策说起,明王朝从建国初期就建立了黄册、鱼鳞册等一系列完整的户籍土地制度,把农民紧紧地绑在土地上,同时制定了详细的赋税征收办法。以田赋征收为例,是采取里甲催征,粮户上缴,粮长收解,州县监收的一套完整的制度,而在这个田赋征收的程序里,粮长所扮演的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粮长制度创立于洪武四年(1371),在未推行粮长制度前,规定由州县官吏直接征收田赋,纳粮户必须亲赴州县所在交纳,但常碰到官吏克扣,许多贫困粮户不敢亲自去衙门,委托别人代纳,于是就出现了替粮户到州县办理完纳手续并向粮户收取手续费用的揽纳户。但是那些揽纳户也往往和官吏狼狈为奸,侵吞税粮,勒索粮户。为了有效地解决田赋的催征、经收和解运问题,采用以良民治良民、大户治小民的手段,设立粮长制度,由粮长负责征收和解运税粮事宜。洪武二十六年规定,每年720日以前,凡设有粮长的地方,官府要委官一名,率众粮长赴京面听宣喻,领取勘合(一种两联单式的文册,在骑缝中间加盖官印,使用时撕下来,双方各执一纸,以凭日后校之用),这就是征收税粮的凭证。粮长在京城领得征粮任务回来后,根据各里的税粮数量,分派给粮区内的全体里长,里长通知本里全体甲首人户,每个甲首如期将本甲的税粮汇解给里长,里长又将本里的税粮汇解给粮长,最后,粮长将各里的税粮汇集起来,选定日期,率领里长及运粮人户装载舟船运送到缴纳地点。税粮运到指定的粮仓后,粮长要将纳过数目填写勘合,盖印,交户部注销。明初对粮长的待遇是非常优厚的,朱元璋往往亲自召见如期如数解运税粮到京城的粮长,许多粮长还被皇帝破格提升为官。如乌程粮长严震直每年率先输粮而得到太祖赏识,授于布政司参政。当时很多大户豪民以当粮长为荣。因而,粮长是一种职役,其职权有时候超过里长而接近于官,并拥有某种权力,是田赋征收中不可缺少的人物。

    粮长在早期是没有任期的,洪武十三年命令3名正副粮长轮流应役。永乐年问改为岁更法,一年一换。宣德年改为永充制。实行永充制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粮长征解税粮的连续性,防止出现拖欠和来源不明的弊端。但是,世代永充加强了粮长的权力和地位,也产生了副作用,不少粮长利用职权侵吞税粮,勒索粮户。而且,由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粮长不再被要求进京。同时,随着科举制度的兴盛,粮长做官的机会也而变得渺茫。而每年从东南运往北京的漕粮达数百万石,运解任务更加艰巨,因而出现粮长营私舞弊的现象在所难免。在宣德四年十二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吕升建议增加官员监督粮长征解税粮:“……江南粮长之设,专督粮赋,近时永充粮长,倚其富豪,肆为亡赖,交结有司,承揽军需买办,往往移已收粮米别用,假风涛漂流为词,重复追征,深为民患!请令郡县各增置官一员,专率粮长催征,使不得干预诸事”。⑦而那些不善于舞弊者,也经不起千里颠簸解运,亏空破产。粮长之职逐渐变成了一种重役,一般民户难以负担,粮长的人员也逐渐增加,由洪武时的一名粮长负责输粮数千数万石到明中期的数百石。粮长从一户包揽变成数户分工,或轮充,有时甚至是由数十人充任。尽管如此,粮长制度一直伴随着有明一代。

我们知道依靠粮长征解税粮,实际上是一种民收民解的做法。明代中期赋税折银逐渐变成了一种常态,在征解各类田赋折银的数量扩大的过程中,尽管田赋依然采用里甲催征,粮户上缴,粮长收解,州县监收”的原则,但是加强了官方对粮户纳银的监管,进而过渡到官收官解。纳银一开始就采取了直接输纳银两的方法,即在州县衙门或其他公共场所前设立银柜,上开一个孔,使得银两可以进而不可以出。每逢开征日期,每柜前都有官府派的柜头(官吏或粮长担任)核对纳银数量和成色并监收,银两是由粮户自包封,在纸包上写明里甲姓名银数,亲自投人银柜,最后由官府签发收据。每十日由掌印官同管粮官以及经收吏役粮长开柜清查一次,照簿对封包。照封包验银。如果无差,总算共该银若干,折放在一处。每百两权作一封,暂寄官库,另贮于一匣,以待临解时倾锭。”⑧在江南等重税区,输银的方法大同小异。在绍兴地区“每区各设一柜,每柜设‘收头’一名掌管,验收银两。收头至晚上结一总数报官,在收银的次日,即由收头自行拆封,如系解部银两,则应倾销成锭,并不得久延,若系兵饷军储或本地岁用者,可不必倾销,即将所收银两贮库,听侯起解。……各属征完各项银两每五日一次报府。侯府委定解官,即行该县掌印官公同佐贰一员,将收头贮库银两取出,用原发解银砝码,当堂秤兑明白,即于批文内明开某项银若干两,计若干锭,每锭重若干两,同原发解银砝码,一并付委官,仍拨兵壮护送解府。”凹这种从依赖粮长征解税粮到官府监督税银输纳的发展过程也明明白白地记录在这两件刻有粮长铭文的银锭上,例如在“直隶常州武进县景泰五年秋粮折银五十两委官县康叔器典使邵叙粮长高升解纳粮长张深匠作口口”铭文中就写出了“委官县康叔器典使邵叙”的字样:“委官”是官府委定解官,“县”是丞县,“典使()”是县衙里的低级官员,是负责掌管粮马的。明代官解税银规定解运三百至五百两银子需要由典史办理。这件银锭的铭文意思是秋粮折银是由直隶常州府武进县委定丞县为解官的康叔器和典使邵叙共同来监督税银的征解。在“袁州府万载县粮长王梁朝送纳嘉靖十四年分各府禄米银五十两正提调官知县许候银匠辛光显”这件银锭的铭文中提到了“提调官知县许候”等字样,“提调官”在明代是由相应各级机构的主管行政官员兼任,相当于某个项目的负责人。“提调官知县”的意思是这个万载县的知县兼任提调官一职。显然也是由官府监督征解的禄米银锭。江苏和江西都是当时的产粮区,不论是秋粮折银还是禄米折银都是由粮长负责解纳,而且在常州府武进县的那件银锭上写有两个粮长名字,这就是说是由两个粮长办理,再由州县官员监收的。这从文物角度印证了粮长收解,州县监收的历史事实,正所谓以物证史、以史证物。

 

四、田赋制度下派生出来其他折粮银

 

1.轻赍银

    除了金花银和麦粮折银等田赋折银外,在明代银锭中还有一类很特殊的耗米折银,称为轻赍银。轻赍的原意是容易地移交。早期的轻赍银主要是指折色银,后来逐渐演变成耗米折银的特称,专指在漕粮运输中加收耗米作为运输费用,又扣除作为运军行粮的耗米再折换成银两的部分。

    明代漕粮运输有民运和军运两种,永乐以后,远程运输都是由军队来完成,民运仅

运至指定的地点,再由军队运至京城。其运输费用是由军民双方议定后,然后由粮户支付给军队,这些费用是来源于另外加收“耗米”来作为路费。具体征收办法是百姓在缴纳漕米时,须按比例加缴耗米。随着明中期折银的普遍,这部分耗米也部分折成白银,即粮运轻赍银。《明史·食货志三》:“轻赍银者,宪宗以诸仓改兑,给路费,始各有耗米;兑运米,俱一平一锐,故有锐米;自随船给运四斗外,馀折银,谓之轻赍。”孙承泽《天府广记》记载:“粮运轻赍,所谓一六、二六、三六者,即耗银也。”⑩

    所谓一六、二六、三六轻赍的征收方法是因地而已,大同小异。中国财税博物馆藏一件明代崇祯二年吉永丰县三六轻赍银五十两银锭,是目前唯一发现的轻赍银锭。其铭文“吉永丰县解纳崇祯二年分三六轻赍银五十两正崇祯三年四月日解官葛应秩银匠刘口口”。所谓三六轻赍是指在江西、湖广、浙江等地征收正米一石需加耗米六斗六升,又加尖米一斗,共七斗六升,以四斗随船作耗,余下三斗六折银,称三六轻赍。另外还有二六、一六轻赍。在江南、江北、直隶等地流行二六轻赍,即正米每石加耗米五斗六升,又加尖米一斗,共计六斗六升,除去四斗随船作耗,其余二斗六升改折银两;有的地方是正米每石加耗米五斗六升,三斗随船作耗,其余二斗六升折银。故称二六轻赍。一六轻赍是流行于河南、山东等地正米每石加耗米四斗一升,除二斗五升随船,另一斗六升折银,称作一六轻赍。

除了用于运费,这些轻赍银还用在什么地方呢?据文献记载轻赍银的70%是上缴户部太仓库的:凡四十四万五千余两。后颇人太仓矣。”⑾那么入了太仓库的轻赍银又做何用?据《崇祯遗录》记载:廷臣动请内帑,夫内帑惟承运库耳,钱粮解承运库者有,一曰金花,二曰轻赍。金花银所以供后妃金花,宫人宦官赏赍。轻赍银所以为勋戚及武臣俸禄随发。”据此可知,是用于功臣和军官的俸禄。l558年以后,由于辽东战事危机,军事开支大增,上缴太仓库的轻赍银大半是用作军费开支的。另外,部分轻赍银还用于运河的修缮,以便漕运粮船可以顺利地通过洪闸。

 

    2.禄米折银

    在为数不多的新发现的明代五十两银锭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湖南桂府的禄米折银。比较典型有以下几件:武岗州征完崇祯十年分桂府禄银四十六两七钱知州吴中良银匠陆元年长沙县征完崇祯十年分桂禄银五十两提差张文智茶陵县崇祯十一年分桂府禄银五十两银匠刘肖文等几件。这些写明桂府或桂字样的银锭,说明是当地州县供给桂府的禄米折银锭。前述一件袁州府万载县粮长王梁朝送纳嘉靖十四年分各府禄米银的五十两银锭也是一件典型的禄米折银。

    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⒀。明代的俸禄分为两种,一是给皇室宗族的岁供;二是给文武百官的官俸。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避免皇族问的争权夺利,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实行了分封制,把自己二十四个儿子分别封派到全国各地去当藩王。初,太祖大封宗藩,令世世皆食岁禄”⒁。并且规定除了皇帝的继承人外,所有的皇族成员在成年后都必须离开京城。国家为那些藩王们建造华丽的府邸,国家每年发放丰厚的俸禄。洪武九年,皇帝规定诸王公主岁供之数,以亲()王为例:亲王,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丝三百匹,纱、罗各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锦二千两,盐二百引,茶千斤,皆岁支。”⒂随着时问的推移,藩王增多子嗣繁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世族群体。而且,包括藩王在内,没有皇帝的允许他们都是不可以离开驻地的。他们也被禁止当文武官员,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也不可以从事商业活动。他们每年俸禄全部出自地方财政。因而,每年给皇族的巨量俸禄给地方的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说:“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⒃。每年征收米麦远远不能满足供给皇族禄米的数量。    与世袭皇室贵族丰厚的俸禄相反,明代的官俸是严格控制的。明代初年,百官俸禄都取之于江南官田,即赐其公田,以租充俸禄,之后下令还田给禄。洪武时官俸基本是给米,问以钱钞兼给,钱一千,钞一贯,抵米一石”⒄。十三年规定了文武百官的官俸和俸钞的数量。正从一二三四品,自干石至三百石,每阶递减百石,皆给俸钞三百贯。正五品二百二十石,从减五十石,钞皆百五fJ贯。正六品百二十石,从减十石,钞皆九十贯。正从七品视从六品递减十石,钞皆六十贯。正八品七十五石,从减五石,钞皆四卜五贯。正从九品视从八品递减五石,钞皆三十贯。勒之石。”⒅二十五年又重新更定百官禄,成为永制。

    明成祖即位后,宗亲勋戚支米,百官俸禄米钞兼支。成化七年,宝钞不足,用布替代,布一匹,当钞二百贯,是时钞一贯仅值钱二三文,而米一石折钞十贯,是一石米仅值二三十钱也,布一匹亦仅值二三百钱,而米折米二十石,是一石米,仅值十四五钱也”⒆。这里说的是用钞值米,又用布折钞,折来折去,越来越少。于是在成化十六年规定官俸的本色部分可以折银,以减少损失。具体分本色(禄米)和折色(俸钞)两种,本色又分为三种;l.月米,即不论官品高低一律给一石;2.折捐米,即一匹折银六钱;3.折银米,即以银六钱五分折米一石。折色又分为两种:l.本色钞,是钞十贯折米一石:2.绢布折钞,绢每匹折米20石,布每匹折米l0石。但是,其计算复杂,支付也复杂。

    不论是岁征不抵禄米还是俸钞折算的混乱,都有要求将俸禄的一部分折换成银两,尤其是在白银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明代中后期,禄米折银变成一种趋势,最终全部由白银来折换。事实上,早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初,就开始有了禄米折银。当时漕运路途遥远,除了给军队供米外,在京师的文武百官都要拿着俸帖到南京去领俸米,从中还要受到商人的克扣,米贱时俸帖七八石易银一两弊端重重。周忱根据江南税重的特殊情况,令江南重额官田与极贫下户的两税中,米四石准折金花银一两,解京以充百官俸禄,从而开始了俸禄折银的先河。成化、弘治以后,朝野率皆用银。禄米折银、官俸折银也随之越来越多。到了万历初年,官员的俸禄已经放称为俸银万历九年题准,行在京各府卫掌印官查将个官关支俸银”。[21]至此,官俸支付完全白银化。

    我们现在看到的禄米银锭以供给宗室贵族的禄米折银为主,那些禄米银是如何征收的呢?我们从武岗州征完崇祯十年分桂府禄银四一卜六两七钱知州吴中良银匠陆元年长沙县征完崇祯十年分桂禄银五十两提差张文智茶陵县崇祯十一年分桂府禄银五十两银匠刘肖文这三件银锭铭文中可以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就武岗州征完崇祯十年分桂府禄银四十六两七钱知州吴中良银匠陆元年而言,写明了征收地点是湖南武岗州,征收时问是崇祯十年,桂是桂府,即桂王府,位于湖南衡州。桂王朱常瀛,是万历皇帝第七子,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册封。禄银即禄米折银,知州吴中良说明征收该银锭是由叫吴中良的知县监督办理的,由银匠陆元年铸造的,重量是四十六两七钱。这说明禄米折银是由地方征收完成后交付桂王府的。另外两件禄米银也都来自湖南的长沙县和茶陵县,这说明王府的禄米及禄米折银是由当地各州县征收提供的。还有一件“益阳县桂府五十两差张文智催”银锭,虽然没有写明是禄银,但从桂府两字上就可以肯定这也是一件由益阳县提供桂府禄米折银。在其铭文中还提到了“差”和“催”,这是反映了明代田赋的里甲催征制度。里甲是~种正役,是以里甲为单位而承担的徭役。粮户是以ll0户为一里,选其中纳粮最多的l0人为里长,其他100户分为10甲,每甲l0人,有甲首1人。每年由一位里长带领一甲十户去应役,每年轮一甲,十年完成一轮。里甲应役的主要任务是催办钱粮和拘捕罪犯。并且随时应衙门的经常性和临时性的差。差就是应官府催征禄米折银的差。催就是催征。张文智就是由里甲当的差役。

再看袁州府万载县粮长王梁朝送纳嘉靖十四年分各府禄米银五十两正提调官知县许候银匠辛光显这件银锭,上面提到的各府就是指在江西各藩王府邸。据记载江西有三个藩王府:宁王府,明太祖子,建藩国于江西南昌府;荆王府,明仁宗子,初建藩国于建昌(今江西南城县),后建藩国于湖广蕲州府(今湖北蕲春县);益王府,明宪宗子,建藩国于江西建昌府(今江西南城县)。这三个王府世代传袭,先后出现23个藩王。他们的禄米岁俸都是由江西各府州县提供的。这件五十两禄米银的铭文显示是嘉靖十四年袁州府万载县征收的,由粮长王梁朝送纳各王府的,并由提调官知县许候监办,银匠辛光显铸造的。它和上述几件桂府禄银一起完整地反映了禄米折银的征收解运情况,有极强的史料价值。

 

    3.田赋加派折银

明代后期实行田赋加派,借以各种名义实行临时性加派,从而增加田赋收入。存世一件铭文为:云龙州呈解十六年秋粮地亩加派辽饷银五十两银匠张口口银锭,在其铭文里赫然写明辽饷加派,显示是辽饷加派所收缴的白银。辽饷是明末著名三饷加派之一,万历四十六年(1618)辽东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日益强大,起兵反明,抚顺、清河沦陷。明王朝军费无措,采用了户部尚书李汝华提议,加派田赋辽饷以对付辽东战事,自贵州外,亩增银三厘五毫,得饷二百五十万”[22]。万历四十七年(1619),辽饷用尽,战事未决。又议定每亩在加派银三厘五毫。万历四十八年(1620),兵工二部以供给士兵安家、马价、器械为由,再次要求每亩加派二厘,三次加派每亩共加派到九厘,先后三增赋,凡五百二十万有奇,遂为定制[23]崇祯三年(1630)辽东战事恶化,崇祯皇帝下诏每亩加派三厘。这是第四次加派,这是全国共增辽饷银计l655000两,合前三次加派,全国共增辽饷银高达6678000万两。2005420日,四川彭山县江口镇岷江河道出土了装在一个圆木里的7枚明代银锭,其中一枚铭文为“京山县十五年分口助饷四十两”。这里的助饷是辽饷的一种,助饷是崇祯八年(1635)加征的,总督卢象舁请加宦户田赋十之一,民粮十两以上同之,既而概征每亩一钱,名曰助饷[24]也就是每亩田赋银一两加征一钱。事实上,辽饷等田赋加派虽说也是一种田赋征银,但是已经脱离了田赋征收的真正意义,变成了战时应急的财政措施。换句话说,这种征收完全是不遵守正常税收的原则,不顾百姓的承受能力,以军费的需要来作为征税的目的。这两件辽饷助饷银锭是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物。

 

五、结论

 

综上所述,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实现,最初是凭借田赋折纳白银来完成的,那些为数不多的各式折粮银锭正是这个货币化进程的纪录者。明代的田赋从明初征米麦丝绢等实物交纳,到部分用白银折纳,最后到完全用白银折纳,是一个从实物税到货币税的发展过程。早期的田赋折银,是属于临时性的行为。宣德末年,周枕改革江南税粮变卖银两,是金花银替代税粮的一种尝试。正统元年(1436)八月金花银正式成为田赋折银的代名词。之后,各种田赋折银明显增多,出现了京库银、粮银、米银、谷价银等不同称谓的折粮银。到了嘉靖、万历年问,随着一系列的赋役改革和一条鞭法在全国各地的展开,进而使白银在田赋收入中占居了主导地位。田赋的白银货币化基本完成。明末,田赋及各类田赋加派征收层出不穷,所有的财政收入都用白银来结算。至此,白银彻底成为国家财政收支的主要媒介和民问交易的通行货币。可以这样说,是田赋税收促使了白银从一个单纯的贵金属蜕变成货币。并且在之后的300多年里,官方和民间一直遵循“用银为本、用钱为末”的原则,银本位制因此确立。   

 

注释:

《明太祖实录》卷105,洪武九年三月己丑。   

王圻《续文献通考》,现代出版社l991年版。   

《明太祖实录》卷255,洪武三十年九月癸未。   

④⑤《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

《明史》卷79《食货志》三仓库   

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二辑第632页。   

《梁方仲文集·一条鞭法》第46页。   

《梁方仲文集·一条鞭法》第46—47页。

    孙承泽《天府广记》上册北京占籍出版社第175页。

    《明史》卷食货二三。

    《大明会典》2727—29

⒀⒁⒂⒃⒄⒅《明史》卷82《食货六》。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2

《明史》卷l53《周忱传》。   

[21]《明会典》。

[22][23]《明史》卷202《李汝华传》。   

[24]《明史》卷78《食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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